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通過公費留考的學生在我研究室爆哭，來自農工階級的她沒想到努力通過考試只是第一關，最大的難題卻是「找不到保證人」幫忙與政府簽訂返國服務的行政契約書。
看著她哭，我跟另一位學生也跟著哭了。我經歷過類似的故事，縱然是將近20年前，如今依然感同身受。
當時，我拿英國的獎學金出國留學，因為沒包含生活費用，我第一年是省吃儉用的度過。於是，第二年，我申請了教育部「留學獎學金」，希望用這筆經費支撐英國高昂的生活費用。然而跟這位學生一樣，當初我最大的難題，竟然也是找不到擔保人幫我簽契約書，確保我會回國服務。我的家人都是農工階級，沒有什麼薪資單、年所得證明，較熟的同學們有的剛剛開始工作、有的還在念研究所，我也開不了口。
還好，要感謝當時一位因旁聽認識的學姊，她已經任教多年，不但是個非常用心的好老師，更在識我不深的情況下，願意幫我簽保證書，成為我生命中的貴人。
作為家中「第一代大學生」（first-gen student）、第一代學人 （first-gen scholar），別人的「理所當然」、「自然而然」，對我而言，每一步卻是那麼的辛苦。人生關卡一關接著一關，回國之後已經忘記當初找保證人的難處，其實是不忍回看當時每一步的步履蹣跚。學生的現況再次提醒我：該發聲了！
「他們就欺負我們窮苦人……」
學生跟我的情況類似，家庭成員多從事農、工業，或在菜市場工作，無法提供規定要求的所得稅證明。「欺負阮散赤人……」學生媽媽生氣的說，接著哽咽起來。
會選擇以公費留考作為出國留學的途徑，就是因為經濟因素阻礙許多農工階級的出國夢。然而，保證書的相關規定卻缺乏階級意識，反而成為另一道關卡。學生沮喪的說：
我的家人在經濟上不足以負荷我出國唸書，現在連保證人也幫不上忙，他們的難過與沮喪甚至比我更深！而我努力的想考上公費，不就是想告訴他們，家裡不富裕沒有關係，我還是能夠想辦法送自己出國，但是到頭來，我還是讓他們感到難受、自責，甚至自卑，這真的是考取公費之前的我從來沒想過會發生的事。
在網路搜尋資料可發現，由於缺乏高社經地位所擁有的人脈社會資本，過往公費生找保證人的困難一直都存在。以這位學生的例子而言，目前的規定都讓她感覺難如登天。她說，如果能參考銀行要求保證人的條件，納入不動產抵押，便能讓家人為她作保了。
儘管目前保證人規定中有一條「勵學優秀公費生」的例外，但只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原住民與身心障礙公費留學生等，全年綜合所得才可以不受新台幣60萬元限制，名額也極少。基本上，能通過公費留考者，一定是「勵學」，如何讓制度成為農工階級「第一代學人」學術生涯最強的後盾，應是教育單位需要納入討論與考量的。
讓公費留學制度對不同階級的人更友善
我和學生共同提出這議題，並不是要國家取消保證人制度，而是希望制度能對不同階級背景的學生更友善，讓真的需要這筆經費出國的台灣青年能少一點阻礙，也才能有機會學成歸國，帶回養分、裨益國家。
台灣許多政策的推展，往往與災難或者公眾的力量息息相關，有人受傷了、有人在路口被撞死了、國外媒體報導了，相關單位才會注意到交通安全、行人路權的問題；又例如當年的葉永鋕命案，才讓性別教育的重要性開始受到關注，才有機會產生改變的力道。
這也是為什麼在非常忙碌的行政、研究、教學生活中，我還要擠出一絲絲時間寫這篇文章，很大一部分是為了訴諸媒體，期待能產生改變政策的力量；另一方面，我發覺台灣許多政策或制度往往缺乏證據導向（evidence- based）的檢視，最後不是因人涉事，就是要訴諸民意代表，某程度宛如要半路攔轎救人的君主社會。
沒有人發出聲音，不代表這個政策是沒有問題的，很有可能是很多人根本發不出聲音來呈現問題。許多教育政策需要從階級觀點重新審視，否則往往只是理所當然、無意識的以中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制訂，無覺察的直接從制度上排除其他群體的發展性而不自知。這也是歐美大學這幾年一直強調的「EDI精神」：公平、多元與涵容（Equity、Diversity、 Inclusion），必須主流化到政策之中。
制度不說話，但制度本身就是排除與納入的過程，值得教育人員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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