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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0年前,筆者剛回國尋找教育系相關教職時,曾被詢問:「妳明明是念社會學, 為何投我們系呢?」經過這些撞壁的過程,我逐漸理解:為何回國前投稿國內教育相關的期刊,往往被以「非教育領域論文」理由退稿,要求轉投社會學領域相關期刊;但再投稿社會學領域時,也產生類似的問題。

幸運地,民國100年時筆者終於有機會到教育系任教。因教育社會學的訓練,課程內容都會先談到社會文化脈絡,最初,也曾有學生質疑我是在講社會學,不是談「教育」;也有學生問我是否拿社會學博士,而非「教育學」博士,對「教育專業」有所質疑。

約莫3、4年前,因學校教師研習中心之託,曾開設國中輔導認證在職班的「休閒教育」課程,當時邀請了博物館學專家到班上演講。講者一開始問在場教師「你認為博物館是教育機構的請舉手?」顯然很少人這麼認為。換言之,多數教師的教育想像往往限縮於學校。

慢慢的,我逐漸意會到國內對「教育」的想像,是多麼狹隘。

不能只從「教育」看教育

在狹隘的教育想像下,即將上路的新課綱將很難落實。教育並非獨立存在,也不可能獨立存在,也就是說,學校並非自外於社會,而是受到大社會經濟文化脈絡的影響。因此,教育與師資培育的相關單位不能只懂教育本身,而要進一步去理解教育所在的大環境未來走向,否則可能連問題的核心都摸不清,更難真正解決教育問題。

去年接大一導師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學生,部分內容談到:

……教育學門更是非常跨領域的綜合運用學門,你需要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行政學等,幫助你理解並釐清學生與學校的狀況。我是天下獨立評論的專欄作家,曾寫過一篇〈教育是一門跨領域的專業〉,表述「跨領域」在教育專業的重要性。教育相關領域學生必須先謙虛的理解並承認,教育相關課程無法提供教師專業足夠的訓練,因此必須「外求」才有機會達成「跨領域專業」的目標。

作為教育系的一員,我坦承地跟大家說,教育沒你想像中的那麼容易,但它可以非常好玩,可以跟你的生命相結合!

大一新生們,你們準備好這個充滿刺激的冒險之旅了嗎?主動去問、主動去聊,你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由A. H. Halsey, Hugh Lauder, Philip Brown, 及Amy Stuart Wells四人合編的《教育:文化.經濟.社會》(1997)(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Society)一書是教育學界的重要著作。這個副標「文化.經濟.社會」特別值得我們思索:教育與文化、教育與經濟、教育與社會是有關聯的。我認為應該把社會文化的面向帶回教育相關研究,唯有把教育放到社會文化之中,才能真正看到問題、解決問題,就如劍橋大學畢業證書沒有任何關於「領域」描述的字眼,只寫著「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一樣。

想要有具備跨領域能力的學生,就先讓領域的高牆倒下

我常在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大學轉系的條件為何如此之高?想轉系的學生,基本上可能已經對自己系所興趣不大,成績上卻必須排序一定比例以上,才具備轉出或轉入的要件。有些學系以設定高的轉系條件,或許彰顯特定領域的神聖不可及性與學術上的高位階,但在跨域的大脈絡下,這樣的知識保護,就跟貿易上的保護主義一樣,整體而言都是傷害。

或許,推甄進來的學生有對系所承諾的問題,但興趣是流動的,尤其台灣的大學生,往往是進到大學才有機會探索自己的興趣,一旦開始探索,才驚覺原先想的不是自己要的。倘若各學門之間圍牆依然如此高,又如何期待學生能跨域?

學科領域專業性塑造的過程,往往使用或創造一些艱澀的術語,創造領域高牆,讓「一般人」難以進入。姑且不去談平等議題,一道道的「高牆」其實已經限縮了我們的思考與觀看角度。然而受美國高度影響的台灣高等教育,在「不分」領域設下的障礙依然重重,也影響台灣教育的發展。

在歐洲,系所/學術界線模糊是常態。透過打破疆界、開放領域,才有機會出現有機生態,而非國內學術界一直為人所詬病的近親繁殖,使得有心、有能力的年輕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抑或在一連串的碰撞後,只能跟台灣說再見。

打破界線,才能有機創生

800年前牛津與劍橋大學的「學院制度」(college)讓不同學術背景的學生有機會接觸其他學門,得到創新發展的養分。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慢慢的,我聽到系上教育社會學的教授自我介紹時說「I am a sociologist」(我是社會學家)時,不會感到突兀;在劍橋大學社會政治科學系(SPS)的seminar,發現某教授是經濟學博士時,也不會太驚訝。

倘若系所之間界線不再那麼清楚,彼此也有機會瞭解彼此思考的內容及框架,真正的跨領域才可能發生,否則只是將一些各說各話、疆界清楚的人,組成一個號稱「跨領域」的團隊,事實上則各彈各的調。

「在1960年代,因為階級尚未清楚分野,反而產生許多創作的能量,增加音樂的豐厚性,因此在1970年代的英國產生許多獨立有特色的藝術學校。」在7月初我參與的「性別、認同與自造文化」(KISMIF)研討會中,一位專題演講者談到跨界產生的巨大能量。雖然她談的是「不分」階級形成的文化豐富性,在那當時,我腦袋想到的是在台灣一些大學成立的「不分系」。

「不分」的豐富度與創造性無可限量,然而各領域之間有形無形的圍牆依然高聳,也影響著未來成為教師這群師資、師培生的思考方式。同樣的,倘若教師不具跨領域的思維與能力,新課綱的設計就難以真正落實到教育現場。

我曾經去過南美厄瓜多首都基多(Quito)北方25公里處的「世界中心」(La Mitad del Mundo)赤道紀念碑,這是0度0分0秒的南北半球交界。因為南北半球不同方向科氏力的影響,人走在這條界線上會產生昏眩感,導致不容易直線行走,有時在南半球,有時在北半球;偶而踩在交界處,既在南半球,也在北半球,既不在南半球,也不在北半球。

走在這條線上是個很特別的經驗,也是跨領域研究常遭批評之處──兩邊不到位。高等教育應該給予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包容行走兩邊可能的昏眩與顛簸,對國民教育端的教師而言,才有條件具備創生與發展的可能,培育出台灣未來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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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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