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郊外的特殊車道上,我開著車,聽從教練的指令,在不同速度、不同路況的地面上猛踩煞車,親身體會車子在高速煞車後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停下來,還有車子打滑失去控制是什麼感覺。接著,教練讓我們坐在一個模擬衝擊力的汽車座椅上,體驗車禍時的衝撞力道。最後回到教室裡看安全講習影片時,我還能感到腎上腺素飆升後的耳鳴和顫抖的雙手。
安全講習影片用各種容易理解的比喻和影像,解釋不同車速帶來的衝擊力。當行人被時速40公里以上的車子撞到,相當於是從5樓以上的高度墜落,生存的機率非常小。如果在車子後座放著一個可樂罐,在時速90公里發生衝突,可樂罐在車內的破壞力和子彈相差不遠。而乘客本身如果沒有繫好安全帶,也可能衝撞其他乘客,造成嚴重傷害。
最後,教練給大家看許多真實的車禍現場照片,討論每個車禍現場的發生原因。最後,教練和大家說,這些車禍現場當中的罹難者,他們沒有一個人在當天出門的時候心裡想著「我今天可能會出車禍。」每一場車禍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發生的。
這是在瑞典考駕照之前,每一個人都必須參加的安全講習之一。除了這個講習之外,還有另一場偏重理論的講習,重點在介紹和解析所謂的「Zero Vision 零死亡願景」。
通過道路設計和教育改善交通安全
「零死亡願景」是瑞典1997年在國會通過的法案,旨在改革以往的政策法規和交通工程的評估、執行模式,把人身安全的地位提升到經濟效益和時間效率之上,目標是讓道路死亡個案減少到零。後來很多國家也開始採納類似的程序。
零死亡願景啟動前,瑞典每年有500多人在路上殞命。總體來說,高收入國家的工程、設施要求較嚴格,個人的安全意識也較高,死亡率相對較低,這個數字屬於正常的範圍。而願景啟動後10年間,瑞典道路死亡個案持續減少,2010年之後,則一直停滯在每年200多個死亡個案。對此,瑞典交通局和各國夥伴正在積極研究更進一步的突破可能。
瑞典近10年來,每年約有200多人死於交通事故。而過去10年,人口是瑞典兩倍多的台灣,每年約有2,600到3,000人死於交通事故。
零死亡願景分成兩個面向,一個是公家機關透過工程和交通法規提升道路安全。例如以圓環代替路口,特殊的「2+1道路」減少超車意外;還有駛入主幹道前微微上升的坡道,避免車子意外滑入幹道;自行車道的設置;對施工現場、事故現場標誌的嚴格要求;以及對車況、車檢的繁複規定等等。
另一個面向,則是在於提升用路人的安全意識,更屬於教育的範疇。在瑞典考駕照價格昂貴、難度高而且往往要花費半年以上的時間,光是這一點就可以過濾掉許多抱著半吊子心態考照的人。
開快車其實快不了幾分鐘,風險卻大大提高!
瑞典駕照的學科考試題目非常多變刁鑽,用囫圇吞棗背考古題的方法很難合格。路考實際上路,第一次無法通過的人高達7~8成。加上兩次必修的安全講習,引導學員透過理論思考,並且親身體會各種道路上的危險因子。
在安全講習課上,老師第一個問大家的問題是:為了達到零死亡願景,你們覺得最需要變革的地方在哪裡?有人說要讓道路更安全,有人說罰則要更嚴格、速限要更低等等。而老師說,設施和法規的改良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如果分析瑞典目前交通事故的緣由,會發現降低事故機率最關鍵的地方──他指指我們──是在你們的腦子裡。
接下來,老師和我們分析肇事者的年齡性別分布,解釋:年輕男性,尤其處於同儕群體壓力下的年輕男性,是最典型的肇事者。另外,在酒精、疲勞的影響下駕駛、在視線不良的情況下不減速、過於自信、過於輕忽、缺乏正確知識,這些都是釀成事故的個人因素。
接下來,老師在白板上寫下「距離÷速率=時間」這個大家小時候都學過的式子,請大家計算:當路程距離一定時,時速每增加10公里,可以省下多少時間?我好久沒有寫數學應用題了,在紙上寫滿算式。計算之後發現,加速可以省下的時間,通常就是幾分鐘而已。
當我們趕時間的時候,常常會想要加快速度,直覺認為這樣會讓我們更快抵達目的地,但是其實抵達目的地的時間,大大取決於出發的時間。靠著途中加速減少的那區區幾分鐘,和提高車速帶來的風險相比,簡直是得不償失。
最後老師說,不遲到的不二法門是即早出發。如果在出發時已經晚了,就先傳簡訊和對方道個歉,然後心平氣和地開車吧。開快車或是和別人爭道省下的那幾秒、幾分鐘,只會給自己和其他用路人帶來巨大的危險、壓力和負面情緒。
挽回那些不必失去的生命
瑞典的交通安全教育和制度,構築成一個和台灣截然不同的交通文化。文化就是一個集體的想像,這種想像可以讓一張紙變成錢,也可以左右人們的自然行為。
我在台灣長大,知道根據物理定律,人和車相撞,吃虧的絕對是人。所以我過馬路的時候看到車子一定戰戰競競,讓車子先過。
而瑞典交通法規把脆弱的行人(路人和自行車騎士)提升到優先的地位,當發生交通事故,開車者的責任比行人更大。這個制度讓人們的想像超越了物理定律。
瑞典路上,大多行人穿越道是沒有紅綠燈的。車子只要看到有人似乎有意要過馬路,就要即時停下來,讓行人可以在不需改變步行速度的情況下過馬路。因此大多瑞典人在過馬路的時候沒有躊躇、也不加快腳步,從從容容從我的車子前面晃過去。如果我停得晚了,可能還會給我一個白眼。而我自己在過馬路的時候,卻發現台灣的文化已經深深刻在我的反射神經當中,一時之間改不過來,所以常常陷入我讓車、車讓我的僵局當中。
當然,在比較各國交通安全的時候,也不能不考慮到台灣人口稠密的問題,和歐洲國家也許不能相比。不過和台灣條件相當的韓國,在90年代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曾經是東亞最高,而這20年來韓國投注大量資源在交通安全宣導和設施的改良,獲得了很大的進步。深受許多台灣小孩喜愛的《救援小英雄波力Poli》,就是韓國致力提升國民交通安全意識的一環。
比較目前各國死亡數和人口比率,瑞典、日本和其他西歐國家,10萬人中每年約有2~3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歐盟是5人,韓國是8人,台灣則是12人。台灣這次在新冠肺炎的防疫表現優異,證明我們如果對一個議題投以足夠的關注和資源,就會得到相應的成果。現在台灣每年有3,000人在路上喪命,無法再回家,如果台灣能做到和韓國相同水準,每年可以挽回900多條性命,如果達到日本、瑞典的水準,每年就能挽回近2,000條人命。這樣巨大的差距,值得好好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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