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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教育」在台灣有很多不同想像。較常見的是模擬某一情境,讓優勢群體去感受弱勢群體不方便的處境,例如假裝孕婦體會媽媽懷孕的辛苦、明眼人蒙著眼感受視障者的生活難處、讓直立人體會坐著輪椅因而行有礙的狀況等等。童軍課程會將探索、體驗或冒險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當成學習、增強自信心與強化團隊合作的方式,反歧視教育中所謂的「體驗教育」則著重於文化體驗,透過體驗(experience)產生感受、然後開始能夠同理。

一位學生參加原住民地區的社團課輔活動,在期末作業中寫下一個突發事件,如何讓他引發與自身的對話:

○○突然提出想要看看我的錢包。在當下,我猶豫了。或許是察覺到我眼中的遲疑,○○說了一句令我感到慚愧的話:「別擔心,我又不會偷你的錢。」我,XXX,學了將近1學年的教育概論,自以為學到些基礎理論就可以略窺教育的門戶。但是沒料到自己卻帶著有色眼鏡看著這群學生,下意識的以為自己比他們高等。我很感謝在第一次平服就發生這件事。這句話打破了我無謂的虛偽,使我能夠在之後的活動更真誠的對待所有學生。
善良的居民都和我們熱情的打招呼,我是否就在這過程中盲目且過度的自我膨脹,誤認為自己是個多麼了不起的人物?……我覺得,來到XX,我的手心並非向下,也並不是向上,而是該真誠的伸出我的手,緊緊握住所有天真、活潑的友誼。

具反思性的接觸,能夠跳脫過度簡化的既定觀看方式,培養更細膩的觀察、較全面性的分析能力,讓學生能夠瞭解文化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也看見結構,並理解行為背後的社會經濟文化因素。

擔任志工的生命儀式,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反身性學習嗎?

賴樹盛將自己在泰緬邊境服務的記錄寫成《邊境漂流》一書,並在最後部份反省了一些自以為「服務他人」的海外志工團,若不帶著理解與尊重,給當地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他在文中寫道:

志工走後,當地社區的生活一如往昔,甚至因為志工的既定價值和自我優越感帶給當地負面的影響。……

一位克倫族青年曾經問我,台灣年輕人是不是都很會賺錢,不然為什麼每個人都有很昂貴的數位相機和高檔手機呢?他們是不是真的很關心我們?因為他們無論到哪,就是先拿起相機什麼都拍,記錄我們的生活。……缺乏對於在地的理解和用心觀察,加上語言文化的隔閡,有些團隊難免將台灣的團康夏令營戲碼,原封不動搬到海外來上演,這樣的活動雖然娛樂效果十足,卻失去和在地人彼此對話和相互啟發的契機。

賴樹盛的國際經驗與觀察,提供我們進一步思索多元文化體驗教育的核心問題:到底,什麼樣的「接觸」可以引發反身性學習?

由「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主辦的「國際志工再定義」系列講座,於2015年5月14日邀請趙中麒博士主講「田野中的自我認同:海外服務中的衝突與適應」,他在演講中提出的觀點可以讓我們深度思考「接觸」與反身性學習的關聯。他認為擔任志工是進行一種生命儀式,會經歷三個階段:分離、轉變與重組。

分離(Separation):當志工前往海外服務,他必須與家人、朋友分離,更重要的,他是與過去的生活、人際關係等分離,準備開始不同的生活。

轉變(Transition):當志工在田野中發現與自己過去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文化,甚至是與自我價值觀相衝突的當地文化,可能開始產生自我認同混淆。這也是心裡最痛苦的時刻。

重組(Reintegration):志工於適應與思索後,開始「部分重建」自己的價值觀,但仍保有自己原有的價值觀。

在接觸外部世界前,我們身處的社會與環境會型塑自己的價值觀與對世界的認識。首次接觸到外界不同觀點的相互衝擊與矛盾,可能會是相當痛苦的過程,但也是一次突破框架重生的機會。趙中麒舉例:面對「以手吃飯」和「原住民輪杯」文化時,志工可能因為現代化教育中的公衛知識,認為這樣做不衛生、有傳染病的風險,而在心理上產生抗拒。

面對文化衝突,幫助你重生的三個方法

另一方面,趙中麒也提出能幫助我們重生的三個原則:

共融與入境隨俗(Rapport and Go Native):避免用自身既有價值判斷田野中的人事物。如有些文化中沒有私有財產的觀點,或是以手吃飯等。盡量用當地人的角度理解當地文化,但並非追求變成當地人,因為這是無法達到的。閱讀相關資料能促進文化差異的理解,也能幫助我們避免用自身價值判斷當地文化。

接受普世價值與文化差異的衝突(Culture shock and identity disorientation):認知到田野中必將面臨價值衝突與文化差異,但在尊重文化差異時,對特殊價值的立場與態度,應有自己的思考,避免總是落入「這是他們的文化與社會,我尊重。」的廉價教條主義。

不斷自我重建(Self-reposition):自我認同重建並非完成後即一勞永逸,每當志工面臨不同的文化衝擊,可能就會再度產生重建的過程,因此這是不斷變動的過程。

換言之,高度覺察與反思能力讓「接觸」成為自身成長的關鍵。能夠產生深層意義並發生改變的文化體驗,往往發生在學校圍牆之外,「外婆橋計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誠致教育基金會與《四方報》在2011年暑假發起「外婆橋計畫」,讓新移民媽媽有機會帶著孩子及其台灣老師一起搖到「外婆家」,這過程對於教師與孩子而言,都是深刻的文化體驗教育。不曾到過東南亞的老師透過這場文化體驗學習,向新住民媽媽及東南亞親人學習在地文化,充實多元知能,轉化成為教學專業能力,也讓移民第二代增進對母國的認識,增強對媽媽母國文化的認同與自信心;對於新移民媽媽而言,在孩子與老師面前能夠展現文化的熟捻度與自信,這些可能是孩子與老師從未看見的。

旅行主客易位的特質,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開始

讓自己置身於異文化之中、從泥土與自然中學習的經驗,可以讓自己與多元文化的內涵進行對話。常常,我們相信我們所「以為」的。太多的「以為」把我們困在自己所設的框架中,動彈不得;而這些框架是由社會與自我共同揉合而成。那麼,該如何跳脫出這些框架呢?位置的轉換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思考起點。「主體」的改變在多元文化教育歷程中是很重要的。想作好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應先改變位置,尤其是社會心理位置,否則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

旅行,不管是短程的移動,或長時間的留學或異地工作經驗,都將在自己身上鑿刻出難以抹滅的痕跡。進出之間,每次安頓與適應的過程,就如穿新鞋的「break in」,剛開始可能會瘀傷甚至流血,慢慢的才會適應,甚至喜歡。一次次的進出之間,「異」或「同」變得格外清楚,「不喜歡」與「喜歡」,「主」或「客」也一直在轉換著。「位置」的轉換是跨界教育的重要內涵,旅行正是讓「位置」轉換的直接方式,因此筆者認為旅行可以作為跨界教育開始與實踐方式。 

旅行與旅行過程的體驗,在跨界/多元文化教育中是重要的。但是,這樣的旅行不是觀光客式的跟團旅行、不是由老師帶領規劃,一起出國或在國內的參訪或短期志工行程。這樣的旅行必須能夠轉換觀看位置,可以是自助旅行,自己去思考規劃行程;可以是沒有完整規劃的流浪幾個月到一年;可以是公益旅行,到任何其他地方蹲點。首先在英國發展的「gap year」也是這樣的概念,讓學生在中學升大學、大學升研究所,或大學中甚至工作中的任一階段,遠離原本自己熟悉的環境。

國際教育「國際」了嗎?

隨著新移民女性與其婚生子女人口逐漸增加,政府與民間組織推出各種職業訓練與扶助方案,協助新移民女性建立在台生活網絡,舉辦各式東南亞文化活動與節日。只是,這些「文化活動」大多仍停留在美食交流、選美比賽等花絮式展演,其效果往往是獵奇式展現異國風情,或是煙火式的政績宣傳,對於傳統「買賣婚姻」、「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社會歧視,化解有限。

其實,體驗教育也是養成國際移動能力的渠徑之一,尤其與國際教育息息相關。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國際教育是台灣教育政策的重點之一,然而我們的國際教育真的「國際」了嗎?抑或只是西方中心的國際教育,一切以歐美文化標準為典範?這樣的國際教育可能落入西方白人中心主義,更是以中上階級文化為標竿的教育內涵。不管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或教育文化的觀點,發展具多元文化觀點的國際教育迫在眉睫。

為了更加了解印尼文化,在2015年夏天,我將自己置入其中,藉由「移動」讓自己成為異鄉「客」,也開始了一段文化理解之旅。我將這一段有關性別觀察的部分整理成〈《印尼etc.⁺ 》:伊斯蘭性/別文化初探〉(2016)一文,這也是一段對伊斯蘭文化不斷拆解與重新理解的過程:

到印尼前,我對伊斯蘭性/別文化的了解不外於中東世界帶給我的經驗;到了印尼,沿路上一直感覺「對不上」原本的經驗,卻也很難具體描繪出印尼伊斯蘭性/別文化的樣子。隨著跟當地人的接觸愈來愈多、在地觀察時間長一些,再回到台灣,當印尼食物繽紛的感受依然在舌尖激盪著,我想到了印尼伊斯蘭性/別文化其實很能與印尼當地飲食相應。……一樣行走在伊斯蘭國家,筆者作為一位生理女性,在印尼比中東的感覺輕鬆自由許多,沒有那麼多注目的眼光,也不見比例那麼高包頭巾的女性……。

同樣的,從進到越南之前在圍「籬」外的想像,到真正起身離開台灣進入越南,我才慢慢能夠釐清越南的性別風景,原來越南媽媽眼中的台灣更是重男輕女,原來越南內部有那麼大的文化歧異性,原來越南那麼重視孝道;進一步對越南社會文化的了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台灣的越南婚姻移民女性的處境。

透過文化體驗與實際的踏查,可以開啟媒體單一故事軸線外的其他豐富度,跳脫「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恐懼通常來自於不瞭解或不習慣,唯有接觸,才能了解;唯有瞭解,才能真正的尊重。台灣社會普遍對階級文化、族群文化、性別文化或障礙文化之瞭解普遍不足,特別是東南亞文化或原住民族文化,「尊重」成為許多人的口頭禪。在有興趣瞭解之前,談「尊重」顯得太敷衍與教條化。

新移民女性豐富的母國文化,為台灣注入一股新能量,這些異質且豐厚的文化、經驗與知識,經由跨國婚姻產生的社會網絡與國際聯繫,為台灣創造出更多可能與發展空間;進一步思考,因為多元文化碰撞並交融的社會能量,如果有適當管道引導,將會由「新台灣之子」傳承並產生新力量。

(本文摘要並改寫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期刊《教育脈動》第12期〈「體驗」作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種方式:內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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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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