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德國書市出版了一本極為特別的傳記，主角並非什麼政治人物或大明星，而是一個相對平凡的老人，但這本傳記卻非常暢銷，我也讀得入迷。本書每一個回憶都簡短生動，非常有閱讀樂趣，值得介紹。書名是：《作為德意志人，而又是黑人：一位非裔德國人的回憶錄》（Deutsch sein und schwarz dazu: Erinnerungen eines Afro-Deutschen），現在也翻譯為英文及法文出版。
作者泰奧多爾．汪尼亞．米夏埃爾（Theodor Wonja Michael）正如書名透露的，是一位黑人。他出生於1925年的柏林。1884年，喀麥隆成為德意志帝國的一部分，米夏埃爾的父親因而成了德國人，於19世紀末時，從非洲大陸來到宗主國首都，在此成家立業。父親娶了幾個太太，都是白人，生下的他雖是混血兒，但外貌還是非常非洲。米夏埃爾因此有了一個非常奇特的國族認同：他自認是個完全的德國人，事實上也是；但是因為外貌的關係，從小他就不被當成德國人。
他的母語是德語，除了德語也不諳其他語言，但是從小便不被認為是會說德語的人。他在自傳中寫道，自己與兄弟姊妹從小就被當成「異民族展覽」（Völkerschau）的對象，人們拉他的頭髮，想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人；故意用七零八落的德語對他說話，不知道他完全能理解德語。
種族主義的印象如何深入小孩子的心裡，從一個例子就可看出。米夏埃爾作為混血兒，十分害怕自己太過醒目，自小不願出現在人群中。他盡可能遵守一切規定，例如從來沒有闖過紅燈，不是因為交通規則多麼重要，而是他害怕遭人注目。此外，小時他身體多病，卻始終不願就醫，因為害怕在醫院會被「順便」結紮──這絕非毫無來由的擔憂。
即使一生住在德國，還是被判定為「無國籍」
他所經歷的種族主義，在希特勒上台時達到高峰。他原來在柏林一家飯店擔任門房，後因為膚色被開除，甚至被政府撤銷國籍銷。當時他的德國護照被收回，改發給一紙「外來者身分證」──即使他始終不曾離開過德國，即使他唯一會說的語言是德語。證件上寫著，他的國籍是「無國籍者」（staatenlos），特徵是「黑人」（Neger）。
但是，他的膚色也帶給他其他的工作機會。後來他在電影業找到舞台，擔任許多需要黑人演出的角色——這在納粹時期的電影工業有一定需求，因為親納粹的導演們喜歡拍攝並美化殖民主義時期的德國，黑人成為襯托亞利安人優越地位不可或缺的背景。例如，他常演出在白人主子身後搖著棕櫚葉扇子的黑奴。米夏埃爾說，在那些電影中他是「裝飾品」。在納粹的政治宣傳電影中演出，使得他暫時得以逃過迫害，但二戰時，還是被送到了集中營。
幸好，米夏埃爾未遭受如同許多猶太人那樣的悲慘命運。他躲過毒氣室，以強迫勞動的方式，在集中營裡為這個不承認他的祖國服務。但也因為從集中營中倖存下來，戰後他甚至被懷疑是納粹的共犯。這對於這位被納粹剝奪身份的人來說，是無比的諷刺。
米夏埃爾在戰後終於得以求學，這是他以前不曾有過的權利。大學畢業後，他擔任記者，後來以「非洲專家」的名義進入德國聯邦情報局（BND）服務。退休後，他居住在科隆，在德國的黑人社群中很活躍。寫了這本自傳後，更使他成為全國知名的作家與種族主義見證者。
他的自傳不只暢銷，還有時代見證的意義。因為這本自傳記錄了德國從殖民時代、威瑪共和時代、法西斯時代一路走到聯邦共和國的時代軌跡，米夏埃爾以德國人、黑人、被迫害者、記者、公務員等多重身份留下珍貴的證言，於2018年被授予聯邦十字服務勳章。
一部德國種族歧視近代史
這本書可以為當代的德國人帶來幾點反思。首先，是對法西斯時代的反省。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自己的回憶錄呈現了：身為一個黑人，在德國常常被迫成為局外人。從他必須參加戲團巡迴歐洲、扮演非洲人的這段經歷，確實可以想像這種局面。
不過他也樂觀地說，有時候這對他的生命未必全然是負面的影響。例如小時候他經歷了納粹政權，當時身為黑人，理所當然會被拒於希特勒青年團之外。當時他覺得被拒絕相當羞愧，但後來常想，如果當初自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他的人生會是什麼樣？他親眼見到許多同學們從青年團再加入了納粹衝鋒隊，知道走入罪惡在那樣的集體氣氛下有多容易。「我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如果在當時，我真的加入希特勒青年團，那麼接下來的人生，應該很有可能參與一場大規模的犯罪，」他在鏡頭前自承。
另外，他在書中從家族故事談到德國的殖民主義歷史，針對作為殖民帝國的德國，可以讀到他字裡行間的不滿。德國對於第三帝國時期的歷史做了許多反省，然而對於俾斯麥時期在海外殖民地統治的一些很有問題的歷史呢？除了學術界對殖民與後殖民的小眾研究，政府對此不是避而不談，便是輕輕帶過，相對上並未努力克服殖民主義的過去。
例如，納米比亞始終不滿意德國未能針對屠殺問題正式道歉與賠償，而近年來「洪堡論壇」（Humboldt-Forum）興建及展示殖民地歷史的計畫，更在德國爆發一場迄今未休的激烈爭辯：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德國從殖民地掠奪來的文物與藝術品？2017年年底，數十個組織與協會連署發表致聯邦總理梅克爾的公開信，要求德國負起責任，返還殖民地文物與當年從殖民地運來供作研究與展示的遺體。那封公開信裡讚揚馬克宏返還非洲殖民地文物的政策，肯定法國正視殖民地歷史問題，認為相對之下，德國作為文化大國，卻始終未能積極處理不當取得的文物。
最後是種族主義問題。米夏埃爾觀察到的德國，種族主義依然深植在每個人心中。納粹結束了，但是那段時期所孕育的意識形態，一直埋藏在某些地方的土壤中，在特定種族主義養分的灌溉下，就會再次冒出地面。他說，自己在德國生活了90幾年，還是要不斷被問「你從哪裡來？」因為德國人對自己的想像，非常「民族」（völkisch）──也就是符合刻板的民族想像。
他認為，德國是一個各式各樣人混居在一起的大熔爐。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德國各地存在著許多方言，許多人也無法彼此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德國並不是一個民族（Volk）。但是在德國人的心中，一直都還存在著「我們是一個民族」這樣的想法，一直都有著金髮碧眼的刻板想像，而這是錯的。
黑人能不能當德國人？
後殖民主義學者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寫過一篇名文〈底層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探討後殖民時期的底層被代言而失去聲音的問題。受她啟發，電影導演Hito Steyerl與社會學學者Encarnación Gutiérrez Rodriguez編輯了一本研究德國移民與後殖民問題的書《底層能說德語嗎？》（Spricht die Subalterne deutsch?），討論在德國的底層噤聲問題。某個意義上，米夏埃爾的經驗也是在回答這個問題。他說，迄今還是有很多人聽到他說德語說得「像個德國人」而驚訝不已。這個社會一直在質疑，一個位居底層的黑人能說德語嗎？而這本回憶錄，在暢銷書榜上奪回發言權，正是以德語回擊／回答這個質疑。
從這本書的書名已經可以看到他對種族主義的立場，他首先是德意志的，然後才是黑人。米夏埃爾講述他父親與他的生命史，父子兩人經歷帝國與共和國，呈現了國族認同的曖昧與困難。他講述身為帝國的殖民地子民是怎麼一回事；認同自己是德國人、但黑人認同也纏縛在其生命中是怎麼一回事；德國的種族主義是怎麼一回事；戰爭對德國黑人來說又具什麼意義。他的本質與自我認同是德國人，黑人這個特質，對他來說是在德意志之外再加上（dazu）的。
不過確實如他所觀察到的，大部分德國人首先會看到一位黑人，接著才加上德意志人的身份──如果「德國人們」允許的話。近年來德國右翼極端勢力逐漸強大，常在文宣中訴求德國是「德國人的國家」，而那些海報中的主角形象，已經完全說出了在他們心中，德國是什麼樣的德國。
幾年前，德國足球國家隊隊員博阿騰（Jérôme Boateng）──與米夏埃爾一樣同為混血的柏林人，父親來自非洲迦納──被當時另類選擇黨的副主席高蘭（Alexander Gauland）評斷為「人們認為他是個好足球員，但不願意有這樣的鄰居」。黑人，即使擁有德國國籍，即使披上國家隊球衣為國征戰，還是不被允許成為德意志人。你首先是個黑人，且你始終是個黑人。
不過，這本書不全是受挫的片段，讀者在這動蕩的一生中也會讀到：他如何在逆境中把握讀書機會、去巴黎研究非洲問題、冷戰時期到東德參訪、在情報局的諜報工作、去了父親的家鄉探望、返回那他從來沒有認同卻不斷被推向的原鄉等等經歷；而且，也看到了一個面對無數挫折與歷史動亂的平凡人，如何展現勇氣（有時候也帶著幽默感）克服這些關卡。這是一本批判之書，也是一本勇氣之書。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為排外聲浪愈來愈大的德國注入更多自由與包容的精神，能解放那些受困於種族主義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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