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每當討論海洋生態保育，或者漁業發展規劃時，經常都會聽見把日本當模範生，多加學習仿效的說法。不過，鈴木先生所寫的《魚與黑道：追蹤暴力團的大金脈「盜魚經濟」》，卻揭露了日本水產經濟和飲食文化中，鮮為人知的黑暗面。
例如，台灣民眾也很熟悉的鰻魚料理。日本人喜歡吃鰻魚的程度，已經到了快要吃盡全世界的鰻魚、讓日本鰻被列為瀕危類的地步了；而且，盜漁和非法流通鰻魚的網絡很廣大，台灣和香港都是重要節點，這種違法行為正逐漸常態化（第六章）。還有，中華料理使用的高級食材海參，由於加工容易且價格高昂，儘管日本國內沒有需求，但短時間就可以大賺一筆的誘因，吸引了北海道札幌地區的加工商、水貨商及暴力團，形成盜採海參的共生團體，使得札幌淺海都沒有海參了（第三章）。至於世界知名的水產交易中心——東京築地市場，鈴木先生也在裡頭蹲點工作4個月，最終證明了，其實水產商們是在知情狀態下，販賣著盜採的鮑魚（第二章）。
任何形式的盜漁，都只是居民為了生存的步步為營
雖然揭露了一樁樁的非法行為，但鈴木先生在字裡行間，卻又透露出他能同理參與盜漁經濟的人們。有時，他會讓暴力團和盜漁者，說出個人情感與生計考量；有時，則是停下故事發展，冷靜分析，說明盜漁現象之所以形成的背景脈絡。藉由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提供讀者多層次的視角，深化思考。
像是讓我最動容的第五章〈再訪北海道：受冷戰擺布的螃蟹戰後史〉，鈴木先生寫下這段話：「罪的意識薄弱，或者該說，先背叛他們的是國家。在根室，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很深，誰也不相信政府。」
北海道根室的盜漁現象蓬勃，而且整體社會氛圍相當包容非法行為。鈴木先生歸結出，這與根室的歷史有關。因為根室的外海不遠處，就是俄國（前蘇聯）和日本二者領海交界的爭議海域，20世紀，國際上以美蘇為首的政治交鋒，以及日本國內左右翼政黨競爭，直接且持續不斷地影響著根室漁民的生計：能不能出海捕魚？能到多遠海域捕魚？哪種水產品才可以買賣？要不要跟俄國警備隊合作走私交易？要不要當俄國或日本的間諜……等等。
捕撈水產合法與否，或許對國家來說很重要，但對於承受實際生活重擔的居民而言，任何形式的盜漁，都只是為了生存的步步為營。
因此，關於「罪惡意識薄弱」的話，並不是為了替盜漁的人們脫罪，而是把社會現象、人的處境，放在更宏觀的時空情境裡。一方面，這跟鈴木先生的成長背景有關——他成長於戰後的北海道札幌南區，彼時彼地的日常生活，同樣深受國際政治波動和日本國家意識形態影響。另一方面，這些精采而深刻的故事，來自於調查者與調查對象彼此的觸發和交融，因為有了共情而寬容的理解，所以能擴展對話的空間。身為人類學學徒的我，對此既感到熟悉親切，又深深佩服。
魚與黑道的關係是......
我想，身為海鮮消費者的讀者，在讀這本書時，不需要過早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實踐道德判斷，思考之後日本產的海鮮、超市買的鰻魚是否可以吃。不妨懷抱著看偵探小說的心情，跟著鈴木先生的腳步，耐心了解和學習，從海鮮生產端、流通方式到消費端，玩味由龐雜細節建立起來的日本漁業圖像。
對於一般海鮮消費者而言，本書鉅細靡遺的知識細節，以及龐大繁瑣的人事時地物，或許有較高的門檻。對於略懂或參與水產經濟的人來說，書中提及的盜漁經濟和非法情節，其實都在意料之中，而作者也沒打算刻意強調或大灑狗血。
不過，對於關心海洋生態保育或水產經濟發展的讀者和學術工作者而言，這本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讓人可以思考對我們身處的社會來說，水產商品和漁業除了經濟價值，背後還有哪些社會價值和歷史意涵。
在緊緊圍繞黑道文化討論的第四章〈千葉：暴力之港銚子的統治者——高寅〉，身為日本黑道專家的鈴木先生，顛覆了讀者對黑道的刻板印象。他抽絲剝繭地說明，為什麼昭和23年（1948年）底，一件地方小報被暴力所害的普通事件，得以變成一場旋風，鬧到國會殿堂。那是因為政府體制變革和地方民主化的時代浪潮，已經勢不可擋地沖向漁村，原本受惠於封建日本慣習的地方幫派，自然而然地變成漁業民主化過程中的代罪羔羊。
這無疑是全書刻畫黑道和日本漁業關係最深刻的一章呀！更令我玩味的是，這套哺育著地方勢力的日本封建時代漁業權制度，隨著時過境遷，在聯合國農糧組織收藏的文獻中，被視為保育水產資源和生態的傳統智慧之一。
《魚與黑道》的內容還有太多可挖的寶藏，就讓我先藏私，暫時分享到此。期盼這本書能夠吸引讀者思考，生活在很容易吃到海鮮、很方便就能看到海的台灣，海鮮、漁業、漁村及漁港，如何與我們的生活切身相關呢？也期待這股關注，能孕育更蓬勃多元的台灣海洋漁業書寫和研究議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好書推薦：
書名：魚與黑道：追蹤暴力團的大金脈「盜漁經濟」
作者：鈴木智彥
譯者：羅晨音
出版：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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