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厄瓜多當和平工作團志工的最後一年,美因(MAIN)國際顧問公司的副總裁埃納爾.格里夫(Einar Greve)來找我。這家公司很低調,主要為美國等數國的政府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世界銀行之類的國際開發組織效力。埃納爾告訴我,世界銀行要決定厄瓜多是否有資格拿到數十億美元貸款建造水力發電站,他的職責就是考察厄瓜多,為世銀作出決定。
埃納爾和我相處了幾天,他離開後,我們互通書信。應他的要求,我寄去評估厄瓜多經濟前景和該地人民對美態度的報告。和平工作團任期結束後,1971年初,他邀我去波士頓的美因公司總部面試。
我見了該公司的總裁和董事長,與數個副總裁共進了晚餐。他們讓我覺得美因的工作助世界各地窮人脫貧,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把經濟調查報告拿給我看,那些報告表明,往基礎設施投下大筆錢後,國家的經濟即成長。這與我在商學院裡學到的東西一致,使我相信美因的計畫造福世人。
有幾天時間,我如同被多家職業球隊追求的明星運動員,然後美因提供的薪水高出我想像,比我父親當老師的薪水高了兩倍多。1971年1月,我步入26歲而過了越戰徵兵年紀那個月,我成為美因公司的經濟學家。
提供豐厚貸款的背後,是對自然資源的覬覦
我認定這個公司矢志救助窮人,深受這股濟世情操鼓舞,於是兢兢業業投入這個新工作。因為這工作,我去亞洲、拉丁美洲、中東出差。不到兩年,我就當上首席經濟學家,前一任因為應付不來在這些國家工作的挑戰而被革職。當上首席經濟學家,我開始打造擁有超過36個一流專家的工作團隊,成為此公司成立百年來最年輕的合夥人。又過了幾年,我才看穿「做好事」背後的真相。
我終於領悟到我真正在做的事,是利用漂亮的經濟調查報告,說服全球各地擁有美國企業想要之資源(例如石油)的國家的領導人,接受來自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亞洲開發銀行或其他類似組織的巨額貸款。這筆錢會被用來聘請美國工程公司建設基礎設施,會使這些國家債台高築。為了還債,這些國家會被迫將其石油或其他資源廉價賣給我們的企業,或滿足其他有利於正成形之美利堅帝國的「條件」。我和其他從事類似工作的人開始自嘲是「經濟殺手」。
我們的工作涉及提供豐厚「獎賞」給願意配合的國家領導人。有個總統的女婿,擁有一家出租營造設備的公司,會拿到一份極有賺頭的承包合同(例如憑其設備進帳數百萬美元,而那些設備本身的價值只值這筆錢一半)。該總統的一個姊妹經營飲食服務事業,會以高出行情甚多的價錢包辦營造團隊所需的一切食物。此國諸領導人的孩子和他們友人的孩子,會拿到全額獎學金赴美讀大學,會獲保證在學校放假期間和畢業後有好工作可做。這些和其他許多福利是公然的賄賂,但完全合法。
如果領導人不從,我們就提醒他們曾有領導人拒絕,然後遭政變拉下台或遭暗殺:伊朗總理摩薩台(Mossadegh)、智利總統阿葉德(Allende)、瓜地馬拉總統阿本斯(Arbenz)、剛果總統盧蒙巴(Lumumba)、越南總統吳廷琰、許多部長、法官、較低階官員。我們經濟殺手得讓國家領導人知道,我們身後有我們稱之為「豺狼」(jackal)的人。他們是真正的殺手,本領高強,擁有的本事大不同於往往以中情局外聘人員(contractor)身分行事的我們。我們未帶槍,但他們帶槍。
永遠還不清的債,持續受苦的國民
國家領導人一旦願意照我們的話做,他們的國家就成為我們的工具。這些國家背了債,卻從頭到尾沒看到一毛錢。那些錢被拿去聘雇美國工程公司建設發電系統、公路、港口、工業區等基礎設施,例如貝泰(Bechtel)、哈利伯頓(Halliburton Company)、史東與韋伯斯特、美因等公司。世界銀行之類組織的最高階行政部門的某些人,以及工程公司的最高階行政人員,知道這是騙人把戲,但其下屬(工程師、經濟學家和其他人)大多不知情。他們只是在做他們被教育、訓練去做的事。
最大贏家是建設基礎設施的美國企業和得益於基礎設施改善的美國企業──鑽探石油、開採黃金等礦物或雇用廉價勞工在血汗工廠工作的企業──而且這兩類企業都獲利甚豐。其次的贏家是當地有錢有勢的豪族;拜基礎設施改善之賜,他們的事業也欣欣向榮。但該國大部分人民受苦,因為錢未用在教育、健保等社會福利事業,而是用於還利息。
這些國家最終永遠還不清本金。這是經濟殺手策略裡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合作,逼這些國家重組貸款,把境內的石油等資源廉價賣給我們的企業,並且不受環保或社會規範。我們說服他們將公用事業、監獄、學校等公部門事業私有化,轉交給美國投資人。在某些例子裡,我們逼他們在聯合國與華府一道投下反古巴的票,或允許五角大廈在其境內建軍事基地。
看似投入了基礎建設,卻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做這份工作頭幾年,要讓自己相信在做正當事並不難。南越已落共產北越手裡,這時,我告訴自己,我們所有人都受到蘇聯與中國的威脅。印尼會是下一個,然後共產主義「赤潮」會襲捲亞洲、拉丁美洲、非洲、歐洲,攻入美國。我被告知我正在為保衛全球,使免遭比希特勒還可惡的敵人毒手,打頭陣。
商學院教育告訴我,基礎設施得到改善,會促進經濟成長,經濟繁榮會讓世界各國願意靠向美式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我們擬出的複雜計量經濟學模型顯示,由於我們的計畫,一國的經濟會迅速成長,人人的生活會改善。統計資料顯示,會有愈來愈多的人享用電力、自來水、汙水排放系統,買電視等消費品。
然後,過了一段時日,我開始發覺計量經濟學模型和統計資料偏重富人。在我工作過的那些國家(和世上大部分國家),某些家庭擁有全國有登錄之資產的七成至九成五;他們的事業占去GDP大半,乃至全部。國內其他人民則屬於從未納入統計的次經濟(subeconomy)。富者愈富,窮人則和過去一樣窮或變得更窮,中產階級有許多人變窮。從統計上看,經濟在成長,但此成長只讓人口中極小部分的人受惠。貧富差距急速拉大。
就在我終於理解到這些模型的偏差時,我並未想到這一不平等最終會帶來嚴重動蕩、希望幻滅、暴力,最後會使數百萬人無比絕望,成為無家的移工,或走上吸毒、自殺或暴力之路,而這些暴力會被其受害者歸類為恐怖主義,被其支持者譽為愛國主義。
我也始終未想到這整個體制最終會自取滅亡。大企業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榨取世界各國的資源。驅策企業行動的目標,是獲取最大的短期利潤。執行長著眼於短期內提升股價、市占或同時追求這兩個目標,未慮及未來。那是必然失敗、必然自取滅亡的體制,即經濟學家後來所謂的「死亡經濟」。當時,我們未察覺到化石燃料和其他排放物,以及化肥、殺蟲劑,正汙染大氣層、毒化用水、摧毀土壤。這是完全不理性的社會-治理-經濟體制,不折不扣的「死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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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觸碰美洲豹:化恐懼為行動力,打造生命經濟,挽救全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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