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初都柏林的一場發展學研討會上，女性主義經濟學者 Naila Kabeer 談到重新想像經濟。她認為，當代未受約束的市場主導型經濟，顯著加劇了貧富不均、氣候變遷與性別不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不確定性與生存危機。
她引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經典著作《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虛構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概念，認為問題在於將人類與非人類生命商品化，過度運用利潤至上與效益極大化的邏輯。她提出的解方是：援引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進行批判，將經濟典範從「追求盲目成長」重塑為「以福祉（Wellbeing）為中心」，導向永續的未來。
坐在台下的我想到東亞的低出生率、商業代孕與所謂「不婚不生快樂一生」的主張，重新組織提問的方式，我想思考兩個問題：
1. 人口負成長一定代表國家所得下降嗎？
2. 當生育變成「資本可以獨立完成的行為」，這是否正義？
少子化時代，我們該重新定義什麼叫「經濟成功」
傳統主流經濟思考把「人口減少」等同於「勞動力短缺、經濟衰退、國力崩潰」，這是一種將人類簡化為「生產工具」與「消費者」的舊思維。人口減少時，國家總產出（GDP 總量）可能會因為勞動力減少而放緩，但決定國民生活品質的是「人均所得」與「財富分配」。隨著自動化、AI 技術的提升，假使國家透過稅收與公共支出，投資在對的地方，較少的人口反而可能享有更高的平均資源、更寬敞的居住空間與更好的環境品質。
人並不是電池。褪去維持房價與廉價勞動力市場的人口紅利，退休金制度跟人的一生所需要的公共資源支持都需要全盤重新設計。減輕家庭經濟功能（養老育幼）的負擔，或許對生育率也會有幫助。國家應該重新定義「經濟成功」，這絕非錢淹腳目或者股市房市大漲可以說明，而應該專注於提升現有人口福祉與照顧品質，並且重視自由與責任義務兩者的扣連，沒有人應該是系統的搭便車者。
在東亞國家，如果政府與企業能轉型，放棄高工時（換算下來實質低薪）的模式，提高自動化並正視每位勞動者的價值，國家的整體生活品質與實質財富可能上升。
不婚不生，是因為女性拒絕無酬的照顧勞動
另一方面，不婚不生並不一定是生理女性主觀意志的選擇，它也有可能是不得不為的推力使然。包含家務、育兒、照顧長輩等讓社會與勞動力得以持續運作的「再生產勞動」，長期被視為是一種無償的道德義務。東亞社會的「照顧懲罰」（Care Penalty），性別分工僵化，女性進入婚姻後，往往必須無償承擔絕大多數的照顧責任，使她們無法自由運用自己的時間與勞力獲取更多報酬。
當體制與伴侶期待女性免費提供這些高強度的照顧勞動，而社會又缺乏足夠的公共托育或長照支持時，女性選擇不進入設定好的婚後勞動模式與參與生育，本質上是一場對無酬剝削的理性抵抗（或罷工），拒絕讓自己的勞動力在婚姻中被無償套牢。經濟不安全感也是促使延後或者拒絕生育，以保護自己的勞動市場價值與經濟獨立性的方式。當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與經濟自主能力大幅提升，她們在職場上的機會成本變得非常高。選擇情感歸宿方式、跳脫傳統核心家庭組織，可避免因為婚姻而陷入結構性的貧窮或依賴風險。
「不婚不生快樂一生」的快樂，其實是結構下主體可以容忍的次優選擇。雖然個體在不婚不生中獲得了時間與金錢的自主，但在宏觀層面上，這暴露了東亞國家福利體制將照顧責任過度外包給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系統性崩潰。成為問題的，不是這個機制中最後按下選擇鍵的人，而應該是整個照顧體制分工與成本承擔的分配狀況。
如果人口是國力，用代孕「生產」更多人口符合正義嗎？
相反的，如果更進一步僅僅將生育率作為追求 GDP 成長或未來養老金來源的鐵律，這樣的群眾是否能夠接受代孕制度？是否能接受男同性戀者有酬雇用子宮代孕？
我想拿掉對於性別身分的預設，假使我們討論讓富裕階級跳過婚姻、跳過情感連結，直接在國際市場上用「純粹的資本」雇用代理孕母，擁有自己基因的後代，我們還能夠單純將生育等同於生命的繁衍嗎？還是說，在以金錢或道德價值做為報酬介入的生育現象中，生育變成了資本的終極資產配置？我們可以用一個國家社會共同體的角度，用正義與否去批判是否應該容許這些交易成立（合乎法律規範）嗎？
不論義務代理孕母的利他主義是否為真，懷孕母體所要承受的風險是確實的。代理孕母制度合法化會助長將弱勢女性的子宮與時間租賃化、工具化，它允許有錢人將另一個人的身體，透過篩選與優生學訂製（或許還會拋棄有先天性疾病的嬰兒），當作實現自己人生藍圖（擁有血緣後代）的工具。這或許會創造一種傲慢的新自由主義幻覺：富人以為「這是我花錢買來的合法服務，我沒有欠任何人」──儘管資本從來不能「獨立」完成生育。將代理孕母問題與不婚不生並置，一方面是女性在生存壓力下被迫放棄生育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則是富人把生育變成一筆跨國訂單、用消費者心態來衡量生命，人命平等的倫理會遭遇極大挑戰。
除了以上這兩個問題，關於身體與資本關聯性的想像其實還有許多種，例如跨國捐卵、食用營養補充品或手術延遲衰老等等議題。這些議題提示社會與法律運作的基本倫理原則受到挑戰，需要新的辯論與共識。將新生命帶到世界上的態度應該是嚴肅的，因為這些沒有機會參與討論與決定的新世代，必須被迫接受他們的人生從何開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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