1995年初,我來到北京擔任記者一職,開始在這裡工作,在這裡生活。那一年,前此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經退休,並且據報有病在身,但不論是對學者、商人,還是共幹、平民百姓來說,他始終還是眾人的談資。他雖然身體狀況岌岌可危,但是對黨高層人事安排、經濟政策之擬定仍有相當的影響力。
鄧小平為了執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刀闊斧地革除毛澤東徹底激進的平均主義,為中國及其人民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中國現在的高速鐵路網,其里程數占全世界里程數的三分之二;城市中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公路上擠滿了嶄新的汽車,地底下複雜的地鐵路網四通八達,人工智慧產業日益強大,專利發明數量占全世界第二位,舉國所產出的億萬富翁人數僅僅次於美國,然而其領導力卻更為果斷。
所有和鄧小平有關聯的政策裡面,至少有兩個是中國這一切的發展的關鍵:一個是結束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讓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自由選擇在家裡種田或是離開農村,去工廠做事;第二個是鼓勵民營企業,並且歡迎外資前往深圳、廈門等沿海城市新設立的經濟特區投資。
「農民放棄人民公社」這樣的事情,尤其是當今官方論述特別強調的成就。我們在這些故事中聽說中國共產黨總是充滿了務實的精神:共產黨高幹一方面保住了自己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但又能夠接受不得不然的重大變革。他們容許中國企業主在城市創立私有企業,也容許農民在農村掌有土地,自行決定要種植什麼作物,收成之後要賣給誰;這樣不但能夠提升產量,也能夠促進經濟成長。
那時候滿腦子生意經的黨只要開口邀請外人來投資,其實都已經替投資者準備好了勞動力;人民公社已經解散,農村裡那些過剩的勞動力全都湧向沿海各城市,找工作,做工賺錢。他們在城裡賺的錢比以往多,也改善了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最大的人口移動潮就這樣開始了。
「自由」與「開放」中的農民百姓
幾年前我在史丹佛大學讀當代中國史時,就有讀到中國這一段歷史。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悲劇當然令人懷疑日後再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是中國朝向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發展的趨勢卻像木已成舟,不會再有改變了。過程中難免發展不均等。據說,鄧小平在他的「涓滴經濟學」中曾經說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凡是有本事的中國人──包括千千萬萬的農民與工人──都有機會。
但是,這樣的「機會」,背後卻隱含一樁看不見的交易,那就是:人民不可以公開批評黨,不向黨要求政治權利、公民權利,黨則是負責不斷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以期增加人民的物質財富。
我於1995年來到中國,鄧於1997年亡故,但是這一樁交易至少在各大城市並未人亡政息。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15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領導階層在會中宣布私有企業解禁,民營企業從此「成為中國經濟體重要的一部分」。但這其實只是反映中國經濟前此數年來已有快速的成長,不少中國人早在國家法條的禁錮之外創造了大筆財富。
1999年,一心一意推動改革的總理朱鎔基為了使中國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主導了「市場開放」等極為艱鉅的「讓步」措施。中國領導高層承諾歡迎外資投入中國汽車、農產、金融、保險、觀光等等一切產業。此一「自由化」開放政策後來從海外引來了一股錢潮,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創造了就業和機會。
2000年,網路榮景席捲中國,網易、搜狐、中華網在納斯達克掛牌,股價大漲。相關各界極力宣揚這一現象,說這一種現象證明新中國已經快速轉變成適合創辦最先進企業的地方。城裡一些見過世面的人開始會用英文縮寫「VC」來講「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另外,眾多80年代後陸續前往海外求學的中國學生現在也開始歸國,渴望在這一波經濟發展中參上一腳。
然而,我對這一片網路繁榮現象卻興趣缺缺。當年我之所以想要研究中國,是因為我想知道,這個古老的國家,到底是歷經怎樣的農業革命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最後又開始要轉變成市場經濟體?如今我既然來到北京擔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的記者,自然會想看看在這一波改革當中,老百姓是不是受益,受益程度如何。
走向「西部大開發」
所以當大家在北京熱議新興的網路「遊戲」之際,2000年夏季,我從北京南下,來到了當時還未受到這一股「網路瘋」波及的廣東和貴州兩地。廣東在當時已經是中國最大的加工出口基地,貴州卻還是很貧窮,沒有什麼發展。廣東的珠江三角洲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令名;此地──包括深圳、東莞──聚集了數百萬農民工,在數千家工廠裡做工。
深圳是中國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東莞一區聚集了許多工廠市鎮,那些工廠蓋得亂七八糟,毫無規劃,但是每一鎮都有其特定產業,譬如製鞋、玩具、家具、燈具。貴州長久以來處於中國邊疆,以其美麗的石灰岩山水為人所知,山水之間住著各式各樣的少數民族。他們一向都有反抗中央控制的傳統。大家都知道這裡耕地不足,人無恆財。這種情況意味著大部分年輕人都必須離鄉背井,到沿海城市工廠做工,做工地工人。
我跑來這裡,是想要看看共產黨政府進行的那一筆巨大的交易,「另一個中國」是否買帳。這裡的「另一個中國」,指的是貴州等發展遲緩省份的工人、農民,而不是沿海那些物質財富越來越發達的樣板城市比較有錢的居民。
2000年初,決策官員決定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政策。這政策是江澤民主席的構想,想要促進貴州、廣西、四川、甘肅等內陸省份,甚至是西藏、山城重慶等地的經濟成長。政策實施之後,靠著免稅、低利貸款等措施,加上公路、鐵路、發電廠等基礎建設的公共支出,吸引了眾多本國及跨國大公司進駐投資。
北京方面的官員確實認識到中國有許多地方發展落後,區域與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很不均等,但是他們沒有講的是,這個政策的目的,是要讓那些多年來一直在工廠做工的農民工返鄉回家。要讓農民工回家,中國內地起碼要有某個程度的繁榮才行。
21世紀初東莞的農民工日常
21世紀初,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長安鎮是農民工找工作的主要目的地。長安鎮是全中國最大的「鎮」,人口有60萬之多。東莞眾多工廠市鎮都是沿著107國道延伸展開,長安鎮也一樣。107國道北起北京,向南貫穿整個中國,最後直抵東莞香港邊界。在最後這一段,中國在這裡的巨大出口「機器」內部景象一覽無遺,醜陋不堪:一間間兩層樓高,裝著鐵窗的廠房,屋頂積滿了厚厚的泥塵,沿著這條幹道一公里接著一公里連綿不絕。廠房與廠房之間,那些水泥牆後面,偶爾可見幾間別墅,是台灣或香港籍老闆的住宅。整條國道一直維持著這樣的情景,最後來到深圳的大海港鹽田。
莫梅荃和另外三名農民工來自貴州同一個村子。我初識她時,她才18歲,來工廠做工即將邁入第二年。她15歲那一年輟學,然而卻是他們村子裡幾個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輟學之後,前兩年她在家裡幫父母下田種稻,後來於1998年來到長安鎮。我們碰面時,她還是穿著藍色工作褲裝。她每天要上班14個小時,穿著那工作服做品管工作,檢查錄音帶、錄影帶有沒有瑕疵。
我們在「崔頓電子廠」(Triton Electronics factory)對面一家餐廳面對面坐著,她很害羞,講話的時候一直躲著我的目光:「家鄉那裡找不到工作,我們家地又很小,我只好到外面來做事。」她一邊眼睛看著桌面,一邊說她工作每小時工資1塊人民幣。廠裡有供給宿舍,但是宿舍夏天酷熱,冬天酷寒,而且還是15個人同住一室。梅荃的遠親表哥莫玉開和我們一起用餐。他24歲,頭上一綹頭髮染成紅色,很有一點時尚味。他說:「我覺得很慘。我想回家做一點小生意,不想再回來了。」
後來我也和他們另外兩位同鄉碰面了。32歲的莫文吉是第一次來長安鎮,現在一家台商電子廠當廚師,一直很掛念家鄉的妻女。他們每一年才見一次面。25歲的莫路波是莫文吉的同事,在廠裡擔任焊接工;焊接工人比較少見,所以擁有這項技能讓他很得意,打算一直留在東莞。我們來到他那間11個人同住、濕氣很重的宿舍,他一直在讚嘆這裡要買牙膏、音樂帶等等日用品是那麼方便,工廠外面街上很多商店、小吃店,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換成在家鄉,這些都要等每個星期一次的市集才有。莫路波的床腳下擺著一組槓鈴,他每天下班回來都要練一練舉重。室內一張桌子已經壞得差不多,桌上擺著一組機車模型;他說他希望有一天能夠弄一台真的來騎。
他們保證,這裡的一切落後都將改觀……
見識了莫家人在城裡工作的環境之後,當年秋天,我又拜訪了他們遙遠的家鄉炳花村。炳花村位於貴州省東南邊,村裡人口不滿1,000人,幾乎都是少數民族布依族。我從北京搭飛機3個小時來到貴陽,轉火車5個小時來到一處縣城,接著再轉搭客運車2個小時來到某個地方。一個前途看好的年輕官員莫路順來車站接我。他也是炳花村人,但是現在附近一個市鎮做事。到達他們村裡最後一段路程,我們坐著馬馱車在山區走了一個多小時(梅荃已先從東莞回來;她這一趟路花了29個小時),最後從一座水壩頂上走過,才進入他們的村莊。
村裡一處充滿綠意的山坡立著一座座木屋,看起來並不牢固。石頭小路從村裡蜿蜒穿過,偶有一兩塊小小的平地,可見雞隻一直在以爪抓地,木屋一樓幽暗的畜舍傳出牛鳴與豬叫。人住在木屋的二樓,洗澡間在外面,煮東西的爐子燒的是柴火。最近的醫院和學校在幾個小時路程之外,村子裡沒有電話。
我和50多歲的村黨部書記莫文克在一間幽暗的房子裡坐著談話(這裡一天只有幾個小時有電)。他抽著香菸,紅色的香煙頭的散發著一點亮光。他很嚴肅的告訴我說:「路不好阻礙了村子的發展。」但是,鎮上管轄炳花村的官員已經向他和村民保證,隨著「西部大開發」政策指導下展開的一項基礎建設計畫,這一切即將完全改觀。尤其是本村對外的那一條泥土路,不但會鋪上水泥,而且還會拓寬為兩線道,方便本村和鎮上往來通行。然後從鎮上銜接到幾條計畫中要興建的公路,到達222公里外的省城貴陽。
政府官員還說,中國希望一年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為村裡的農產品打開新的市場。村民希望這種新的機會能夠吸引一些離家外出工作的年輕人返鄉,讓炳花村不要再只看得到老人和小孩。村人已經開始在計劃增加作物種類,不要只種玉蜀黍、稻米,還要種比較有價值的辣椒、油菜籽、水果等等。除此之外,黨書記說還要蓋一座小型加工廠,將這幾種新的作物做成加工產品。村子裡如果要繁榮發達,這是關鍵所在。
梅荃回到村子,像是換了一個人,和東莞那裡的她完全不一樣。在東莞,她很害羞,在這裡,她那羞赧不見了,換成了一張笑臉,急著帶我看他們的村子。村民一直跑來看我們;他們有的穿的是毛澤東時代普羅大眾常穿的那種粗布外套,有的穿的是自製的布依族傳統深藍布衣。他們跑來看外國人,還一直問梅荃外面城裡的事情。他們問梅荃在工廠做事賺多少錢,都吃些什麼東西,城裡的人好不好等等,邊問邊摸著梅荃身上那件紅色新背心。你可以看見他們的手因為務農的關係都很粗糙。梅荃後來告訴我說:「等到錢夠了,我要去上學;公路蓋好以後,我要做一點生意,為村裡做一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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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
譯者:廖世德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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