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的一個平常工作日，我計畫從德國慕尼黑市區搭乘城市鐵路轉乘公車前往達豪（Dachau）集中營博物館。為了確認我購買的鐵路一日票是正確的選項，我前往慕尼黑火車站的詢問處。鐵路工作人員聽到我說我打算前往達豪集中營，眼神下沉了片刻，彷彿某種懸而未決的意義與巨大存在感的總和被附著在我們此刻的平淡談話中，不過他隨即很快地恢復服務的熱誠情緒，回答我的提問。
達豪集中營：納粹第一座正規集中營
達豪集中營位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達豪鎮，距離慕尼黑約16公里，是納粹德國於1933年3月22日建立的第一個正規集中營。這座集中營持續運作長達12年，直到1945年4月29日被美軍解放，是納粹集中營體系中運作時間最長的一座。這裡在運作期間先後關押了超過188,000至206,000人，其中至少32,000至41,500人死亡。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更高，因為許多囚犯未被登記在案，或在轉運途中喪生。
進入集中營園區之前有一塊解說碑，上面除了載明集中營的歷史與地理概況，也明確定義這個園區是一處墓地，參觀應該保持靜穆，不得帶入食物與寵物。
集中營倖存者在1955年組成國際委員會（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CID），與一個由公共機構和協會代表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共同要求建立紀念場所。1964年，CID與巴伐利亞州政府達成協議，決定在前囚犯營區建立紀念館。1965年5月9日，達豪集中營紀念館正式開放，標誌著德國第一個集中營紀念館的建立。展廳內外數次重複一張集中營被解放時的黑白照片，從工寮裡、在河溝旁，大部分是男性或者看不出性別，當中一部分人明顯虛弱看似無法站立，揮舞雙手集體仰望的影像。觀眾有如從空中駕駛飛機進入這片區域的視角，被這些人凝視。
達豪集中營最初的關押對象是希特勒的政敵，包括共產黨員、社會民主派人士、工會成員等政治反對者。大型展間用相當空間說明其中一些人的人生歷程，而並沒有讓他們生命的定義被限縮在集中營受害者。隨著納粹統治的擴張，從1935年開始，囚犯類型逐漸擴大至猶太人、耶和華見證人、同性戀者、羅姆人（吉普賽人）以及身心障礙者。站在展牌前的年輕觀眾幾乎都皺著眉頭，用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這些與當代認知不符的價值觀。
1937年開始這些囚犯被用來擴建達豪集中營，這裡逐漸成為後來其他集中營的建築範本與守衛訓練基地。1938年水晶之夜是集中營擴大規模的轉捩點，約11,000名猶太男性被押送至達豪。二戰期間，來自波蘭、蘇聯、匈牙利等歐洲各國的戰俘與平民也陸續被關押於此。
工作：以奴役勞動為手段的種族滅絕
關押意味著被當成可供奴役的勞動力，除了維持營區本身的運作包括建築、耕種與處理沼澤地，更大規模的奴役發生在營區外的分營體系中。從1943年開始,為了滿足納粹「全面戰爭」的軍備需求，達豪集中營建立了龐大的分營網絡，共有123至140個分營，主要分布在巴伐利亞南部地區。在標誌著所有分營的巨型地圖前將這個奴役網路一覽，對於人性的蒼涼感更加深刻。
超過30,000名囚犯在這些分營中從事軍備生產，幾乎完全服務於航空武器製造業，凸顯世事的荒謬。黨衛軍更將囚犯「出租」給對戰爭至關重要的企業，企業向黨衛軍支付費用，而囚犯本人則分文未得。這不禁讓我想起極權國家的勞改營。這些分布在鄉村的分營與製造基地並非完全與當地鄉村經濟、道路與人際網絡區隔，也就是說這些囚犯就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當中被奴役，而一般人也對這樣的情況漠然。
達豪集中營大門上刻著的是「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你自由），另一處的公共碑文上則寫著「只有一條路通往自由，它的里程碑叫做順從、勤勉、誠實、秩序、整潔、節制、誠信、勇於獻身與熱愛祖國」。這些當然是一種諷刺，因為納粹的囚犯不可能得到自由。相對於在工廠工作的囚犯，在戶外工地的勞動因非人的工作條件、缺乏食物以及守衛的暴行而死亡，數千名囚犯被活活累死。當囚犯無法繼續工作時，他們會被送回達豪主營，再被轉送至滅絕營殺害。這些控制與虐待活動令人難以想像，今日還有誰會想要認同納粹這個身分，甚至打扮成納粹黨衛軍的樣子向這些人致敬？
達豪在二次大戰後期成為一個收集與分配點，這當中還包括利用囚犯的身體從事病毒與傳染病的實驗，甚至有婦女被迫在集中營後方的營房提供性服務，集中營則不斷調配與補充新的勞動奴隸。戰爭末期，隨著盟軍推進，從東部集中營撤離的囚犯不斷湧入達豪，導致營區條件急劇惡化。1945年4月26日，達豪及其分營共有67,665名登記囚犯，其中43,350人為政治犯，22,100人為猶太人。解放前夕，黨衛軍強迫超過7,000名囚犯進行死亡行軍，許多人在途中被射殺或死於飢餓與衰竭。
不只是審判：去納粹化的概念與過程
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德文Entnazifizierung）是盟軍試圖從內部和外部解放德國，使其國家、經濟、法律和社會擺脫納粹主義影響並實現民主化的舉措。各佔領國對此要求的處理方式各不相同。1945年德國投降後，同盟國根據波茨坦協定，依照民主化、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三大準則，在德國和奧地利展開去納粹化運動。
美國佔領區最早的去納粹化措施之一是對納粹國家和黨內官員以及盟軍認為構成威脅的人員進行自動逮捕（例如強制拘留）。 1946年3月，隨著《解放國家社會主義和軍國主義法》的頒布，去納粹化工作移交給了德國政府。所有成年人都必須填寫一份問卷。共131題的問卷申報表中要填寫個人資料以及曾經參加過的納粹組織，包括納粹黨、禁衛軍、秘密警察、納粹婦女協會、希特勒青年團等。截至1949年底，在英國、法國及美國占領區中共有608萬人填寫了申報表及調查表。納粹黨及其分支機構的成員將被送上審判庭，審判庭可以對其處以罰款、或送往勞改營等懲罰措施。
展覽廳內有一個獨立的展廳說明去納粹化與審判的過程。伴隨著冷戰拉開序幕，美國對於推動審判的動機不再強烈，整個1950年代德國追究納粹罪行的態度消極。但在這之前，美軍在1945年4月解放達豪集中營後，開始安排占領區內各市鎮的民眾前往參觀。同時，美軍將民眾參觀的實況拍攝剪輯成影片，大量複製在各個城區村鎮播放，並強制人民觀看。達豪集中營的錄音導覽有提供中文解說，但在見證者的錄音證詞部分，為了提供原聲，所使用的語言除了英語（美軍）僅有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俄語。
難民營與教堂、雕塑：地景與建築的再生
1945年美軍解放達豪集中營之後，美軍將達豪用作拘留營，拘留等待審判的納粹黨衛軍官兵。1948年起，巴伐利亞政府將達豪集中營轉作難民營，收容被驅逐、等待重新安置的德裔東歐人。難民在原本集中營的場所，包含32座營房、囚犯浴室、行政大樓、牢房、毒氣室與焚化場設施遺跡上建立了家屋、工房，甚至是小城鎮，類似新竹大煙囪在二戰後成為新住民的家園，直到難民營於1960年關閉。
1960至1965年集中營原址的命運一度岌岌可危。後來根據補充巴黎條約的協議，納粹受害者墓地被置於特別保護之下，才阻止了原計劃即將進行的焚化場拆除工程，也催生了之後由倖存者主導的修復與開放紀念館工程。但原來的營房僅保留兩棟主要建築作為展覽用途，文件展的部分則布置在過去的行政大樓與牢房。
除了恢復原有設施景觀用作展覽，後來興建的4座教堂以及3件大型雕塑，新鮮的花環、響亮的鐘樓及鐘聲，也參與了園區地景的敘事。其中倖存者特別要求設計讓所有參觀者都從當年囚犯走過、並踏入集中營的小橋和鐵門通過，如同當年的囚犯一樣進入這個人性荒蕪的集中營，參觀完畢之後再從鐵門與小橋走出，感受彷彿變了的周遭空氣。這是凸顯倖存者聲音的博物館，然而當年達豪地區的村民的沉默也同樣大聲。
第三帝國與納粹德國是德國歷史的一部分，後來因為顧慮戰後重建需要可用的人力資源，選擇讓一大部分政府系統人員恢復崗位。我參觀達豪集中營當天，有兩團德國中學生和一團來自法國的中學生也來參訪，可以看出這是一段制度化傳承下去的歷史記憶。
我認為倖存者強調的「Never Again」意義不在於完全拒絕戰爭，戰爭不會因為一方的逃避就不發生。那個近乎嚴厲的「Never Again」是拒絕極權摧毀人道精神與基本人權保護的價值觀，拒絕統治者權力的無限制擴張，以及拒絕無意義的犧牲與痛苦。當身而為人被完全剝奪自由、信仰、身分，繼續活著是為了什麼？達豪集中營大型雕塑描繪那些跳進通電鐵絲網選擇死亡的身體，並不是自殺，死亡是為了證明不屈的精神。
達豪只是當年集中營當中的一個，但當我花了一天時間去了解這些人的故事之後，我心裡的難受感不斷升高。通過實際參觀與置身在這個墓園與展示園區當中，令我感到自己也想要為和平與希望付出自己能做的。剛開始過橋和入門時仍在嘻笑聊天的青少年們也和我一樣變得沉默。關於戰爭、迫害與重建，遠遠不是幾句意識形態標語能夠說得清的，那是許多人的故事與生命，他們的生命和我自己的同樣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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