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於2025年組成新內閣，小黨新奧地利黨（neos）首次出掌外交部，外長麥納－萊辛格（Beate Meinl-Reisinger）3月上任後，最引我注意的新聞是，外交部於4月16日邀請媒體及學界參加一份研究報告的發表會：《1938年到1945年間及之後的奧地利外交人員》（1938 bis 1945 und danach: Die Angehöri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Auswärtigen Dienstes）。看題目即知這是研究奧國外交部與納粹的共謀歷史，以及部分人員被迫害的歷史，可說是奧國外交部內部啟動的一項轉型正義重要工程。
重新審視國家部會的歷史疤痕
這項計畫並非在現任外長授意下才進行，而是2年前由當時的外長夏倫貝格（Alexander Schallenberg）參照德國外交部模式發動的。德國外交部於2005年委託美、德、以各國知名史學者組成獨立運作的專家研究小組，調查外交部在納粹時期的作為，以及戰爭結束後如何去納粹化（或者說，是否真有去納粹化）。經過4年爬梳海量公文、進行無數訪談後，公布調查報告《外交部及其過往》（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公開外交部與納粹共謀情形的深入程度令人震驚，但也闡述了有勇氣在外交官僚保守體系中挺身保護猶太人的幾位外交官。
選在4月16日發布研究報告是有意義的。因為正是在80年前的1945年4月16日，奧地利外交部重新運作。此前，因為於1938年被併入納粹德國，奧地利自然不可能有獨立的外交權力。因此從1938年到1945年間，奧國外交部被解散，許多奧國外交人員離開，大約三分之一轉而為希特勒服務。
在外交部的邀請函裡這樣寫著：
這場發表會的重點，在於那些身處時代狂亂中的外交官們的個人命運，他們必須做出攸關存在的決定，必須決定順應或者抵抗、良知或者職涯。他們被迫害、共謀或者重新開始的歷史，可為歷史上最黑暗時期、以及那之後的奧國外交系統複雜現實提供視角。
這份調查報告仍在進行中，但從外交部召開的會議以及公布的資料看來，重點將從多位外交官的個人歷史出發，追溯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外交部門的運作情況。專家委員會成員之一的歷史學家索爾（Barbara Sauer）便致力於研究個別外交官的命運，創建了一個357人的資料庫。其中一位是克萊恩維希特（Ludwig Kleinwächter）。
「第一個受害者」
克萊恩維希特出生於帝國時代布科維納（今日烏克蘭境內）的一個貴族家庭。1909年，他自弗朗茲約瑟夫大學（今日烏克蘭的車諾夫茨大學）法學系畢業後，赴維也納就讀外交領事學院，並於1911年進入奧匈帝國外交部開始外交官生涯，之後多次派駐北美，成為外交部內的美國通。直到1938年3月納粹德國併吞了奧地利，克萊恩維希特因母親是猶太人，具有部分猶太人血統，且他抱持堅定的反納粹信念，被解除外交職務，並於3月12日被秘密警察逮捕後關進達豪集中營，隨後又被送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被關了一年多後被釋放，最後在維也納打各種零工度過戰爭。
二戰結束後，克萊恩維希特重回外交部，協助重建奧國，並因為具有豐富對美工作經驗，被當時總理萊納（Karl Rainer）任命為美國佔領軍的聯繫人。1946他受命前往華府重新開設奧國駐美大使館，恢復納粹佔領時期中斷的美奧外交關係，1951年晉升為駐美國大使，達到外交生涯巔峰。
他駐美的一個工作重點就是宣傳「第一個受害者」假設。奧地利曾經加入納粹德國並協助迫害猶太人，然而戰後德國被檢討的同時，奧地利如何自我定位，並說服國際社會奧地利並非加害者？戰爭末期，這已經是一個被討論的議題。1943年11月1日的《莫斯科宣言》上，同盟國將奧地利稱為希特勒的「第一個受害者」（Das erste Opfer），奧地利因而避開大部分的戰爭責任。臨時總理萊納後來在1945年4月27日的「獨立宣言」中再次強調此受害者角色。奧國外交部同樣遵循此原則，建構奧地利融入戰後國際秩序的國際法基礎。甚至可說，這個假設成為奧地利第二共和的建國神話。也正是作為「受害者」，奧地利得以不向同盟國支付賠償，並可以拖延向猶太受害者支付賠償金。
在「第一個受害者」的立論基礎上，克萊恩維希特推動了美國接受奧地利作為戰後盟友的工作，讓美國及聯合國向奧地利提供更多經濟援助，將奧地利納入馬歇爾計畫的一部分，並推動戰後奧地利的獨立與政治重建。
選擇克萊恩維希特作為該研究報告的主角之一，有代表性意義，他曾遭迫害，且也是值得被記得的戰後奧地利傑出外交官，其貢獻確保了奧地利戰後生存，而且確保奧地利的獨立。
報告中也提及其他沒那麼有操守的外交官，例如普拉策（Wilfried Platzer），在奧國被併吞時積極改投德國外交部，於1938年從奧地利外交官的身分轉為德國外交官，態度順從，1940年加入納粹黨，並在柏林外交部宣傳部門工作至戰爭結束。戰後他先在地方政府工作，擔任佛阿貝格邦（Voralberg）與法國佔領軍的聯絡官。1947年，他再次加入奧地利外交部，後升任駐美國和英國大使，也擔任過外交部主秘。後來媒體問及他加入納粹黨的往事，他回答，自己早已記不得自己曾為納粹一員。
但奧國外交部不記得嗎？其實只是不在乎。這位前納粹黨員代表的是奧國政府「去納粹化」工作特色：無意清理過去的陰暗歷史，只希望往前進。或者說，寧願遺忘。史學界一本討論奧地利納粹歷史的論文集《關於奧地利當代史的爭議》（Kontroversen um Österreichs Zeitgeschichte），便將奧地利的「轉型正義」工作稱為「被壓抑的過往」、「未被克服的歷史」。
媒體報導，奧地利外交部內，每個人都知道誰是納粹，誰是受害者，但長年來每個人都避而不談。即使多年後，外交部長廊關於加害者、共犯與受害者的謠言和竊竊私語仍然存在，但外交官們從未公開面對自己的過去──直到現在的研究計畫。
遲來但該來的工作
80年代以來奧地利學界及政界已開始質疑「第一個受害者」假設，並有過幾場激辯，「第一個受害者」（或者更確切地說，「受害者迷思」Opfermythos）已被視為站不住腳，畢竟，1938年希特勒領軍進入奧地利時，全民公投高達99.73%支持併入納粹德國，實在很難將奧地利全然放在受害者角色上。這些年來在轉型正義議題上，從論述方向及歷史意識的調整，可以見到奧地利慢慢背負起遲來的戰爭責任，或者說共同責任。
這個研究計畫，可被視為破除受害者迷思的工程之一。調查仍未結束，預計2026年4月才會公布結案報告。從目前的報導與討論可看出，目前的研究結論是：正如大部分國家進行轉型正義工程會面對的處境，奧地利外交部的陰暗歷史中存在許多灰色地帶，有些人可以被視為受害者，有些人可以被視為加害者，有些人可以被視為共謀。但這三種角色有時難以明確劃清。而透過更深入探索這些人的命運、抉擇、錯誤，可以試著減少灰色地帶的爭議，逐步還給當事人應有的權利義務，該問責的可以問責，該負責的必須負責。此外，奧地利外交部也不會將責任都歸咎於個體的犯行，也承認外交部具有「制度性的責任」。
戰爭結束80年，奧地利相對德國，轉型正義工作做得又遲又慢，但我認為這是該做的工作，奧國外交部此計畫仍值得給予肯定。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