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最新一期天下標題為「千禧世代,接管世界」,認為所謂1980到2000年出生的「千禧世代」是有史以來最關注公平正義、環保的一代,比起非千禧世代,更關心婚姻平權、性別平等、司法改革與勞工權益等議題。她/他們追求公平,也追求理念、價值、工作與生活品質的均衡,工作賺大錢不再是人生的一切。

文化尚未解嚴,讓千禧世代力不從心

給予自由度、公平的機會、讓她/他能夠有「生活」,她/他們就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為臺灣帶來更多創意與發展。但我們的職場給了這群年輕人什麼樣的環境?

有朋友不敢回到臺灣的大學任教,不是薪水問題,而是學術界的惡鬥、升等過程中的權力關係等環境因素讓她卻步,她不想把生命浪費在這種事情上。國外團隊合作的成就感與持續學習的感覺,即使辛苦工作也甘之如飴。

在外國科技界工作的親戚也不想回臺,因為作為兩位幼兒的母親,她想參與孩子成長過程,但在臺灣只有無止境的加班,沒有生活可言。也有朋友想出走,他說在臺灣,表現太出色,遭來的是圍剿,而不是機會!

於中學任教的年輕熱血教師盡心盡力設計課程,讓學生愛上學習,同時也設計性別教育課程,讓多元性別特質的孩子能在光譜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透過認同,得著人生繼續下去的力量。她/他的努力,卻遭遇來自其他老師、校長與主任很大的阻力,心力交瘁。

從政治民主到文化民主

臺灣在1987年解嚴,又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之後,好像「民主」了;然而,表象的政治民主若缺乏社會文化民主的底蘊與共識,徒有民主選舉、表決、投票的各種形式,但一切的決定卻還是關係主義下的權力運作結果,恐怕離成熟民主依然遙遠。

文化民主,是臺灣民主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舉例來說,儘管過去十多年來,婦女運動成果已經法制化,通過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學校的性別民主化歷程卻還是只能在家父長制思維下緩步向前,甚至遭遇到來自民間不小的反挫力量,這與文化民主程度有關。性別文化權力就如微血管般交織滲透到學校組織、學校教育中,包括課程(含潛在課程)、教學歷程、師生互動、學校文化、學校資源分配等,形成難以跨越的銅牆鐵壁。2016年6月輔大女生宿舍宵禁爭議即是一例。現在全球如火如荼的#MeToo運動正是性別文化民主運動的一環。

性平法的核心在於符合性平精神的教學、課程、學習環境等,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但各級學校及教育單位卻只把重點放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的處理,忽略性平事件的源頭,例如性別素養的培養等,才是性別教育的基礎。

換言之,對於校園性騷擾事件來說,校方不能只是「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本身而已。父權體制下權力關係的傾斜,例如課程中對男子氣概(masculinity)與女子柔弱的建構與強化、教育行政過程與法令規定尚未被檢視的父權遺緒、家長教育、處室辦公室資深男性老師自以為風趣的性別笑話等,日積月累成為校園霸凌、性霸凌與性騷擾最肥沃的「養份」,卻依然很少被關注。這都是未來性別文化民主教育需要努力的方向。

上一代人的文化民主補救教學

文化民主的對象不是現在的年輕學生,而是較少歷經民主與公民教育的上一代。令我們敬佩的是,這一代人可以犧牲健康、家庭,為了成就而努力,而他/她們的努力在當時臺灣經濟起飛的環境中,也的確有相對應的收穫,不管是物質上、地位上或權力上。

在職場上,他們目前仍是制定遊戲規則、掌握資源分配的一代。他們可以不瞭解何為性別平等、何為公平的升遷機會或者人性化、有溫度的管理。在工業時代,大老闆一聲令下,大家只要照做就好,他們也經常用同樣的標準要求下一代的勞動者,然而在當代社會,威權式管理恐怕只能碰壁。

有教授抱怨他開的通識課中間休息時間,學生就跑了一大半,到最後一節的TA時間,又跑一大半。他說他決定以後每次上課要點兩次名。聽到他的做法,我很為他擔心。一則這只會讓學生更惱怒,讓師生關係更雪上加霜,對學生的學習更為不利;再則,這作法只會讓自己更為洩氣、對教學更沒自信。

文化民主還包含公民素養。「資深公民」開始會手機上網後,在一些公共場所,經常可以看到一些人看著影片,不習慣或不知道應該使用耳機,無意識地跟所有人分享正在觀看的劇情。也曾經去上瑜珈課,剛進到教室,發現整個教室幾乎被一大片被鋪好的瑜珈墊佔領,但上面沒有人,原來是嬸嬸阿姨們好意幫她姊妹朋友佔個好位置。一切似乎那麼的自然,也不認為這有什麼的問題。

當然,他們有其生存的文化脈絡,只是當全民以及教育界有太多的關注放在學校教育,在臨界高齡的臺灣社會中,我們是否可以把一些力氣與資源放在成人的文化民主教育這一塊,也是上一代人的文化民主補救教學?

文化民主首先要解構威權式、家父長制的權力關係,不管是組織文化、決策模式等,讓平等價值主流化、平等溝通、減少裙帶關係主義,讓年輕一代覺得有未來的目的感。

文化依舊戒嚴的臺灣社會,許多傳統機構仍強調階序格局的「職場倫理」,讓有想法、有創意的人不想花力氣與之搏鬥,只能選擇不回來或者出走。這是在「千禧世代,接管世界」發生之前,臺灣社會必須清除的文化路障,重新定義所謂的「職場倫理」。

這場文化民主運動,也需由新生代自行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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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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