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育

從「氣候大會」到「反氣候大會」,那些全球環保中的民主風景

氣候大會的外圍包括氣候遊行,圖為最具知名度的激進公民團體。 氣候大會的外圍包括氣候遊行,圖為最具知名度的激進公民團體。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2021年深秋,我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參加《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26)。除了長達將近兩週的締約國協商與圓桌會議,還包含各方利害關係人(從政府、非政府組織到商業組織)籌組的場外會議、學習工作坊、展覽和研究報告發表。

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進入會場的與會者都需要出示當天完成的快篩陰性證明。場館連結既有的展覽館和科學教育館,規劃了免費搭乘的交通車,安檢相當嚴格。

會場中,主要的活動區域稱作「藍區」,代表的是聯合國氣候大會最內圈的會議,需要符合資格才能取得入場門票。更外圍針對大眾從事環境教育功能的區域則稱作「綠區」,由於疫情必須限制場館最大流量,所以採取索票的模式。兩方面都包含了研發技術、創新產品等性質的展示。

國家或區域館也有大外宣的意義,因此整個會場就像一個大市場。參與者的背景除了代表締約國協商的團隊、商展工作人員、非政府組織代表,也包含各種不同氣候議題的倡議者。場內的背板前,每天都有人興奮合影;連接不同會場的穿堂,也經常看到倡議者舉行表演、爭取曝光。

藍區聯合國舉辦的活動和「反氣候大會」的工運會場,形成強烈對比。

COP26場內外的階級與權力遊戲

我的研究所同學是格拉斯哥當地人,與我結伴參觀綠區,順便敘舊。看著大眾展覽中淺薄且商業化的資訊,他很羨慕我能取得進入更專業的藍區的門票。他不知道的是,就算進了藍區,能進哪個房間,也需要再次接受資格檢視。我被保全模樣的人們擋下過兩次,都沒有具體的理由。用不同顏色畫出的圈圈反射出取得資訊的階級差異,可以想像到,社會資本的落差也會影響解釋轉譯現象的意義。

這些一年一年耗費大量資源舉辦的會議,看似華麗,但走在其中卻可以感覺到憤懣和失望的情緒,在不同會場、不同場合的發言者身上反覆出現。另外一部分則是看到清楚的權力追逐,這是我在會場上觀察到的一些細節。

想要突破這種情緒,並且找尋新的靈感,最快的方法是走出會場聽聽不一樣的聲音。氣候大會的外圍是氣候遊行和「反對氣候大會」(Anti-COP),還有親近勞工和農牧組織舉辦相關議題的研討會。我走進一場救世軍團體舉辦的蘇格蘭地區牧農組織集會,前輩的跨國研究計畫邀請了來自歐洲和蒙古的牧業研究者來和蘇格蘭當地的與會者交流,聽他們講各地牧人面對氣候變遷、徵地與市場衝擊遭遇的問題與應對之道。

為了更進一步觀察外圍組織的活動,我按照路上散發的傳單提供的資訊,搭了反方向的車去往反對氣候大會的大會。這些政治立場偏左的小型聚會在工運聚會的舊倉庫舉辦,我隨機聽了一場大麻合法化與產業發展可能性的討論,發現自己是全場唯二穿著打扮看起來不像嬉皮的參加者(另一位是講者),也是唯一的亞洲面孔。我腦中浮現人潮洶湧的藍區會場,到處有綠色經濟企業的業務代表、尋租者,大家用漂亮的外交手法細微劃分群體。正式政治場合浮動的界線在遭遇危機時多半會回歸舊秩序,場外的活動感覺上更有空間籌組夥伴關係。這或許是偏左的浪漫意識吧。

氣候遊行是一場喧鬧的嘉年華。COP27今年在埃及舉辦,不知道這些活躍的民主風景在開羅是否也能被放行?

格拉斯哥在承辦COP26期間出現的街頭塗鴉,以漫畫海報方式懸掛在歇業的商號窗外,描繪各國領袖的態度。

從全球性的氣候政治中,思考如何與氣候變遷共存

回到校園後學生問我氣候大會怎麼樣?我拒絕扮演傳遞訊息的先知角色,也不想讓他們有先入為主的印象,直覺回答說是很好的學習喔。但為什麼我的工作email會忽然那麼多,讓我明明人到了一年一度的全球盛會現場,還被綁在自己的手機上?我想,我不過是在逃避自己的無力感,也逃避嫉妒。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跟森林資源利用與冰河融化有關,參與會議,主要是觀察這兩個議題的風向和討論取徑,特別是原住民的土地權利。我其實並不是很了解台灣的風向或熱點,所以後來其他留學生通知有台灣日的活動,我也就去參加了。我關注的喜瑪拉雅山脈是氣候議題中的熱區,關於高山生態圈的討論,也常拉上南美比較近似性。

土地產權是個經典問題,從農工轉型到討論社會不平等與環境問題都離不開它。土地產權國有,是許多南方國家社會發展拖沓的病原之一。國有財產有助於掌控國家的個人或集團貪汙、營利,出讓給海外企業投資,但即便土地不國有,缺乏管理的土地放任尋租,也會迫使傳統空間的生活群體遷移。氣候變遷的影響在於,它讓空間複雜化的因素增加了一層以保育為目的考量:保育工作與碳交易能否/是否創造新的市場交易獲利?

並不是只有土地能從事碳中和,海洋的潛力也非常大,但如果用同樣的「土地」邏輯來管理與投資海洋,那麼問題只會繼續擴大。如同其他發展趨勢與政策,過程當中包含的種種細節始終是成敗與平衡社會正義的重點。聯合國17項發展目標只是一種廣泛的框架,它應該促成發展在地模式與法規,而不是僅止於此的問題陳述。

權力不均在氣候金融議題上更形尖銳。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合作,權力關係不對等是常態。非洲需要錢,非洲內部改善不平等相關的發展計劃不會吸引政府投注資源,但投了錢又要追蹤錢花得合不合理,創造一條新的「國際發展」產業鏈。如何創造共生共作的夥伴關係?台灣既不需要錢也沒有殖民的債要償,或許更需要建立自己的模式。

氣候變遷在一國境內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隱蔽在既有的脈絡裡,不是計算總體碳排可以帶過的話題。思考氣候變遷不一定需要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脈絡裡為台灣選擇一個位置。舉例來說,農牧業從業人員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最深,但他們所製造的碳排放量最少,這一點不只是馬達加斯加的農夫,英國本土的農夫亦然。發展不能模仿。在氣候大會上的展覽和發言若有外交考量,則需要和全球性的氣候政治辯論脈絡產生關聯性,找到超越國族主義意識的亮點,光談自身的成就,恐怕較難得到共鳴。

一般所想像的已開發國家,其實開發得太早,就像地鐵隧道和車廂尺寸一樣很難改。會場網路斷線、缺乏哺乳和托育服務,常聽議程一半聽到孩子哭了,或偷瞄到寫稿的記者無聊到開始刷社交媒體,這不就是我們平時亂糟糟的生活嗎?這是和氣候變遷共存的我們這個世代的生活。

過了大半年,終於完結這部分的筆記,COP27已在緊鑼密鼓籌備狀態。碳稅費、定價和交易制度若不想要重蹈西方國家的覆轍,必須注意不平等、性別差異和文化意義變遷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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