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泊爾工作的時候，我一直很想融入當地，所以我不喜歡一切的歡迎儀式，不喜歡校方為我們準備特殊的座位，不喜歡孩子為我們的到來起舞，更不喜歡打擾本該在田裡工作的家長們。如果可以的話，我只想跟當地人一起坐在台下，在印著聯合國標誌的塑膠墊上曬大太陽，一起聽校長冗長到不行的演講。比起被看作高高在上、充滿距離感的組織領導人，我更想成為當地的一分子。這樣，我才能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才能懂他們的心情，才能站在孩子的視角看遠山呼喚的未來。
然而，有時我覺得，當地人根本不可能把我們視為自己人。偶爾，我也會有些怨恨他們所接觸過的服務者──那些帶著大批物資短期停留、只為了拍照的異國人士。我想告訴他們，來自台灣的服務可以不一樣，所以，當他們想要把我們高高捧起時，我偏不讓他們得逞。
然而，真正被當地人接納的時刻，卻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如果留在學校，我會沒有未來
自2016年首次集資成功後，我們將資金投入廓爾喀的國小，連續18個月以來，大幅降低了輟學率。然而，在田野中的訪談卻讓我看見數據上無法顯示的隱憂。
有次我們訪談一位孩子的母親，她說自己背著丈夫，偷偷把資助金都存起來。「他有時會喝酒到很晚，還把錢都賭光。還說為什麼錢要拿來付學費，讓小孩去工作就好了。」說著說著她就哭了，翻譯與社工上前抱著她，「我好怕，我的孩子快要離開我了。」她依偎在社工懷裡，泣不成聲。
多數在廓爾喀的日子，我都會刻意經過Susmita的帳篷前。我一直很關注Susmita，地震後這位女孩的父親半身癱瘓，母親在地主的農田上辛苦工作，只為了換取一家人在路邊的荒煙亂草中架起一頂帳篷的生存權。Susmita有著一頭捲髮跟全校最開朗的笑容，那笑容彷彿能沖走一點悲傷。當地社工告訴我，Susmita的母親沒受過教育，她不懂為什麼要送孩子去上學，其實，很多家長都是這樣想的。
回到國小教室裡，我會坐在最後一排聽老師上課，孩子們會轉過來對我眨眨眼，或是吐個舌頭爭取關注一下的眼光。教室的桌椅，是用了幾十年的「木條」拼接而成；這桌椅好矮，然而坐定之後，我卻因此獲得孩子的視角。我往上看去，充滿裂痕的天花板上沒有燈，前方書架上一本書也沒有，黑板早已斑駁不堪，根本連寫東西上去都有點困難。那個當下，我覺得很心疼，如果是我的話，一定也會逃離學校，去工地上班賺錢。這些孩子還能忍受多久呢？
這些事件讓我發現，「資助金計畫」這種單純給錢的服務模式充滿裂痕，充其量只能短期地將孩子留在學校，根本不能扭轉問題的核心：區域的教育環境。
21歲的我突然覺得自己好渺小，兩個大學生要怎麼解決這麼龐大的問題？這個區域內有上千個孩子，就算給了這所學校資助金，孩子們畢業後，仍然會到另一所學校陷入同樣的環境。果不其然，在升學階段，好不容易畢業的孩子們紛紛輟學了，就連才三年級的孩子也離開學校。當時，一位小男孩說出這樣的話：「如果留在學校，我會沒有未來。」
絕路重生：教育種植計畫
我不喜歡一切流於形式的服務，更不能忍受做出沒有效益的計畫，因此在輟學情況再次發生的半年前，我們就開始了翻新計畫的大工程。我們一邊彙整上千筆研究數據，一邊以小規模的「模型計畫」進行實驗，找出要翻轉教育環境的關鍵面向。同時，我們也評估著計畫長期的資金需求，並在台灣籌備新型態的募款機制。
那正是我們升上大四、準備成立非營利組織的時期。我們計畫同時準備，並且接連進行三件龐大的工程：招募定期定額資助人、開啟「教育種植計畫」、撤除「資助金計畫」。一旦有一個環節無法銜接，或是沒有規畫好釋出的時間點，整個計畫就會付之一炬，當地的輟學率也會回到震後42%的慘狀。
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大二的時候，光是一場120萬的群眾募資，就讓我們準備了半年，還險些難以負擔。現在，更是只有3個月的籌備時間，第一階段就要募集一年500萬的資金，而且是以難度更高的「招募每月定期定額捐款人」的方式執行。
同一年，光在尼泊爾要發起一項新計畫，至少都要3個月的時間；而現在，我們必須在多所學校同時實驗超過10項計畫，而且每項都要經歷多次的修正與驗證。
這場行動的變數太多、時間太少、成本過高、風險也太高。我感覺自己站在一顆印著「募款計畫」圖樣的足球上，手上拿著一個名為「教育計畫」的盤子，而盤子上放著一顆叫做「輟學率」的脆弱雞蛋。每前進一步，都要擔心另一個計畫是否會傾倒。
然而，正因為經歷過大二時期的集資，在大三撐過無數的失敗，還跟著老師學習了專業的經濟研究思維，累積了無數有意義的數據與經驗，更在過程中獲得了能夠承受巨大壓力的冒險性格，我們似乎在規畫這場行動的一開始，就掌握了決策平衡，竟在搖晃的基礎下穩步前進。在海外，我們也不再是孤軍奮戰；遠山呼喚在當地成立了社工團隊，並且獲得許多校長、老師、家長的支持與信任。這條組織的「重生之路」，讓大四一整年的光陰飛逝，而我們不願向現實低頭，每一天都帶著這個團隊往前邁進。
我們真的在畢業之後成功募了款，創立了「教育種植計畫」。教育種植計畫是一個跨校的區域性計畫，涵蓋了當地多所主要的國小、國中、高中。孩子們只要進入小學，就能在計畫中沒有斷層地升學。在校園以及社區內，教育種植計畫透過四大專案，翻轉孩童身處的學習環境。這四大專案分別為資助金計畫的修正版，也就是以申請制提供助學金的「教育資金專案」，改善學校師資、教材、硬體環境、實體課程的「學習資源專案」，翻轉家長排斥教育觀念的「親職參與專案」，以及協助孩子找到自信、提早規畫職涯發展的「內在動機專案」。每個專案之下，更細分為多項子計畫，我們還為每項計畫設立了相對的數據搜集管道，以及成效統計指標。
當時，我以為最難的挑戰已經過去了，然而事實卻完全不是如此。
承認失敗，比堅持更需要勇氣
在教育種植計畫開跑前夕，我們還有最後一件事要做：宣布終止既有的「資助金計畫」。當天晚上，我獨自躺在旅店的床上自問自答：「我該怎麼告訴在地人，我們做錯了？」對廓爾喀居民來說，我們是他們見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育組織。「如果我們失去了在地人的信任，怎麼辦？」
過去一年努力堅持下來的過程、那些因為募資期將至而失眠的長夜裡，我都沒有感受過這麼大的壓力。那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原來承認失敗這麼難。我想著「明天在孩子眼中，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然後我問自己：「遠山想變成什麼樣的組織？」
這讓我回憶起震後探勘期間，我們逐一拜訪當地學校，發現許多校園中都充滿了閒置的物資。其中，有一間學校的外牆上被畫滿了韓國國旗，然而一走進去，我卻看見布滿灰塵的電腦教室。校長生氣地說：「這裡根本沒人會修電腦，而且捐電腦的韓國組織也沒有回來過。」
在走訪各個學校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老舊的圖書館、沒人知道怎麼用的化學實驗室，甚至是荒廢的人造咖啡田，這些專案的數量出乎意料地多。有些組織似乎認為，服務就是把物資送達在地，然後留下痕跡就好。服務模式的新增、刪減、轉變難以避免，然而在變動的過程中，這些組織省略了平等的溝通；這或許維持了組織的形象，卻失去了在地人的信任。但是，如果與在地人的溝通淪為「我到了、我做完了、我走了」的告知，如果服務者心中只有「我」沒有「你」，國際組織要怎麼帶領在地人走得長遠？
對遠山來說，信任是一切的基石，互動模式絕不能建立在施與受的心態上。於是，在發布教育種植計畫前夕，我們做了最後的決定。
資助金計畫的撤除，會牽動超過100個家庭的經濟，家長們都已經到場，等待聆聽這項消息。這一次，我們拿掉帽子與墨鏡在大家面前站定，看著校長、老師、家長與孩子，用英文說出：「抱歉，地震之後我們沒有做出最正確的選擇。」
這是一場沒有糖衣的溝通，我們詳細解釋了原因，接著說明了新計畫的修正方向，以及我們做出的取捨，也真實分享過程中的心路歷程。社工用尼泊爾文一句一句地翻譯著，台下的家長與孩子鴉雀無聲，而校長則默默地點著頭，仔細聆聽。烈日照在我們臉上，照得我們無處閃躲，但我們早已下定決心要說出內心感受。「如果可以的話，請讓我們再嘗試一次。謝謝你們的聆聽。」這個典禮就在台下一片竊竊私語中結束。
沒想到在那天之後，家長們並沒有讓孩子休學，反而把孩子送到學校，就學率不降反升。老師們也開始願意對我們說出內心的想法，甚至自願加班支持我們的專案；而校長四處奔走，為專案連結資源。我們跨校串聯起一個教育聯盟，開始全面改善教育環境，家長看見了學校環境的轉變，紛紛出席家長日的活動關注教育。關鍵人物凝聚在一起，大家都動起來了！教育種植計畫實施2年之後，當地輟學率下降至2%，而該年度的升學率，則上升至不可思議的98%。
要在困難中堅持下去，需要的是強勢、倔強、韌性，但是要能承認失敗，卻要學著展現完全不同的特質，那便是柔弱、謙虛，與誠實。這些特質看似軟弱，卻往往讓人願意靠近你，甚至對你說出真心話。
承認失敗有時更需要勇氣，在關鍵時刻，柔弱何嘗不是一種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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