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鐘城市」會成為我們的未來嗎？｜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獨評讀好書

關於這場疫情大流行的一個迷思，就是只有城市會受到影響。沒錯，疾病永遠會先襲擊城市，因為無論在任何國家，城市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區。然而在大部分國家中，疫情很快就會向郊區和鄉村地區蔓延。

與大城市相比，美國和歐洲許多農村地區感染冠狀病毒的死亡率反而更高。城市中有些人口最稠密的社區反而感染數最少，例如紐約史泰登島郊區的感染情況，就比人口超級稠密的曼哈頓還要嚴重。

重點是，只要有良好的公共政策，即使在流感的大流行期間，城市生活也能相當安全。就算是龐大的城市也可以妥善防疫。香港、新加坡和台北都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有擁擠的大眾運輸系統，但冠狀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卻低得非常驚人。到了2020年7月下旬，香港雖然每年會接觸到上百萬來自中國的旅客，但累計的2,100個病例中卻只有18例死亡。

這些城市之所以能夠成功對抗病毒，是因為他們早已做好準備。之前的SARS大流行讓這些國家學到了慘痛的教訓。他們投資於醫療保健和衛生，並對冠狀病毒及早做出了積極而明智的反應。若能有優良的人才領導，城市的高密度就不一定會和厄運劃上等號。

疫情大流行，讓我們看見城市需要的改變

許多開發中國家的資源更少、問題更多。在這些國家的城市中，窮人居住在擁擠的社區裡，衛生醫療服務的壓力非常大，甚至完全不堪負荷。這裡的居民很少看醫生。隨著疫情蔓延，這些城市顯然是最不堪一擊的地方。

有些城市在壓力之下開始想方設法解決問題，例如孟買的官員提議要積極追蹤、測試和隔離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之一「達拉維」（Dharavi）的居民，以阻止疫情擴散。英國廣播公司駐印度記者比斯沃斯（Soutik Biswas）表示：「私人醫生已經前往發燒營。資金雄厚的市政當局、政治人物和非營利組織，則提供了成千上萬的免費餐點和口糧。寶萊塢演員和商人捐贈了裝備、氧氣瓶、手套、口罩、藥物和呼吸器。」

在危機發生前，這座城市中大部分的菁英從沒想過生活周遭的貧困人口問題，更別提親自去拜訪他們。在19世紀末，由於霍亂爆發，以及關於「另一半的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等居住空間過度擁擠的報導蔚為流行，刺激了歐洲和美國的城市進行改革運動。如今，開發中國家的城市所面臨的問題規模比過去還要嚴重好幾倍，但追根究柢，其實只要運用西方城市在一個世紀前以衛生和淨水為中心的做法，就可以輕鬆解決問題。

此外，這次的疫情大流行，可能會刺激人民針對其他災難採取預防措施。根據聯合國估計，在全世界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中，有59％為颶風、洪水、乾旱、地震、山崩或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的高風險地區。

不平等與仕紳化

當然，城市本身也有一些問題。在美國的城市中，預期壽命的差距反映出了令人沮喪的種族與經濟不平等現象。在芝加哥以白人為主體居民的斯特維爾（Streeterville）高級社區成長的新生兒，平均可以活到90歲，比南部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恩格爾伍德（Englewood）社區出生的人多了30年。

同時，警察對待黑人和白人的方式極為不平等，這個殘酷的事實在城市中尤其明顯。這些落差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而是必須從許多方向進行深入改革。然而，城市通常會凸顯出國家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局限在單一空間中。美國到處都有不平等和種族主義的問題，城市只是強迫我們去面對這些問題，而不是用大門和私人保全把問題從自家門前趕走就好。

開發中國家都市化的腳步將會繼續快速前進。事實上，到了2030年，開發中國家將成為全球80％巨型城市的所在地。然而在已開發國家，都市化可能已經達到高峰。目前在美國，城市人口的比例為83％。到了2050年，這個比例可能會攀升至89％，而這數字似乎已經接近自然的極限。研究人員指出，紐約、洛杉磯、芝加哥等大城市的人口開始減少，因此有些人擔心會再次發生像1970年代那樣的出走潮（當時紐約失去了10％的居民）。休士頓、華盛頓特區和邁阿密等其他城市的成長率，近年來也逐漸趨緩。

然而，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大程度與城市生活的高成本有關，而這其實是成功的徵兆，並不是一件壞事。畢竟，美國的城市在1970年代是因為「白人遷徙」（white flight）而流失人口，今日的城市則是因為太多的富裕人士想要入住而面臨士紳化的問題。無論如何，大部分離開城市的人，都不是前往小城鎮，而是在城市內遷移、搬到其他城市，或是換到小城市中。顯然，發展成熟的城市之間愈來愈積極在爭奪居民。

打破分區，讓你的生活圈更便利

未來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我們可以趁這機會重新再建構一次城市的樣貌。在這方面，可以關注巴黎的變化。

2020年1月，在疫情大流行尚未發揮全力之前，巴黎市長伊達爾戈（Anne Hidalgo）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新計畫，這項計畫有可能讓巴黎在疫情後的世界中獲得發展動力。她宣布要將巴黎變成「一刻鐘城市」，而這也是她競選連任的政見之一。這計畫的目標，是讓市民在短短的步行或騎自行車的距離之內，就能抵達日常生活中可能必須去的任何地方。無論是雜貨店、工作場所、公園、學校、咖啡廳、健身房或醫院診所，都可以在15分鐘內抵達。

這計畫雖然聽起來簡單而討喜，但其實是非常具革命性的想法。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城市專家克林（Samuel Kling）表示：「這確實違背了過去100年來規劃城市的正統觀念，也就是將城市的各種功能分開。」

多年以來的主流想法，是將城市區分為住宅區、商業區、娛樂區和工業區。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美國更積極實施這項原則。由於限制性的分區制度禁止人口及建築的密度過高，因此造成都市發展扭曲及房價過高等問題。具有影響力的屋主會組成協會，全力阻止所有他們認為會侵犯他們地盤，或有可能吸引「錯誤的人」（通常是弱勢族群）成為鄰居的各種變化。

最近，這種「別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yard）的鄰避主義（NIMBYism）在加州及其他地區引起了反對運動。這些社運人士高喊「請在我家後院」（Yes In My Backyard），主張改革分區制度、大眾交通及城市發展，讓城市生活變得更多采多姿。

伊達爾戈市長的計畫同樣是以這種多元的願景為基礎，在設施和體驗上努力整合城市的各種功能。由於這座一刻鐘城市裡的設施之間的距離非常接近，因此能夠鼓勵民眾多騎自行車，進而減少路上的汽車數量。（她早已將塞納河沿岸的著名公路，變成了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伊達爾戈勇敢面對支持汽車的黃背心運動者的抨擊，在大流行期間高票獲得連任，並持續推行自己的計畫。

其實不難想像她為何會如此受歡迎。如果日常所需的一切都在步行距離內，就算有一輛全新的寶獅汽車也不太會想要去開它。幸好，由於人們仍然會因為擔心疾病而保持社交距離，大眾交通工具可能也會變得沒那麼擁擠。若巴黎的計畫順利進行，其他市長可能也會嘗試讓自己的大城市生活運作起來像小型社區一樣便利。許多市民因為不想搭地鐵，而選擇以慢跑、步行和騎自行車等方式移動，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巴塞隆納和紐約等城市開始禁止在某些街道上行駛汽車。停車位被改成戶外座位，讓民眾能夠用餐又能保持社交距離。結果這項改變非常受歡迎，因此，在歐洲的某些城市中，這些暫時保留給行人的區域可能會在疫情過去後繼續禁止車輛通行。

就算是遠離商業區的區域，也依然是生活的核心區，外圍則分別是近郊和遠郊。有些人喜歡城市生活的密度，有些人則喜歡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買較大的房子，然後為了工作或娛樂而頻繁進到城市裡。活動的所在地因城市而異，但無論在任何地方，城市都是周圍的行星所環繞的太陽。

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