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Thomas Fischer 網站首頁

德國重要的自由派媒體《時代週報》(Die Zeit)自2015年1月開始,邀請知名法官托馬斯‧費舍爾(Thomas Fischer)在週刊線上版開設專欄「費舍爾論法」(Fischer im Recht,im Recht是法學片語,意指合乎法律),每週撰刊數千字長文,針對各種重要的社會、政治、法律、司法改革等議題發表意見,例如難民、德國之翼空難、大麻合法化、安樂死、轉型正義、法院組織改造、媒體與言論自由等棘手問題。他長年鑽研刑法,以刑法學者角度討論這些議題,觀點有別於其他公法學者或法律記者,引起極大迴響。《時代週報》甚至為他舉行個人座談會,湧入了千餘觀眾聆聽並參與討論。我自去年開始也成為他的忠實讀者,每週均至《時代週報》網站細讀每則評論。

費舍爾長年任職於德國重要司法機關,也在大學任教,理論眼光與實務經驗俱佳,他所介入的議題又都是德國社會極具爭議性的案件或辯論,使得這個專欄可讀性極高。他行文不像一般公務人員中規中矩,而是立場鮮明、立論清晰,不管讀者同不同意,都必須承認這是個不一樣的法官。他在許多重要議題上,擔起了歐洲公共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傳統,其專欄的對話對象不限於法界及學界,讀者極廣,每篇文章點閱率及回應均踴躍。例如今年1月份發表的針對科隆車站的跨年夜群眾性騷擾事件一文,甚至有逾千篇讀者回應。《時代週報》向來自豪於其質報性質,自詡為形塑公共意見的媒體,並樂於報導棘手議題中的各種立場或邀請各方介入辯論。而費舍爾的專欄確實也在這個媒體上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他在這個專欄既精又多的評論,將集結成書,於今年3月1日以《論法:德國最知名刑事法官的答辯》(Im Recht: Einlassungen von Deutschlands bekanntestem Strafrichter)為名問世。

從音樂人的夢想到法律世界

費舍爾不是傳統的法學學者,不是傳統的法官,他渾身上下沒有任何傳統之處。他生於1953年的北萊茵西法倫邦小鎮,13歲那年作為醫生的父親過世,後來在一次訪談中他說故鄉對他來說是個無底的黑洞,而父親死後他不再有什麼家庭教育,只能走上獨行的道路,跌跌撞撞。16歲那年,他休了學,逃離了黑洞,懷著成為一名搖滾樂手的夢想,跑到黑森邦的一個鄉下小鎮,與一群有著同樣夢想的年輕人過著公社生活。那是1969年,全德國的年輕人都活在一種躁動不滿的狀態裡,許多學生們變成了毛澤東主義者,佔領課堂,或休學找尋社會問題的答案。費舍爾當時沒有什麼明確的政治傾向,他只是跟許多年輕人一樣,惶然不知何去何從,抱著以為終有一天會實現的音樂夢,帶著鍵盤住進了公社。

公社的那幾年,他成為搖滾巨星的夢沒有成真,他與許多公社的音樂家朋友們都必須在家具工廠裏刨著木頭,以支應自己追求夢想的開支。最後他體認到自己在音樂道路無望,回到了家鄉的中學,20歲那年才把高中念完。畢業後他被徵召入伍,他形容軍中生活無比可怕,拒絕服役,行政法院承認了他拒服兵役的權利,他以救護員替代役的方式取代了兵役。退伍後,他懷著成為作家的夢想,到法蘭克福大學讀德文系,不過,很快地他發現,一來他對文學並不在行,二來德文系的課程設計與成為作家也無太大關係。這個年紀比同學都大的學生讀了一年德文系後,決定退學。他的父親早逝,未留下任何財產,他必須辛苦工作以支持自己的生活,讀一個不喜歡的科系是一種負擔不起的奢侈。於是,當其他同學一面讀書一面過著愉快的大學生活時,這個窮困的孤兒離開了學校,在郵局工作了3年,負責遞送包裹。

1981年,他到符茲堡大學法律系,再重新學習。終於,他找到喜歡讀的東西,從此一生沉浸在法學領域,結束了徘徊探索的迷惑時期。聽完法律系的第一堂刑法課後,他立刻對自己說,你來對地方了。

「非傳統法官」的菁英養成之路

那年他28歲,幾乎比同班同學年長10歲。這個比別人晚10年的人生,接下來卻全面加速,追上落後進度甚至超前。他於1984年提早畢業並通過第一次國家法學考試(傳統德國學制6年,大約只有0.1%的法學學生能以他這麼快的速度畢業),1987年通過第二次國家法學考試。1986年,並獲得世俗法及教會法雙重法學博士學位(doctor iuris utriusque)。這個失敗的搖滾樂手、失敗的家具工人、失敗的作家,摸索多年,終於成為一個成功的法律人。

獲得博士學位並通過第二次法學考試後,費舍爾即在全德各法院或司法廳擔任刑法法官或司法行政工作,並於其母校擔任刑法及法社會學等領域兼任教授。他所撰寫的刑法注釋,自1999年於貝克出版社法學短評書系(Beck'sche Kurz-Kommentare)出版以來,成為每個法律系學生必備參考詮釋,銷量及影響力驚人,今年發行第63版;這本被許多法律系學生暱稱為「官方詮釋」或「費舍爾書」(Der “Fischer”)的著作,厚逾2500頁,甚至被許多邦認定為國家考試用書,亦不斷被實務界與學界引用,堪稱刑法界聖經。2000年他被選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法官,2008年擔任刑事第二庭副庭長兼刑事大法庭法官,2013年起擔任刑事第二庭庭長至今。

這些經歷看起來像是標準的德國法界菁英養成過程,然而他卻不是一個傳統意義的法律官僚。他說,德國法界向來謹慎保守,「我們有悠久的公務員法官(Beamtenrichtertum)傳統,強調服從命令、低調、尊重上級才是最高價值」,而費舍爾顯然不是這樣的法官。他說:「為什麼作為法官,我要隱身?對於這種在表達個人意見時過度的謹慎態度,我極難認同。」他頻頻在媒體上發表意見,2013年擔任副庭長時,因為最高法院院長提名他人擔任庭長(院長認為費舍爾雖具專業法學能力,但社會能力不足),甚至與院長打了一場行政訴訟──並且獲勝──駁斥了院長對其擔任庭長能力的質疑。他認為法官也是受僱者,不應忍受雇主任意、不公平的對待。

這是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針對人事任用命令唯一一次成功訴訟,最後聯邦司法部與他和解,任命他為庭長。而院長在這次戰役落敗後不久即退休。但這場戰役其實兩敗俱傷,最高法院之形象重創,第二庭庭長缺因而懸缺多時,訴訟歷時2年幾乎造成審判停擺。媒體熱衷挖掘平日衙門深鎖的最高法院內幕,稱院內互鬥為法官間的泥巴戰(Schlammschlacht)。他也自承,這種不願服從組織文化的舉動,使他在法界被視為難相處的麻煩製造者,有些同事甚至認為他「弄髒自己的窩」(Nest beschmutzen,即外揚家醜),因而對他保持敵意或視而不見。

「啟蒙、教導與批判」

他為什麼要這樣好鬥?事關他的司法尊嚴價值信念。費舍爾之所以被認為社會能力不足,很大的原因在於他想推動一些司法行政改革,例如改變法官因為案件太多不親閱卷宗只依賴其他同仁陳述的積習,引起同僚反彈,3位法官因不願與之共事而申請調離。在其專欄裏,費舍爾繼續「弄髒自己的窩」,詳述他長年觀察到的司法改革問題。這位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法官,在專欄的第一篇文章中這樣寫著:

問: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可以這樣在公開的專欄裏寫法律的意義及如何運作實現嗎?

反問:有何不可?最高法院法官不行,還有誰行?

問:難道不用怕損及司法的尊嚴、中立性及名聲?

答:很讓人驚訝地,所謂司法的尊嚴,最是被那些司法體系內部、卻對於何謂司法尊嚴毫無概念的人所傷害的。對這些人來說,司法體系只要毫不變動、維持原狀、不斷自我確認,司法尊嚴即可獲得保障。這就好像說,人的尊嚴來自他穿著美麗。

法庭尊嚴並非法官在電視上的形象,不是那種「我的法庭我作主」的權威姿態,不是使用法律的人與遵從法律的人共組的世界。倘若不能說清楚實際生活、提出生活規範,則這種幾百年來流傳的法庭形象,一文不值。

只有真正獨立的司法、真正知道遠離利益衝突、各方勢力影響、(黨派)政治以保存自身尊嚴的司法,才有辦法達成正義。我們必須要求、支持以及爭取這樣的司法。我們必須保護司法免於受到外來單方面的攻擊、以及免於受到內在的支持者那種懶散的自我滿足。司法的形象決不會因為與之交鋒而受損。因為我們所討論的是一個民主共和國中的法治國司法,這裡犯罪者與受害者、蠢蛋與智者、法官與提告者的尊嚴毫無區別。司法體系的成員,也不是自免於批評的菁英。事關於理解法律的角色及──以基本法的詞彙來說──被「委託」(anvertraut)予法律行使的那些人的責任。

讓我們試著來寫一個啟蒙、教導與批判的專欄吧!

他所謂「啟蒙、教導與批判的」專欄文章都超出一般專欄字數多倍,但文字生動、簡單而優美,善於舉例與問答,絕無法學文字艱澀的印象,從爆滿的座談會就可看出此專欄受歡迎程度。我認為,專欄也對最高法院的公共形象有極大助益,雖然文章中時有自我批判處。哲學家康德定義批判(Kritik)為尋找知識的條件及有效性,而費舍爾的法律批判似也可以這樣理解──尋找司法的有效性。一個如此重要的法律機關,作為德國民刑事終審法院,其判決影響力甚至擴及世界受大陸法系影響的地方,能有來自內部的「批判」,法律系統運作能更透明化,人民對司法能更加理解、甚至支持,對機關自身絕無壞處。

維護「法治國的秩序」

費舍爾自我期許其專欄除了批判外,也能起啟蒙與教導之效。他並不把讀者當作無知者去教育,而是為了民主國家法治原則的順利運作,致力為讀者培養法律興趣、知識與法感。他在一篇敘述最高法院改革的文章中提到,有些人會問,他們又不是犯人、法官、律師或檢察官,為什麼要關心最高法院的判決內容?就算對法庭運作或立法過程毫無概念,每年還是有無數的學生可以在自己那些與法律無關的科目上拿到高分。如果只是想當銀行家或醫生,何必費事理解最高法院的審判情形?對這個問題,費舍爾的回答是:

「這個專欄的讀者,很清楚這問題的答案:首先,已啟蒙的公民,對於那以國家之名而規範其自身生活的權力如何運作,應有基本認識。其次,在這些最高法院的判決中,實現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偉大說法『法治國秩序』──有時卻也未實現。如果個人對於法治國毫不關心,那麼等到未來法治國凋零時他才會注意,而那時,已經太晚了。」

正是在這樣勇於自我挑戰與批判的精神下,在對於法治國秩序的維護中,費舍爾的文章不看風向,時時勇敢挑戰社會主流意見。而他領導的刑事第二庭也作出許多推翻以往判例的判決,甚至某些判決中與聯邦憲法法院不同調,再加上反抗院長的事件,因而被媒體冠上「反叛庭」(Rebellensenat)稱號。對此,他表示無意鼓舞法官反對現存規則,只是強調在可以選擇非傳統道路以達成正確目標時,不要膽怯。而這個專欄,正是一條非傳統的道路。

在一次媒體專訪中他這樣自白:「如果反對明顯的謬誤就叫反叛,那麼我樂於反叛。」這就是德國最知名刑事法官的最有力的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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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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