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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蔡慶樺為獨立評論作者,具歐陸思想哲學背景,並長期以外交人員身分居住德國法蘭克福,對當地社會文化多有觀察。本文是他105年7月23日在台東晃晃二手書店的演講內容整理。

Benno與妻子Christa的墳墓。photo credit: AxelHH@de.wikipedia

1967年6月2日的Benno Ohnesorg

1967年6月2日,德國大規模學生運動爆發的前夕,發生了一次全國震驚的事件。27歲的西德學生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殺。

Ohnesorg是柏林自由大學的學生,那一年4月27日,他與他懷孕的女友結婚。大約婚後一個月,波斯國王Mohammad Reza Pahlavi預計訪問西德。為抗議Pahlavi的獨裁,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與伊朗學生聯合會等學運團體決定在6月初發起示威,新婚不久的Ohnesorg也與他的妻子Christa Ohnesorg跟著其他自由大學的同學於6月2日去參加了遊行,那是Christa最後一次見到他。

遊行很快地暴力化,支持Pahlavi的人動員了非常多人在抗議現場,與學生們針鋒相對,後來呼口號的學生開始受攻擊,警方介入,並動用水槍、催淚瓦斯、警棍等武器。不少便衣警察混在學生裡,開始逮捕他們。Ohnesorg見到好幾個便衣警察把學生拖到一棟房子的後院裡,他離開了同伴、追著這些警察,想知道警察要對抗議者作什麼。他進入後院,看到便衣警察正在架著一些抗議者毆打他們。警察見到Ohnesorg,也抓住他,他舉起雙手表示投降。但這時在他身後一公尺多,一個叫作Karl-Heinz Kurras的便衣警察,掏出了手槍指著Ohnesorg的後腦。目擊者大呼不要開槍,但Kurras還是扣下了扳機。

三個當時在附近的記者,聽到了槍聲趕到了現場,看到了這個行刑般的殘忍場景,拍下了幾張照片。一位挪威籍醫生也聽見槍聲趕到。在場的警察一開始拒絕叫救護車,也阻止醫師急救。20分鐘後救護車終於來了,但Ohnesorg沒能撐到醫院,死於車上。

後來西柏林議會決議解剖Ohnesorg的遺體以明確死因。檢驗結果甚至發現,Ohnesorg被槍擊後還繼續遭到毆打。

西柏林議會宣布6月3日起2週內禁止一切集會遊行,以避免再有任何擦槍走火事件。6月3日下午,還是有6、7000名自由大學學生自發性地聚集,抗議警方的槍擊。學運領袖Rudi Dutschke在靜坐抗議中,要求警方去法西斯化。

6月8日,自由大學學生們舉辦了追悼,全德各地民眾也自發地走上街頭致意,並抗議警方不當執法。追悼結束後,Ohnesorg的遺體將被運回他的故鄉漢諾威。為免暴力事件再發生,政府禁止集會,但還是有幾萬學生及市民自發集結到西柏林邊界,送Ohnesorg最後一程。

今日的柏林自由大學,Benno Ohnesorg的母校。圖片取自Wikipedia

西柏林議會願意負擔將Ohnesorg遺體空運回漢諾威的費用,但為其遺孀Christa拒絕。懷孕的她開車親自載送棺木,幾百台汽車自願追隨,為Ohnesorg送行。隔天在漢諾威下葬,約有7,000名學生在市區無聲遊行以示哀悼。

而相對於民眾的憤怒與哀戚,西柏林政府及警方方面堅持,德國憲法保障的集會與言論自由並不能合理化抗議群眾的暴力化。這起不幸事件的起因是來自少數抗議群眾以激烈暴力行動對待國賓,警方不得不採取必要手段。

當時的德國最大媒體集團Axel-Springer旗下媒體全支持警方必須阻止暴力化的學生,也呼籲社會站在警方這邊,以維持德國的法治。不過還是有《明鏡週刊》、《時代週報》等媒體調查了這起事件,報導了目擊者的證詞,認為Ohnesorg當晚並無任何暴力行動。

當晚的案發現場,早被警方破壞;法庭上,在場的警方證詞表示,開槍的Kurras是自衛。Kurras證詞反覆,最後稱,在事發當晚他被十幾個抗議民眾圍毆,擬開槍示警,不幸誤射Ohnesorg。法庭傳喚了80幾位證人,只有1人支持Kurras的證詞。但後來邦議會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認為警方雖有不符比例原則的執法,卻還是合法的執法行為。雖然絕大部分的目擊者證詞都不支持警方,但是最後開槍的Kurras還是無罪──如同射殺Philipp Müller的警察一樣。

2009年,曝光的東德檔案發現,Kurras竟然是東德間諜,當年的事件可能是刻意、針對性的開槍。該案重審,後來仍無法證實Kurras的犯行。

殺害Müller與Ohnesorg的警察均未被定罪,然而這兩個青年的犧牲無法在歷史中被遺忘。Ohnesorg的死,以及政府的態度,讓全西德大學生確認了公權力對於學生運動已經不再容忍,隨時準備暴力相向;但這並無法嚇阻學生,反而讓學生堅信國家機器無藥可救,最終推動了全西德學生串連,爆發了1968年大規模的學運。德國此次走上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而1967年6月2日也成為一個象徵性的日子。左派恐怖主義認為,警方在Ohnesorg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證明了整個體制無法溫和改革,只能通過暴力革命重新創造自由。1967年6月2日遂成為激進學生及左派恐怖主義動員的符碼,德國赤軍連份子便宣稱1967年6月2日證明了改革者再怎麼和平,警方都會是先開槍的那一方。

回頭再記起Ohnesorg事件時,我們不必要、也不應該走上左派激進者對於國家公權力極度不信任的對抗道路,可是不能不問,為什麼東德要授命其間諜在西德以犧牲無辜生命方式造成全國動亂?而西德行政機關又為什麼在事後如此粗糙地掩蓋整件事件、甚至在發現整件案件朝向警方過錯的方向發展時,卻堅決不願認錯?這背後的國家機器運作邏輯為何?

Rudi Dutschke。photo credit: Nationaal Archief

1968年4月11日的Rudi Dutschke

Dutschke也許是德國歷史上最出名的學生。他的全名叫作Alfred Rodolf Dutschke,出生於1940年,在東德長大,青年時與前述的Müller一樣,加入了自由德意志青年協會(Freie Deutsche Jugend)。但是因為對於東德的獨裁化與軍事化不滿,他並未加入社會統一黨。

1961年8月13日,柏林圍牆一夕之間開始建立,他在邊界尚未完全確定前,與無數東德人一同逃到西柏林,在西柏林申請政治難民庇護。後來他開始在柏林自由大學讀社會學與哲學,讀那個年代蔚為風潮的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案頭上是馬克思、海德格、沙特、阿多諾、馬庫色等啟迪戰後第一代青年的導師們著作。他也在自由大學遇到美國來的神學系留學生,也是西柏林知名的學運份子Gretchen Klotz,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在Klotz影響下,他又接觸巴特、蒂李希等存在主義的神學思想。

雖然嗜讀人文哲學書,後來也取得博士學位,Dutschke卻不是個學者型的人。讀大學時他加入了「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SDS),並自1966年起針對各種議題抗爭、發動學運。1967年6月2日警方射殺Benno Ohnesorg之後,Dutschke號召了全國大學生靜坐抗議,要求查明該事件真相並懲兇。1968年他組織各種抗議行動,抗議越戰、美國帝國主義及德國國會通過擴大政府權力的「緊急狀態法」(Notstandgesetz)。他也不遺餘力的批判右派媒體集團Axel-Springer。他的熱情與鬥性十足,對於主流媒體與政客的批判毫不留情,口才極佳,不修邊幅的外表又極為搶眼,因而逐漸成為全國知名的學運代表,並成為Axel-Springer集團旗下許多媒體例如《圖片報》與政治人物的眼中釘。後來,政府以「地方和平的破壞」(Landfriedensbruch)起訴他,但審判終究未能執行,原因是一次暗殺事件。

1968年4月11日,Dutschke從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辦公室離開,他把公事包放到腳踏車上,正準備跨上車時,一個青年走向他,問:「你是Dutschke嗎?」Dutschke答:「是。」青年接著拿出手槍,近距離朝頭部開了2槍、朝肩膀開了1槍。

刺殺他的這個青年,名叫Josef Erwin Bachmann,是極右派政黨NPD的支持者,剛剛辭去工作,坐上了從慕尼黑開向柏林的火車,想找尋Dutschke這個全德最出名的學運領袖。Bachmann去了派出所,花了1馬克取得了Dutschke登記在柏林的住址,並追到Dutschke,在其辦公室外刺殺他。槍擊後Bachmann逃離現場,警方結夥報案後追捕,Bachmann試圖吞安眠藥自殺未果,被警方逮捕入獄。

4月11日那一天,Dutshchke被槍擊的消息傳遍全西柏林,大學生們焦躁地聚集在學校禮堂裡,各種政府陰謀論的揣測不斷。經過緊急手術,Dutschke竟然奇蹟地活了下來,消息傳來,學生們歡呼,上街遊行,與警方衝突。這三顆子彈不只打在Dutschke身上,也打在許多學生心裡,學生們齊集於Axel-Springer集團外,高舉標語「圖片報也一起開了槍」(Bild schoß mit),抗議媒體長期抹黑,許多人並認為警察洩漏了Dutschke的行蹤,堅信暗殺事件是政府的陰謀。此後學運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只可能往更激烈對立的方向發展了。

Dutschke雖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許多後遺症。他失去了語言能力、常有劇烈頭痛。他的妻子照顧他,協助他慢慢重新學習語言。在重新掌握語文後,他開始寫信給獄中的Bachmann,釋出善意,並試圖傳遞社會主義思想,鼓勵這個殺害他的兇手一起抗爭,但是1970年,Bachmann在獄中自殺身亡,1979年Dutschke也因為槍擊的後遺症過世,年僅39歲,留下2個小孩及一個遺腹子。

從50年代的Müller、60年代的Ohnesorg,一直到68年的Dutschke,國家與青年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尖銳化。那20年間,德國的年輕人們深感被國家背叛,且無法拯救這個敗壞的國家,於是社會運動愈來愈激進,最終走向了左翼恐怖主義,滋長了70年代、80年代的赤軍團(RAF),相信只有以恐怖攻擊與暗殺為手段,才能撼動這個無救的國家與資本主義體制。

Dutschke過世後多年,柏林終於將一條道路更名為Rudi-Dutschke路,以紀念當年這起事件。諷刺的是,這條路的盡頭就是Axel-Springer路。

Beate Klarsfeld。photo credit: Claude Truong-Ngoc@wikimedia, CC BY-SA 3.0

1968年11月7日的Beate Klarsfeld

Benno Ohnesorg遇害後,學生運動激烈化。上一代與這一代之間的分裂與互不理解,更加無法補救。例如對於上一代人在納粹時代到底做了什麼事,下一代認為有必要問清楚,不管付出什麼樣的代價。29歲的Beate Klarsfeld就是這樣滿懷著怒意質問著上一代德國人,或者說,質問當時的德國總理。

1966年,Kurt Georg Kiesinger成為西德總理,並訪問巴黎;Klarsfeld當時與她的法國夫婿住在巴黎,提筆在法國的《戰鬥報》(Combat)上攻擊Kiesinger。她指出,新上任的德國總理從1933年起就加入納粹黨,甚至身居要職,1940年在外交部中擔任副司長,職掌國際宣傳業務。這樣的忠誠納粹黨員不但沒有被清算,反而坐上了德國政府的最高職位,德國人要拿何面目對犧牲者以及盟國?

Kiesinger被揭露其納粹過去,起因於一位記者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偶然在美軍的文獻資料庫裡找到了外交部的相關公文。作家Günter Grass於1966年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被提名為總理的Kiesinger,質問:「倘若您這位當年的共犯竟然敢於承擔決定國家政策的方針,我們該如何紀念那些集中營的亡者?」(但諷刺的是,Grass這位熱衷於扮演共和國良心的文化巨人,後來也被挖掘出他青年時加入納粹衝鋒隊的過往。)戰後探究德國罪責問題的哲學家Karl Jaspers,也與他的妻子公開宣示,打算放棄德國護照,以示抗議。

Klarsfeld身為德國人,父親甚至是德軍,卻對納粹深惡痛絕,因為她經歷了一次覺醒。那是1960年的巴黎,火車站的月台上,到巴黎作互惠生(Au-Pair)的她,遇見了她後來的先生。那是一個來自法國猶太人家庭的年輕人,在二次大戰時,父親被納粹送到集中營,從此沒有再回來過。她聽丈夫敘述,蓋世太保闖入家中時,當時仍是幼童的他躲在衣櫃裡不敢出聲,才逃過了這幾百萬人逃不過的宿命。那一代的德國年輕人不清楚納粹的事情,學校也不讓學生知道大屠殺,從丈夫的生命史中,她才清楚地知道了上一代的德國人曾經做出多麼殘酷的事情,也知道那一代的歷史,仍然深刻地影響著她這一代人,這是這一代人的創傷,還未被治療的創傷。

Klarsfeld對這個曾是納粹黨員的總理窮追猛打,成為全國知名人物,甚至連東德領導人都試圖支援她的工作──對東德來說,西德不只是德國,一個有著納粹經歷的西德總理,更是應該被打倒的法西斯勢力。1968年4月2日,Klarsfeld站在當時仍在波昂的聯邦國會裡的旁聽席,對著Kiesinger總理大喊:「納粹,下台!」(Nazi, tritt zurück!)。5月9日她在西柏林組織了大規模的反Kiesinger示威活動;5月14日則在巴黎規劃了研討會,探究新任總理的納粹歷史。Grass也聲援她,在一封公開信中要求Kiesinger下台。Grass認為Kiesinger代表了德國殘餘的法西斯勢力,站在基督教民主黨中的極右派位置,有不可忽視的象徵地位。Kiesinger的下台,就是這個年輕民主國家去法西斯化、正常化、對抗NPD這種極右派政黨的前提。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Günter Grass贊同Klarsfeld要求Kiesinger下台的訴求。photo credit: Blaues Sofa@wikimedia

1968年的11月7日,基民黨在柏林召開黨代表大會,在群眾中的Klarsfeld衝上了講台,對著台上的總理打了一記耳光,怒喊著:納粹!納粹!納粹!

這記耳光,成為德國歷史上最知名的一記,代表著憤怒的青年多麼想告別那個老德國,代表對於他們上一代的不滿,代表憤怒的德國人對世界的道歉:我們之中部分的人犯下了反人類罪,但我們卻未能落實轉型正義,反而讓其中一人登上了德國政府之首。

捂著臉,還搞不清楚狀況的Kiesinger,在警衛保護下離開了現場。據說他在被摑後的第一句話是:「這是那個Klarsfeld嗎?」

Klarsfeld被捕後,在當天速審速決,判決一年有期徒刑──但因她具法國公民身份,並未執行。各大媒體以頭版標題報導:這個打了總理耳光的女人。這個耳光震驚了全國,左派學生陣營們剛剛經歷過1968年5月的學運,仍懷著滿腹的怒氣,為她的舉動叫好;但是當然有反對這樣的暴力舉動的人,政府官員、議員,以及一些比較中立溫和立場的在野人士,都認為不應以暴力表達政治意見。最出名的兩個立場殊異的知名人物是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Günter Grass與Heinrich Böll。Grass雖也支持Klarsfeld的訴求,但認為並不能合理化她的非理性暴力行動;與此相反地,Böll送了花束到巴黎,以示支持Klarsfeld的無畏。

Klarsfeld說,她這記耳光是代表二次大戰中犧牲的5千萬人揮出的。最後Kiesinger並未下台,他始終堅稱自己不知曉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戰時也不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一直認為那是敵軍的宣傳伎倆。研究者也認為Kiesinger並非忠實納粹黨員。但是這種不知情託辭,完全無法說服Klarsfeld及許多左派學生們。如果一位從1933年起就加入納粹的外交部負責國際宣傳的副司長都不知道,還有誰會知道?

法官也認為Klarsfeld的暴力行動不合法。但是Klarsfeld其實並非完全失敗,1969年大選,Kiesinger的基督教民主黨失去執政地位,成為戰後任期最短的總理,這也是戰後首次政黨輪替。她這記耳光,不只搧掉了一個總理,也讓全德甚至國際社會開始注意並調查,德國的所謂去納粹化工作作得多麼表面,而二戰時還有無數的戰犯逍遙法外。在這一記耳光之後,她沒有停止追求正義的舉動。她與丈夫以個人之力調查、追緝逃離在國外的納粹戰犯,讓社會注意到德國未完成的克服過往工作。

她的一生與德國戰後反納粹歷史緊緊纏繞,充滿故事性,被兩度拍成電影。如今她年老了,德國的去納粹化工作也差不多告終。她這些年來轉投入紀念大屠殺的計畫,以記憶那些被遺忘的犧牲者。她成為一個代表德國道德高度的指標。2012年,高克競選總統時,左派黨提名了Klarsfeld作為高克的競爭對手。左派並非主流政黨,其候選人不可能獲勝,但是這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競爭:高克戰後負責東德情報檔案解密工作,而Klarsfeld畢生追求德國的去納粹化,這是德國轉型正義的2個重要方向。最後Klarsfeld以126票對991票落敗,但是她站上競選舞台與高克的君子之爭,讓人看到了2個能夠代表德國追求道德與正義的形象,2人不管誰勝出,都是德國的勝利。

這些年來,Klarsfeld早已因其長年投入轉型正義工作獲法國、以色列等國頒發無數獎章,而德國卻始終不曾作出官方肯定。此前外交部曾兩次研議是否頒給她這個勳章,但是兩度被不同的外交部長拒絕。誰叫她是那個曾經掌摑德國總理的人呢?2015年,德國外交部終於頒給她與她的先生聯邦服務十字勳章(Bundesverdienstkreuz)──這個聯邦政府的極高榮耀,由她的對手高克總統頒發。

結語

從1950到60年代之間的這5個德國人,可以看到戰後的兩德處於一種動蕩不安的狀態,西邊年輕的共和國似乎隨時有裂解崩潰的危機,而東邊的人民起義也在軍事暴力下失敗。統治者與人民的距離如此遙遠,人民覺得被國家背叛了,也被國家傷害。

那些是讓人絕望的時刻,可是這5個人站了出來,展現公民勇氣,作了許多人不會作的事情。他們也許失敗了,但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在歷史中發酵;他們以自身生命提出的那些問題以及激起的答案,在那個國家走至今日的道路上,都是在每次岔路與迷惘時的路標。

這麼多年過去了,世界仍然不安。憤怒的人們依然走上街頭,不惜性命危險與國家政府衝撞。六四事件站在坦克前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們,今日仍然憤怒;面對美國警察的種族主義問題,哀傷的非裔美國人發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想讓美國人記起金恩博士的那個夢;全世界的街頭,始終有憤怒的人們想把國家導向一個他們相信更好的方向。沒有任何國家是完美的,翻開德意志民族史更可看到,那個血淚斑斑的國家發展過程中,德國是如何可能一敗塗地,可是正有這些真正的、平凡的愛國者們,維繫國家於不墜。這種寧可犧牲自己、寧可與國家對決的勇敢,以求正義、人權、自由,定義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是真正值得被記住的愛國主義。

     

延伸閱讀:德國戰後,那些失敗的愛國者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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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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