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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德國新聞業的人,一定知道「哈優」(Hajo)這個小名,那指的是漢斯.約阿欽.弗里德里希斯(Hanns Joachim Friedrichs)。

弗里德里希斯於1927年出生於德國魯爾區的Hamm,戰後到柏林的《電訊報》(Telegraf)實習,開始走上記者之路。接著去了倫敦,為英國BBC工作了5年,1955年返回德國科隆,開始為西德廣電集團(WDR)擔任新聞主播及記者,其中一個新聞節目,正是傳奇的《每日新聞》(Tagesschau)。1964年被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外派到美國擔任特派員,在越戰時也去了越南,擔任戰地記者。1985年開始,他轉任第一公共電視台(ARD),擔任《每日主題》(Tagesthemen)新聞主播。

閱讀他的回憶錄《記者生涯》(Journalistenleben),詳細記錄了二戰結束後德國新聞業從一片廢墟開始的發展,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他談戰後選擇從柏林開始的新聞實習工作,可以看得到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時比較具影響力的媒體,是佔領勢力所發行的報紙,例如蘇聯的《每日環視》(Die Tägliche Rundschau)、美軍的《新報》(Neue Zeitung)、英軍的《世界》(Die Welt),只有前者的總部在柏林,後兩者分別在慕尼黑與漢堡。可是,年輕的弗里德里希斯還是決定去柏林,因為雖然佔領勢力媒體只有一家在這裡,但是許多德國地方媒體仍然選擇在廢墟般的柏林重建其運作,例如《電訊報》。

《電訊報》是當時所謂的特許媒體(Lizenzpresse),戰後為了從精神上再造德國,避免德國走回獨裁老路,媒體不再能夠隨意設立,出版物也不能任意出版,而必須取得同盟國的允許。《電訊報》就是在英軍許可下發行。而在這時候,指導弗里德里希斯的,就是資深編輯漢斯.達維爾(Hans Dawill),知名的德國記者協會的執行長。

弗里德里希斯說,在這段學徒生涯,他從達維爾那裡學到的新聞技能,就是如何分辨重要的與不重要的訊息,如何從100行的文字裡,刪減到剩下50行,而不流失重要資訊。另外這位師父也交給了他一個新聞寫作原則:最重要的、最容易理解的訊息,總是在第一行,讀者不必非得要繼續讀下去才能理解。

每日新聞:德國新聞節目之母

1952年,第一電視台漢堡總部開播了《每日新聞》,幾年後弗里德里希斯開始在科隆擔任其特派員。

這是戰後西德最重要的新聞帶狀節目。那開場時的鐘聲,以及開場詞「這是德國第一電視台的每日新聞」(Hier ist das Erste Deutsche Fernsehen mit der Tagesschau),已經成為德國新聞界的標誌,迄今,每天仍然在晚間8點時,響徹無數德國家庭的客廳。

一開始,每日新聞並不是真的每日播出,而是每週播出4天,後來越來越受歡迎,延展到一週6天,只有星期天休息。弗里德里希斯每天採訪、錄影,然後用德鐵的最快車把膠卷送到漢堡總部的編輯部去,以準備晚上的播出。像他這樣的特派記者在慕尼黑、柏林、斯圖加特、法蘭克福、巴登巴登都有,每天即時為觀眾送上全德國發生的事。甚至國外也有特派員,例如我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那個韓國民主化運動中的德國記者〉一文中提及、曾在南韓民主化運動扮演吃重角色的記者余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正是從東京去了韓國報導光州事件,並將膠卷偷渡出去,運到漢堡在每日新聞播出。

就這樣,弗里德里希斯與其他記者一起,聯手打造了這個德國新聞的黃金品牌。每天晚上8點播出的《每日新聞》,約有千萬德國收視者。甚至,這個節目不只受一般大眾重視,在專業新聞工作者心中也是領導品牌。根據90年代德國敏斯特大學出版的一本調查報告《德國的新聞業》(Journalismus in Deutschland)指出,受訪的記者中超出一半會定期收看《每日新聞》。難怪這個節目,被媒體稱為「所有新聞節目之母」(Mutter aller Nachrichtensendungen)、「第一電視台旗艦」(ARD-Flaggschiff)、「共和國最老牌的收視率之王后」(Die älteste Quotenkönigin der Republik)。今日,雖然隨著新聞環境的改變,媒體的多元化,《每日新聞》已不再能有老共和國時代獨佔市場的榮景,然而其對資訊的提供、對公眾意見的領導及塑造能力,仍極為重要。

每日主題:歷史事件的推手與見證

自1985年開始,弗里德里希斯接下另一個第一電視台招牌新聞節目《每日主題》,這個節目與《每日新聞》有著一樣的開場鐘聲,以及稍微修改後的開場白:「這是德國第一電視台的每日主題」,但兩者走向不同,《每日新聞》強調對當日新聞的即時掌握,而《每日主題》會更深入探討新聞事件,不一定是即時報導,但希望帶給觀眾對於某新聞的更全面資訊,釐清來龍去脈,也搭配深入訪談。知名記者也會在這個帶狀節目中做出立場明確的(但不一定符合觀眾期待的)評論。

這個節目是德國品質新聞(Qualitätsjournalismus)的經典,收視率沒有《每日新聞》廣,但其介入社會、影響公共利益的能力更強。我曾經在〈說謊的媒體?──德國新聞界的自由之戰〉一文中述及,北德廣電集團(NDR)的記者及主持人安雅.蕾許克(Anja Reschke),發表針對德國難民問題的評論,堅決捍衛新聞自由、反對民粹主義、仇外或法西斯主義,她為了這段評論接獲無數仇恨留言,但也為她贏得2016年年度記者獎,這段知名評論,就是在《每日主題》中播出。

弗里德里希斯擔任《每日主題》主播至1991年為止,伴隨德國人走過那段期間每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我印象較深的是1989年11月9日那一集,弗里德里希斯以這樣感性的方式開場:「看待以最高級用法說出的東西,必須小心,因為這已被濫用。然而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冒這個險。這個11月9日,正是個具歷史意義的一天:東德已經宣布,對每一個人開放其邊界。柏林圍牆的門,已經敞開。」

不過,當時的情形是,東德的發言人夏波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那個晚上的記者會裡,宣布了將會開放邊界,允許東德公民可以至西方國家旅行。然而,該辦法如何實施,日程為何,顯然東德政府內部尚未有一致的意見。守衛崗哨的東德士兵便未收到廣開邊界的命令。可是,就在那個記者會上,記者問到,開放邊界的命令何時開始生效,夏波斯基回答,就他所知,「立刻,毫不遲疑」(sofort, unverzüglich)。

於是,弗里德里希斯向全德國宣佈了這個消息。幾十萬的東西柏林人民接著湧到邊界,迫使東德士兵打開分隔兩德幾十年的圍牆。當時負責指揮的軍官耶格(Harald Jäger)在沒收到命令的情況下陷入兩難,群眾湧向他荷槍實彈的部下,倘若他不再下指令,很可能會爆發流血鎮壓。於是他在那個晚上11點多,打開了圍牆。

歷史有時便在一連串的偶然間被決定了走向,而「每日主題」與弗里德里希斯也是這決定德國宿命歷史的11月9日之見證者。

新聞不是娛樂節目

1991年離開主播台後,弗里德里希斯離開新聞工作。後來接受訪談時他承認,這是困難無比的決定,因為他的工作極有意思,7千9百萬德國人都羨慕,因為這是很少數每天都能帶來樂趣的工作。「我不樂意走上新聞工作台的日子,連一天都沒有。」

1995年,弗里德里希斯過世,為了表彰這位「德國嚴肅電視文化教父」(Pate der seriösen deutschen TV-Kultur)的貢獻,德國新聞界決定設立「弗里德里希斯電視新聞獎」,以鼓勵優秀的電視新聞記者。而2018年的得主,正是前面提及的蕾許克。

《時代週報》(Die Zeit)稱他為「政治新聞主播的紀念碑」,《每日報》(Tageszeitung)稱他為「德國的可信度及魅力的圖像」,《明星週刊》則乾脆直接稱他為「德國電視的主播」。為什麼新聞界這麼重視他?因為他樹立了典範。他始終主張,新聞不是娛樂節目,不可沉迷於扮演提供娛樂的角色,只為了追求更高收視率。

在他死前,《明鏡週刊》對他做了一次專訪,以〈要冷靜,不要冷血〉(Cool bleiben, nicht kalt)為題刊出,總結了他的記者生涯。那一期的封面人物就是在主播台上的他,封面標題寫著他的話:「總有結束的時候。」(Irendwann ist eben Ende.)當時他已經罹患癌症,自知時日無多,在這次專訪裡敘述了他心中覺得好的記者應該符合什麼條件。他說,他把自己定位為與觀眾一起坐在餐桌上的人,比大家多知道一些,因為有這樣的能力,可以盡情地觀看世界發生的事,並以人們信賴他的方式重述出來。

正因為如此,新聞不是娛樂──他稱所謂的新聞娛樂(Infotainment)是狗屎(Mist),並說德國的新聞娛樂化趨勢,他並非共犯,「我是清白的」──新聞要有可信度。你不需要大呼小叫驚天動地,才能做好新聞播報的工作。他認為,觀眾應該能夠自行決定,是否關切一則新聞,而主播只是平靜而可信地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的人。例如,他主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句話,便是如此平靜地道出:「柏林圍牆的門,已經敞開。」

如何當一位好記者?

另外,他說當年在BBC那裡學到的新聞技能,受用一生。當時他體會到,報導資訊及啟蒙大眾(to inform and to enlighten)是新聞的核心,而專業精神才能產出這樣的新聞。可是,他觀察到80年代中期到當時的90年代,德國充斥著「輕鬆」(locker)的精神。他不相信「輕鬆」作為工作倫理,只有真正專業的人才能舉重若輕。一味談輕鬆的人,做不到真正的輕鬆。比起那種半調子的輕鬆,他寧可要真誠的不知變通(die ehrliche Steifheit)。

這裡,弗里德里希斯說了一段影響後來的記者甚深、也時常被引述的話:

在倫敦BBC的5年,我學到了:要維持距離,不要一起涉入,即使要涉入的那件事是件好事。不要沉入大眾的情緒裡。在處理災害新聞時,要冷靜,但不要冷血。只有這樣你才能成功地讓觀眾信賴你,視你為家庭成員,每個晚上都打開你,傾聽你。

這段話點出了一個記者永遠要自問的難題:從事新聞工作時,記者的角色到底是什麼?同理心可以發揮到什麼程度?應不應該介入公共事務?

2017年年底,兩位知名記者格爾斯特(Petra Gerster,第二公共電視台的新聞主播,也是弗里德里希斯獎得主)及紐倫堡格(Christian Nürnberger,作家及《南德日報》、《時代週報》等媒體特約作者)出版了一本受到新聞界矚目的書《塑造意見的機器:資訊如何被創造,以及我們還能相信誰》(Die Meinungsmaschine: Wie Informationen gemacht werden - und wem wir noch glauben können),便提及這句名言在新聞界激起的討論。

兩位作者問,在難民危機中,多數德國媒體都配合政府的立場,對難民表達了歡迎。這符合弗里德里希斯的好記者的標準嗎?難道記者們不是涉入了他們報導的事務,即使是件好事?

另外,我曾在〈我們可不是來玩的:一個記者的使命〉一文中,敘述德國土耳其裔記者丹尼斯.于切爾(Deniz Yücel)的遭遇及土耳其新聞自由問題。在這件事情上,無數德國記者出面聲援于切爾。兩位作者也問,這肯定是正確的事,可是,作為一個記者的弗里德里希斯會不會涉入?

他們的答案是:會。因為某些事情具有非常核心的價值,容不得你袖手旁觀。第二電視台總編輯布倫達(Nikolaus Brenda,也是弗里德里希斯獎得主)在當時便對於某些記者的疑慮回應道:新聞自由是人權的核心,不應該訴諸弗里德里希斯的說法,來放棄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弗里德里希斯也會在自由遭受壓迫時,為之投身奮鬥。

另一位弗里德里希斯獎得主藍比(Stephan Lamby),也認為弗里德里希斯小心謹慎的是那種宣傳式的新聞(Kampagnenjournalismus):「宣傳式的新聞在智識上是無能的,很容易被看穿,意圖取代了論述。而有意義的事,通常也是必須做的事是,記者必須奮鬥,不是為了支持或者反對什麼人或黨派而奮鬥,而是為了更高的價值:真理、正義、自由,或者說新聞自由。」

他們對弗里德里希斯的詮釋是正確的。格爾斯特及紐倫堡格舉例說明,為什麼弗里德里希斯會希望記者為了應該奮鬥的價值而介入公共事務。1995年,在他將死之際,新聞界已在研議設立弗里德里希斯獎,弗里德里希斯向籌辦委員會表明,希望獎項能頒給第二電視台推動兩性平權不遺餘力的新聞節目《蒙娜麗莎》(ML Mona Lisa),他點名的一位記者,正是格爾斯特。而格爾斯特也在1996年獲得這座獎項。

記者應有態度。老派記者已經說了,「要冷靜,不要冷血。」有時候,該熱血還是得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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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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