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號國家公敵
瑞士《聯邦報》（Der Bund）本年10月8日刊出報導，談瑞士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被國家監聽了42年，最近他的監聽檔案被公佈。其中有一些可以深入討論的問題。
根據報導，瑞士聯邦檢察署從1948年開始到1990年弗里施逝世前，因為視他為可能的叛國者，長年監視、監聽這位作家暨建築師，並稱他為「第一號國家公敵」（Staatsfeind Nr. 1）。這件事的情節如同德語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劇情，一樣是受到國家監視下的作家人生，不同的是，電影是發生在東德共產政權的虛構情節，而弗里施卻是生活在民主國家中的和平主義者。他被政府機關視為公敵的時間，長達整個冷戰時期。
瑞士政府不只監聽弗里施，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瑞士文化界人士，都是警察及情報機關監視對象，監聽細節被整理成一張一張的檔案，建檔於瑞士司法部與警政部的檔案室，受監聽對象高達90萬人──而瑞士總人口數直到1990年為止，也不過670萬！
這件事於1989年被披露後，成為瑞士戰後最大的醜聞，被稱為「檔案事件」（Fichen-Affäre）。弗里施知道自己被監聽後，1990年向蘇黎世警察局申請調閱並公佈與他有關的檔案，但是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直到他1991年過世時，瑞士政府都還未處理他的申請。
也因此，1991年瑞士政府辦理建國700週年慶典時，邀請弗里施致詞遭拒。他說：「瑞士是一個敗壞的國家。我與這些人的慶典，毫無關聯。」
人造出了想像，也被這想像阻礙
弗里施幾乎以一人之力讓瑞士在戰後的世界文壇不致缺席。他出生於1911年，1930年進入蘇黎世大學讀日爾曼文學及新聞，在學期間因父親過世失去經濟來源，不得不中輟學業，進入「新蘇黎世報」擔任記者。因為他的文字掌握能力一流，且幾乎各種題材都能寫，很快也為德語區各大報紙撰稿。最後他把書寫重心放在副刊，於30年代成為德語區知名的文化版記者。
但是，記者的行業並不是他的理想，他開始猶豫自己的道路，1937年時他決定進入蘇黎世理工大學建築系就讀，後來曾從事建築師工作，但從沒有放棄寫作之路。戰後他開始發表劇作，引起文壇注意，最後於1957年以那本《技術之人》（Homo faber）躋身世界文壇。
《技術之人》是一本極具哲思的小說，描述了一個信賴科技、技術的工程師，如何在他的命運中發現人類的極限。在那個人類高度信賴科技理性、但反思思潮存在主義也開始風行的年代，這本書一上市就被文學界與哲學界重視，無數評論者認為這是世界剛剛經過一次文明毀滅後，對於科技與人類存在關係的批判性反思。
但是，弗里施認為評論界太把他的作品放在人類宿命、政治與科技發展的緊張關係中去理解，「科技／技術」（Technik）其實並非本書核心，他真正想探討的是「有缺失的人生」（das verfehlte Leben）：「基本上這個造物之人，這個男人，並非一個技術之人，而是一個被阻礙之人（ein verhinderter Mensch），他自己造出了想像，也讓自己被這造出的想像所阻礙，使得他無法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支持的是和平，不是美國或蘇聯的和平
從這樣的關切，讀者可以更能理解他的文學政治立場。他並非一位樂觀的作家，對於人性、政治、國家或任何特定黨派總是持著某種程度的不信任。這並不是因為他對於公共事務冷感，而是他質疑，我們的「有缺失的人生」往往在某種美麗的政治神話或特殊黨派立場中被掩蓋了。生活在缺失與錯過（Versäumnis）中，終究是現代人的宿命，不可能由任何崇高的目標或偉大的政治來拯救。
他雖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但對於嬰兒時期度過的戰爭並無記憶，不過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對他的文學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早年懷著對於德語文學的熱情進入日爾曼文學系，然而那個他精神上的家園，竟然成為人類文明史中最野蠻的國度。他問：「如果那些與我說著同樣語言、熱愛同樣音樂的人類，都無法確保自己成為非人類，我又如何能保持樂觀，確信自己不會成為非人類之一？」
然而這樣悲觀的作家卻未曾放棄現世的希望。他自稱其政治立場為反暴力、反獨裁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者」（Sozialistischer Humanismus），他批評瑞士在二戰時期極為保守的難民政策，他拒絕核武，反對越戰，支持68年歐洲學運風潮。他的作品被左派人士閱讀為反法西斯文學，而弗里施長年與德國左派作家布萊希特交好，更被加上紅色色彩，他的作品在東德成為暢銷書。
這種立場在冷戰時期反共的西方國家陣營裡顯得可疑。1947年時，美國社會已展開對左翼人士的獵巫，1948年史達林軍隊開進布拉格，這都強化了瑞士的反共聲音，巴塞爾國家報（National-Zeitung）就批判弗里施與左翼調情，「思想上不安全」（geistig unsicher），因為在一個1948年舉行於波蘭的「知識份子和平事務世界會議」上他拒絕選邊站，並宣示「我支持的並非美國的和平或蘇聯的和平，我支持的是和平」──後來瑞士政府公佈的檔案裡，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對弗里施的監視工作。
作為家鄉的瑞士？
「檔案事件」已被揭露多年，可是關於弗里施的所有檔案，瑞士政府直到最近才全部公開。《聯邦報》寫道，如果我們閱讀那些檔案，會失去對國家的信賴。
在檔案中，我們讀到了弗里施同時受到中央與地方各大小情報機關監控，也看到情報單位記錄了所有弗里施接觸過的非政府組織，以及與鐵幕彼方人士或其他可疑份子的往來──包括學運思想導師、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閱讀這份檔案，使人不得不驚訝情報機關的詳盡。監控者不只監聽，還參加了所有弗里施參與的會議，讀了所有弗里施發表的文章並作摘要。倘若弗里施還在世讀到這份關於他自己的檔案，要如何看待這個視他如敵的「祖國」？
1974年，他因其文學成就獲瑞士席勒基金會頒發「大席勒獎」，在授獎典禮上，他以「作為家鄉的瑞士？」（Schweiz als Heimat？）為題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詳細的探索了何謂家鄉。我們自小生長的社區、我們習慣的風景、我們所說的方言、家鄉的文學、朋友、飲食等等這些要素決定了家鄉的性質（Heimatlichkeit）， 但是這些就能夠使瑞士成為家鄉嗎？「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我有家鄉，我並非無家可歸，我也很高興我有家鄉──可是我可以說，這個家鄉是瑞士嗎？」
這個問題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說我們無法選擇家鄉，而他的家鄉就是瑞士。家鄉是我們幼童時期成長的地方，在這裡我們開始體驗自然的與社會人文的周遭世界，開始形成我們的認同──不是對國家的認同，而是我們自身人格（Person）的形成。
「真正的愛國者，在這個家鄉找到、或者從未失去他作為人格的認同，因而能夠確認一個民族是屬於他的民族。就像聶魯達，一個起義者，有幸也是個偉大的起義者。他是一個詩人，對他的民族說出了不同的語言，不同於順應的語言，也因此把這樣的認同回饋給他的民族......順應的大眾沒有家園，他們只有插上國旗、自稱為家園、且被軍隊所據有的那些東西──而這不只在智利......」
家鄉不只是美好，也包括了不快與恥辱
弗里施演講時，正是智利軍政府威權統治的高峰，皮諾切（Pinochet）在前一年9月11日發動血腥軍事政變，掌握國家的軍政府大規模迫害異議份子，許多受害者畏懼極權恐怖，試圖逃到自由國家，作為中立國的瑞士就是首選目的地之一；然而1974年2月23日，瑞士聯邦政府通過決議，以難民收容設施不足為由，規定智利公民必須申請簽證才能赴瑞士，中斷了逃難之路。
為此，弗里施簽署公開信，呼籲瑞士總統與政府收回成命。而他更刻意在這個演講中闡述家鄉、真正的愛國者、以及認同的關係。家鄉，不只是成長的地方，不只是祖國之愛情感的寄託，還更應該由那些偉大的起義者、由那些說著不同高度語言、超越了一切政治妥協的人來定義。例如並非智利是聶魯達的家鄉，而是聶魯達使智利成為他、以及無數智利人的精神歸依。
演講的最後，弗里施說他不得不接受瑞士作為他的家鄉，因為家鄉並不只有美好的事物，還包括了不快（Unbehagen）以及恥辱（Schande）：「家鄉並不是被定義為舒服愉快的東西，提到家鄉的人，要承擔的東西更多。例如，當我讀到我們在智利聖地牙哥的大使館，在那些關鍵時刻以及日子裡，無法提供給合法政府的支持者一個容身之處。這些人其實不是在尋找容身之處，而是尋求保護，免於野蠻的無法無天、處決或者刑求的保護……我就是這樣理解自己為一個完完全全的瑞士人，一個與我的家鄉緊緊相連的瑞士人，在憤怒與慚愧中緊緊相連。」
您會寧願自己屬於另一個國家（文化）嗎？
弗里施在世時得過德國書業和平獎、畢希納獎（德國的最高文學獎）等歐洲各大重要文學獎項，多次被討論成為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但未得獎），被提名為美國藝術與科學、藝術與文學學院院士，並獲歐洲、英美多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這樣的「瑞士之光」卻長達40幾年時間被自己國家視為叛國者，何其諷刺？
從這個演講回頭去看弗里施與瑞士政府的關係，可以說，他雖然稱瑞士為敗壞的國家，但他並未背棄這個家鄉。他接受了祖國的一切，不管好或壞，但是他並不就這樣順應國家。他擔起如同聶魯達的角色，以文學拉起了瑞士的高度，即使每一次書寫時，國家機器都緊緊跟隨著他。
他對他的祖國不存幻想，不是「被阻礙之人」──他不生活在想像的國度裡，不生活在錯過的人生裡。正是這樣穿透偉大意識形態，看清國家美學幻象的人，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因為他不只接受家鄉那些舒服愉快的面向，不回答「你愛你的國家嗎」這樣的問題，他知道這個國家令人憤怒與羞恥之處，能夠接受、承擔家鄉，並以自己的力量推動國家向前。不是他的民族確認了他，是他確認了他的民族。
弗里施在他的日記裡常常設計一些問卷，也許是自問，也許是對他人的提問。這些問卷都由25個問題組成，在德語文學中形成非常特殊且知名的文體。2011年弗里施百歲冥誕那天，《法蘭克福廣訊報》週日版把他的問卷其中之一寄給多位作家回答並刊出，以向這位偉大的作家致敬。
這篇問卷的其中一題是：「您會寧願希望自己屬於另一個國家（文化）嗎？哪一個？」他自己並未寫下答案，但我們已經知道這位真正的愛國者將如何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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