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週末是媽咪大人生日，我們問她想怎麼慶祝。看之前Line群組裡的貼文好像是想要出去玩，但問了她，她又說不要。妹妹說那就她回家，訂購美味烤鴨，我們家裡四個人吃頓飯。母親說好。生日主角指定我做魚香茄子，我捋了捋壽宴組合，傳了訊息給在美國的弟弟也拍個短片參與，一切圓滿。食物是我家永恆的核心話題。
母親熱衷餵食，不是烹調，是餵食。母親總是熱心地用她認為我們需要或想要的食物塞滿冰箱。我在海外工作和留學期間習慣了進食是為了維生，煮食的發想也多半是為了清理看似爆滿的家庭冰箱。我家母親的愛是餵食，家人相聚是共餐。我已不年輕、單身，我是否能夠成為一個餵飽我的孩子的母親呢？等到父母親離開我之後，我是否將會每天每餐都一個人吃飯呢？
取下母親的社會標籤
兩三年前回台後我突然回到了女性長輩的關懷射程範圍內。隨著我的年紀早已來到高齡產婦的區間，專門針對女性生殖能力的廣泛公衛知識和時不時在新聞社交媒體上討論的低生育率「國安問題」，進到我必須防衛自我的範圍。
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麼呢？我思考著自己想要生孩子的理由，再判斷這個理由是否充分，並且同時評估執行的可行性。畢竟養育孩子不一定需要自己生產，這世界上有許多需要家庭照顧的孩子。
「傳宗接代」對於我們這一世代或許已經沒有那麼重要？我身邊和我年齡相仿、高學歷或高成就、經濟條件寬裕的朋友們，不論國籍和文化，有的想要成為父母親，有的並不想扮演「家長」的角色，家中長輩的想法也多半是採取「個人自決」的態度。畢竟家中沒有爵位土地要繼承，也沒有萬貫家財需要競爭；納稅人口和公共支出的槓桿並未通過黨國政策變成一般人需要煩惱的問題，生養孩子多半是個人選擇。
某次在朋友聚會的晚餐上，主廚誠摯地感謝我們來到她家接受她的款待，她說妳們「給了我付出愛的機會」。這句話觸動了我。我再次提出關於生育的話題交換想法，再次印證了具備專業角色的女性朋友們對於進入母職角色並不期待，但也並沒有人完完全全認為這是一件做不得的事。它的困難性遠高過於它所得帶來的報酬或回饋，所以我經常說，孩子是負債、父母是業。朋友們的貼心回答則是，「不然呢？還是要繼續」。
「媽媽」的勞動量是一份工作，但不是15歲青少年在學校發表我的志願時，女孩舉手說想當媽媽會受到表揚的那種工作。那麼當40歲的女人舉手想當媽媽的時候，這個社會制度會幫助還是限制她實現這份「兼職」呢？
走進凍卵門診，你的生育問題忽然攤在好多人面前
急急忙忙離開辦公室、搭捷運回到我出生的醫院，幸好趕上報到。我第一次掛了一個叫做「助孕」的門診，這是我在誤掛了一個叫做「不孕」的門診後，意外發現的類別。到了之後我再確認過，是的，凍卵屬於院方「助孕」的範疇。護士大姊從診間走出來喊了我的全名，有點憂慮地提醒我這不是婦科門診。
「我知道。」我匆忙從大廳等待椅上站起來，微笑平穩回答她。
「那妳是要來看什麼，凍卵？」護士大姊可能個性相當仔細。
「呃對……」我臉上大概出現顏文字表情包中那個笑中帶著左額上汗水的符號。就結果而言，這跟我站在傍晚5點的醫院某區大廳宣告我本人要凍卵有什麼不同呢？我想安慰自己，幸好不是4點吧。
不久之後我被叫進門診等候室，以便在上一個人看完之後可以立刻進入診間。狹長的等候室是一張凳子，背靠大門的右手邊就是更衣室，有點像生產線履帶上上一個坑跟下一個坑的區別。前一名患者和醫生的討論完整地進入我的聽覺範圍，雖然我一點也不想要知道。
看進開開關關的的診間門，發現裡面坐了三位醫師。我問護士大姊這是否是教學診？大姊用想讓我放心的語氣回答：「不要擔心，能坐在裡面的都是總醫師。」可是我掛號的時候不是只有掛一名醫師嗎？但我還是服從了。
我在心裡埋怨自己忘記了上次做子宮頸抹片檢查時，以為只有我見到的那名女醫師一人，結果換好衣服後出來才發現，自己躺上椅子張開大腿正對著的，共有一男一女兩名醫師。怎麼辦呢？我當然也是服從地走完全程了。我清楚沒有人有惡意，只是這種輕微的不適感讓我對診療室的天花板印象深刻，我當時想把自己拋過那個可見的極限消失在想像的太空。
生育與婚姻，一定得連動嗎？
主治醫師非常堅定且有效率地用圖表說明女性40歲之後卵子的情況，圖表上呈現風暴式下降。我早已知道這個情況。她熱心地提醒我在台灣凍卵需要配偶同意才能夠解凍使用，而且法令規定無法將冷凍後的卵子移出國境。我很清楚，在台灣凍卵是賭注，賭未來十年內我能遇到一個有生育能力的男性配偶，或者賭法案十年內會修正並溯及修法前所凍的卵子們。
同時我也不滿於法條規定當中對於家庭與生育的預設。它似乎假定了國家期待的高素質未來國民應該來自一男一女具備合法夫妻關係的生物性組合，這背後的邏輯可能來自「自然」的信念、或者「道德／善良風俗」的預設，或者只是延續舊習不考慮少數與社會變遷的「方便」。這種「傳統」的「價值」是什麼呢？如果生育率低真的是國安問題，那麼追求數量為什麼還伴隨著道德判斷，去選擇「合法與非法的」未來國民呢？
一男一女發生性行為、受精並完成懷孕過程後，就能成為孩子的良好照顧者嗎？我想絕大部分的人基於常識都會說不。我們先不計算失能的家庭是否比一般家庭需要支出更多稅收，常識上孩子成長在父母都是虐待者或者不適任照顧者的家庭，有兩個虐待者比一個更糟。不願意為孩子發展投資的父母，或者會出賣孩子的生命換取市場報酬的父母，在要生孩子時不會受到法令管制，有能力、資源，也有愛孩子的意願的單身者，卻不具備成為家長的資格。該怎麼解釋這個邏輯呢？
主治醫師跟我討論過我的基本健康情況後，就請桌子另一側的年輕醫師解釋凍卵的流程。我很清楚自己去的不是有細緻化商業思考的私人診所，但看到粉紅色與人工生殖共用的解說單上被圈起的「凍卵」，和打上大叉的配偶、取精等後續步驟，我心裡泛起酸澀感，意識到自己的脆弱面正在陌生人面前打開。我深吸一口氣說出「我想要生孩子但不想要為了有孩子而倉促結婚」，主治醫師露出「我了解」的表情讓我鬆了口氣。接著我故作倔強的告訴他們，也有其他方式能夠獨立使用捐贈的精子，或者跟其他想要孩子的同志伴侶家庭／單身者合作、共同成為父母。我小心翼翼觀察三位醫師一位護理師有些驚訝的表情，想著他們可能不知道，這是我藏起來的最後解方，雖然也跟好友們討論多次了。
主治醫師似乎也很關心我需要凍卵的心理層面，當她委婉說道「如果不想結婚……」我像鬆了口氣，打破盡力維持的優雅沉默，告訴診間裡從未蒙面過的四個陌生人，「我並不是不想結婚，我只是不知道那個人在哪裡。」語畢，可愛又非常熱心的台灣人流露出同情的目光，護士大姊提醒我結束後不要忘了帶東西的聲音特別溫柔。朋友聽完這串尷尬爆笑的故事後問我為什麼要自我揭露呢？我在後續轉述給她聽的時候笑著說：我的態度一直都是一樣啊，歡迎幫我介紹好的對象。「那妳怎麼不跟他們說呢？」「我是門診的病人，那個場合不對啊。」我們哈哈大笑。
「我們先看看『基本盤』吧！」主治醫師說。我的想像又回到她一開始介紹的雪崩式長條圖，懷疑我內在的股價，現在如何漲跌？抽血完成此後一週我的腦袋裡就不時出現對「開價指數」的猜想，擔憂像鳥群盤桓。在得知我還能自然懷孕時，彷彿自信心熱氣球瞬間被升上天空，懵懵懂懂還不太清楚這件事情對我的意義是什麼，即便我早已不是個孩子了。
我知道我一定不是唯一有這種感受的人。離開醫院後，我在捷運站收傘準備進站，忽然想起包包裡有個誤餐後匆忙吃掉的便利店飯糰包裝紙需要扔掉。我在人群中轉身，在不熟悉的地方尋找垃圾桶，突然感覺到不合時宜的孤單和心酸。
朋友們或出席或出面，陪伴我度過這個些許困惑和情緒波動的過程。我安慰我的身體：去了一趟醫院秤斤秤兩，無論如何我都還是愛妳。我們一起去過許多遠方，妳承接我在我疲憊的時候走下一步。妳支持我曾經擁抱過心愛的人，即便那些人後來選擇不繼續陪伴在我身邊。現在我們有新的課題要一起面對。
重新想像家庭和育兒
看診之後我把心得寫成文章寄給我的編輯、手足和女性好友們。因為時差剛好是早餐時間，弟弟在跨洋視訊中一口口餵食他的孩子，我跟妹妹在螢幕另一端彷彿看吃播，一邊用我們小時候聽慣了的語氣和語詞鼓勵嬰兒進食。嬰兒透過螢幕也看得見我們的樣子，他似乎經常會突然有靈感，自己就笑了。
我跟酷兒朋友們談到人工生殖法，從代理孕母的親權歸屬、探視權、隱私權、代孕者的身體自主權等等層面一層層，「水很深」，他們說。另一個朋友說，幾乎沒聽過單身女性做凍卵，凍卵的多半是已婚但不想很快生育的夫妻。我的問題是，若開放單身女性使用捐贈精子生子，那麼單身男性可以如何成為父親呢？
如果修法不是遵循市場供需思維，有需求才推動修改呢？如果修法是為了公平保障每個人都有成家的權利呢？如果對於育兒制度和津貼的考量不是為了父母的方便，而是以孩童的福利為考量呢？如果國家可以拿掉一個人在血緣家庭中成長就會得到照顧與生存資源挹注、且應該回哺的老舊文化預設，把孩子當成是未來發展的關鍵資產，那麼是不是就能更全面地考慮比教育更多的層面呢？
家庭發展沒有最佳解，只有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一個家，然後著手去實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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