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婦」這個詞的意思是包辦家務勞動，在經濟上依靠丈夫的已婚女性。這個詞出現的年代，比許多人想像的都還要晚。
在過去的農業時代，女性大多被排除在統治和智識階層之外。出身較高階層的女性往往不從事經濟勞動，然而這畢竟屬於少數。在一般百姓家中，「職場」和「家」的區隔難以劃分，男女性別分工的界線也比現在模糊。
而當工業化的腳步來臨，大批農業人口，不分男女，甚至孩童，都進入工廠成為受薪勞工。當時的勞工沒有任何的法律保護，勞動力被視為一種可以無限壓榨的成本。但是這樣的壓榨是無法長久持續的。英國在1833年立法規定9～13歲的孩童一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1844年立法規定已婚婦女一天工作不得超過12個小時。這些立法的意圖與其說是站在人道立場保護弱小，不如說是統治階層意識到要維持源源不絕的勞動力，並且滿足隨著工業升級技術含量不斷提高的勞動需求，必須給民眾時間生育，並給孩童機會茁壯。
在英國之後，全球也依序步入工業化，雖然時間有先後差距，但是在進入工業社會後，各國都難免面臨如何讓勞動力更永續的問題。站在這個歷史的叉路上，也許是傳統重視生育功能的文化、也許是重工業發展讓勞動市場更需要男性，大多國家都傾向讓婦女從經濟勞動退場，並且提高男性薪水和工作環境，使男性可以負擔一家的生計，維持家戶穩定。在這些工業國家，「家庭主婦」成為已婚女性最常被賦予的角色。這個發展，就是現代「家庭主婦」的誕生過程。
在共產主義下步入工業社會的國家如俄共、中共，一度主張「婦女能頂半邊天」，透過公共托育等社會設施「解放女性」，強制男女共同參與經濟勞動。然而在俄共垮台、中共放棄共產經濟後，他們落入其他工業國家男女分工模式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快。有趣的是，根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在東亞國家之間，中國男性至今仍算是較願意做家事的。
從「媽媽假」到「父母假」
除了以上兩條道路之外，也有像瑞典這樣走折衷路線的國家。瑞典在步入工業社會後，用漸進而堅定的步調推動友善育兒、共同育兒的環境。在經濟自由主義盛行的今天，就連瑞典等北歐國家也多少要縮減福利，然而在育兒這一塊，瑞典仍持續和傳統性別文化以及自由市場作對。
192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開始在國會取得實質影響力，主張提高稅率並提供全民社會保險。當時勞工生病請假的津貼會按薪水比例計算，旨在補貼勞工在無法工作期間失去的薪水；然而，1931年，瑞典為所有媽媽設置3個月的「媽媽假」津貼時，卻不管媽媽有沒有收入、收入是多少，一律拿最基本的補助。這反映出當時人們仍然將女性無薪的育兒勞動視為一種義務。然而隨著瑞典職業婦女越來越多，生育率越來越低，政府也開始推行一連串改革，包括免費的生產醫療照護、增加產假和育兒假天數、增設幼托等等，並終於在1955年開始按個人收入計算「媽媽假」津貼。
1974年，瑞典開全球先例，把「媽媽假」改成性別中立的「父母育兒假」（parental leave）。突然間，育兒再也不是媽媽的專利了！然而在70、80年代，瑞典爸爸請育兒假的天數僅占整體的5%，請絕大部分育兒假的人還是媽媽。於是，社會保險局在1995年規定，8個月的育兒假當中有30天不能轉讓給對方，也就是說，爸爸和媽媽都必須請超過30天的育兒假，不足者視同放棄。當然，這項規定實際上針對的是爸爸，所以也叫做「爸爸月」。1998年，爸爸請育兒假天數的比例上升到10%。
2002年，育兒假延長為18個月，爸爸必須請超過60天「爸爸假」。2006年，爸爸請育兒假天數的比例達到20%。2016年再把爸爸假加長到超過90天，2018年，爸爸請育兒假天數的比例達到30%。
從50年前的5%到現在的30%，瑞典的共同育兒政策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一邊跟著社會脈動，一邊也溫和地帶動男女共同承擔有薪和無薪勞動的社會風氣。在今天的瑞典，無論是家庭主婦或是只顧工作的丈夫，都幾乎看不見了。
「要嘛回家，要嘛不生」的二選一
過去瑞典的馬克思女性主義和基進女性主義者曾經揚言要「讓家庭主婦滅絕」，這樣的修辭雖然源自於推動兩性經濟平等的初衷，但是對於大批無論是主動或被動接下主婦這個辛勞角色的女性來說，又情何以堪？其實換個角度來看，當社會給予每個人更多可能性，男性徹底主外、女性徹底主內的極端模式，自然也會減少。
如果看台灣近20年來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會看到在25～29歲之間的女性參與率最高，2019年高達90%，然而在30歲以後進入了結婚、生育、照顧家人的高峰期，勞參率就會下降，10年內降幅可以接近20個百分點。這個30歲之後的「回家潮」，沒有發生在台灣的男性勞參率，也沒有發生在瑞典的女性勞參率。
根據OECD數據，2021年瑞典男性平均每日從事家務和照顧家人等無薪勞動的時間是171分鐘，中國是91分鐘，韓國49分鐘，日本41分鐘；根據台灣主計處2016的數據，台灣男性則花大約63分鐘（OECD數據為15～64所有男性，台灣主計處的數據則是15歲以上的已婚男性）。而在這些國家，女性平均每日無薪勞動時間都超過200分鐘。
這些數據堆疊出來的，是每年成千上萬個女性在年近30歲之際面對的現實：要嘛回家，要嘛不生。雖然沒有人逼我們做選擇，但是最後，勞參率和生育率都透露出種種桎梏的存在。
讓女性在生孩子之餘，也有在各領域實現自我的權利
性別分工是一個糾結了總體經濟、個體經濟、社會文化和個人實現的構圖。我感覺在台灣談性別分工，總是在談生育率，談要怎麼樣讓女性去生小孩，卻很少從女性自我實現的角度出發。這導致討論當中關於家戶經濟負擔，例如低薪、高房價等議題的比重非常高。然而這些討論都間接暗示著，如果今天不是低薪高房價，女性就不需要工作，可以專心生養孩子了。那麼眾多女性參與社會和在各領域實現自我的願望，又該如果實現？
我自己在瑞典受惠於各種育兒福利，讓我最慶幸珍惜的地方不是在於我生養孩子更容易，而是在於生孩子之後，我能相對從容地保有自己的世界。女性在生孩子之餘，也有在各領域實現自我的可能性和權利，要達到這一點，男性和社會則有共同承擔家務和育兒的義務。瑞典用50年的足跡，給人們一個更寬廣的世界，男性女性慢慢跳脫過去的期待，爸爸媽媽依照自己的步調，有時更投入育兒，有時更投入職場。同時，不婚不生，只生不婚，還是只婚不生，也不需要承受他人的眼光。
目前台灣父母可以各請6個月的育兒假，但是爸爸請育兒假的比例仍然不高。根據調查，讓爸爸們裹足不前的兩大隱憂，第一是經濟壓力、第二是會影響工作升遷。因此學者呼籲，提高短期留職停薪津貼或許可以增加爸爸申請育兒的意願。從今年7月起，育兒假津貼從薪水的60%提高到80%，提高後台灣爸爸申請育兒假的人數，第一次達到了總申請人口的20%。
每個國家面臨的問題不同，各階段也需要不一樣的權宜之計，民眾的聲音和專家的分析都不能忽視。而推動共同育兒，平衡男女的勞動分工，除了減緩少子化危機，打造更平等的社會以外，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讓過去僵化的常識和常規慢慢鬆脫，給予每一個男性和女性更寬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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