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7日開進柏林的蘇聯坦克。 圖片來源:Bundesarchiv, B 145 Bild-F005191-0040, CC BY-SA 3.0

[編按]蔡慶樺為獨立評論作者,具歐陸思想哲學背景,並長期以外交人員身分居住德國法蘭克福,對當地社會文化多有觀察。本文是他105年7月23日在台東晃晃二手書店的演講內容整理。

我想談德國戰後歷史,特別是1950到60年代。那是大戰剛剛結束的年代,德國處在重建、反省、克服過去與踏入未來的間隙裡,柏林圍牆也在此時興建,隔開了一個民族。那不是希望的年代,而是一個從歷史廢墟中不斷挖掘出醜陋的過往的年代。我想談那些年間,這個國家的失落、動蕩,以及生活在那個年代的平凡人們,如何與國家加在他們身上的命運或原罪交鋒。

德國是個強大的國家,但並非十全十美(事實上,哪裡有十全十美的國家呢?),有著許多缺點,也在很多關鍵的時刻幾乎就要失敗──50、60年代尤其多這樣的危機時刻──國內也像我們一樣,存在著各種爭執不下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敵對勢力,政治家、文化人與知識份子每隔一陣子就在媒體上互相攻擊,激辯得面紅耳赤。可是這個國家卻生存了下來,多年後成為歐洲的掌舵者。

這其中當然有很多重要的人在重要的時刻作出了正確的抉擇,但是我想談的,不是史書已經記載的這些偉大的、決定國家走向的人,我想談的是一些平凡人,在一些關鍵的時刻承受的莫大的壓力或打擊。他們在這些時刻的作為或犧牲,為德國的蛻變、成長或反省作出極大的貢獻。然而後人多半已經忘記了這些時刻,忘記了這個國家之所以偉大,不全是因為那些權力頂端的人,也因為這些平凡的、勇敢的偉大公民──雖然可能在那個時刻,國家並不喜歡這些公民。

我想要敘述的是失敗者,而不是勝利者。可是沒有這些失敗者,勝利者的勝利就微不足道。一個國家的偉大不能只由領航者決定,那些水手、甚至那些在船艦航行於巨大歷史之洋時跌落於暴風海浪裡的乘客,都共同將船艦帶向了目的地。

我是一個心腸柔軟的人,對於平凡、面對命運的巨大力量不得不低頭、甚至犧牲的人有無限同情。小時候我讀到薛西佛斯推動巨石上山每天又被迫要不斷失敗、不斷重來的神話,內心悲傷不已,深覺人生如此無望,也受那些奮力一戰卻終告落敗的悲劇型人物感動。所以德國歷史上有一些人面對自己悲劇般的命運,或者說面對這個國家的墮落,卻依然在無望中奮力一搏,我深受觸動。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說他如同深海採珠人,我也是這樣的一個挖掘者:在德國歷史這片被遺忘的陰暗之海中,採掘那些可能被掩埋幾千萬年的人性珍珠。我想介紹的,就是德國戰後這樣的五個從海底露出的發亮瞬間。

1952年Philipp Müller的紀念活動。photo credit: Bundesarchiv, Bild 183-14859-043, CC BY-SA 3.0

1952年5月11日的Philipp Müller

在這一天,當21歲的俊美少年Philipp Müller步出家門,趕去參加一場遊行示威時,一定沒有想過這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Müller是來自慕尼黑的鐵路工人,一位滿懷著左派理想的青年,加入了自由德意志青年協會(Freie Deutsche Jugend),並加入德國共產黨。在那個剛剛結束戰爭的年代,左派勢力對於反法西斯非常投入,深怕極右派勢力捲土重來。因此,當他知道德國政府將重啟軍備化時,氣憤不已,決意參加大遊行,不讓右派軍國主義有任何燎原機會。

1951年9月,西德政府與同盟國在外長會議中協議,準備在受北約規範的前提下,建立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重新軍備化。按照西歐各國協議,將在1952年5月26日簽署歐洲防衛共同體協約,以建立一個共同軍事防線。但是蘇聯、東歐、東德的共產政權認為,這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軍事動作。史達林在1952年2次發出警告,盼西歐放棄歐洲防衛共同體計畫;東德境內的左派也積極串連活動想要阻止。最後,左派人士在北萊茵邦的埃森市(Essen),策劃了5月11日的大示威,以及一系列演講座談。

埃森市並非東德轄區,所以左派在這裡的活動對於西德政府來說,格外刺眼。北萊茵西法倫邦總理兼任內政廳長Karl Arnold眼看著串連的示威者愈來愈多,最終在遊行前一天下午,臨時以警力不足為由,宣佈禁止相關活動。但是已經聚集到埃森的3萬名青年們並未聽從政府指令,繼續抗議,最終與警方對峙,從言語衝突演變成肢體衝突。

這個場景,這幾年來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一定不感陌生,群眾為了理想,衝撞了政府的命令,也衝撞執行命令的警察。我們必須慶幸的是,在某些激烈的時刻,歷史並沒有往我們懊悔的方向演進。如同太陽的孩子電影裡的動人一幕,靜坐的原住民阿嬤在與原住民警察對峙衝突時,淚眼問道:孩子哪,你是那個部落的,而警察不忍地放開了阿嬤。可是,某些街頭衝突,最後還是演變成了悲劇,如同5月11日這場衝突。

Müller就在那些推擠的群眾裡。在衝突激烈化時,警長下令開槍射擊群眾。Müller被警察從背後射中,直擊心臟,他的朋友們在現場被警方壓住,眼看著Müller就這樣當場死去。目擊者表示:警方拉著這個被射中的青年,如同押解牲畜,一前一後拖著他,丟進了警車。

事後,警方解釋下令開槍原因是,認為群眾有可能開槍攻擊警方,警察只能先發制人──也就是法律上的Putativ-Notwehr概念(Putativ是從拉丁文putare來,意指相信。警方相信當時處於極度危險情況,不得不先發制人)。當年地方法院審理這個案子,判定警方是緊急狀況下的正當防衛──雖然群眾是否真有開槍可能,並無法被證明。

5月17日,在慕尼黑,各地湧來的群眾在Müller的葬禮上送他最後一程。多年後作家及演員Peggy Parnass回憶這個震驚她年少時代的殘忍事件時,仍然耿耿於懷問道:「為什麼是呼籲放下武器的人要被射殺,而不是那些拿起武器的人?

眾人在Philipp Müller墳上獻花。photo credit: ML-Fotos@wikipedia, CC BY-SA 2.0

Müller在東德時期被視為反法西斯英雄,哈勒市(Halle)以他的名字,將一條街道命名為Philipp-Müller路,作曲家甚至為他撰寫〈祖國的孩子〉(Philipp Müller. Kind des Vaterlandes)歌曲紀念。可是兩德統一後,多年過去,很少人會再提起這段往事,甚至有關Müller的事蹟似乎成為德國不願回想的、必須抹除的污點。Philipp-Müller路被改名為Willy-Brandt路,不無諷刺性地紀念西德政治巨人。

今日,再軍備化在德國早已不是議題,德國已成為世界軍事大國,並積極參與全球軍事行動。可是Müller被殺的事件,應當不斷被記起,因為他的犧牲,不該只被視為一個天真的左派青年的犧牲,而必須進一步細究警察執法界限、正當程序界定的意涵,以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精神。在埃森市,一些不願意忘記歷史的人組成了Philipp Müller協會,2012年Müller被殺60年紀念時,埃森市政府也設立了紀念碑,記下並悼念這個悲劇。

今日,我們不必成為左派,可是不管什麼政治立場,都不該忘記Parnass提出的這個問題:為什麼是呼籲放下武器的人要被射殺?對於年輕的民主國家,這尤齊是個意義重大的問題。

Paul Othma。圖片取自17 Juni 1953

1953年6月17日的Paul Othma

歷史事件會在某些環節呈現驚人的相似。我們很熟悉六四事件,從一個特定的訴求開始,延燒到爭取民主自由;從一個特定群體開始,爭取民主自由的訴求擴及到社會全體,最後威脅到了獨裁政權。爭取民主的力量大到足以撼動政治,最後獨裁政權出動了軍事機器,血腥鎮壓,一個可能誕生的共和國就此被扼殺,從此獨裁政權進入多年的封鎖。而這些事件特質,都曾經在德國歷史上發生過,那天就是1953年6月17日。

戰後,東德的首位領導人Walter Ulbricht一直想學習蘇維埃獨裁政權模式,把東德改造成軍事集權強國,因此在軍事預算上擴張,影響了經濟,也使得社會主義國家中主要的經濟階層工人及農人負擔變重。再加上民生用電短缺、糧食短缺、物價飛漲等等問題,對於經濟體質原本不良的新生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雪上加霜。於是1950年代初,許多東德人逃到西德,用腳投票,對東德的經濟政策表達了不信任。那一年上半年逃入西德收容所的東德人就高達19萬。

此外,東德政府的選舉作假與操弄,也讓人民極度不滿。1950年10月15日,東德進行戰後首次人民議會(Volkskammer)選舉,是一次非常有問題的選舉。投票所雖設立秘密投票亭,但是人民不敢秘密投票,因為共黨監視著這些秘密投票的人,認為他們必是反對派。最後依據官方數字,投票率高達98%,支持執政黨候選人名單的高達99.7%。人民相信選舉被操弄,而統一後公佈的情報檔案也證實這一點。

最後導致6月17日暴動的導火線,是那年5月,東德政府決定短期內提高工人的工作負擔以克服經濟危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共體時艱),工人必須多工作才能領到目前的薪水(就像我們熟悉的無償加班模式),最後實質薪資降低接近3成。這個命令從國營企業開始,但是卻擴及整個國家的民間企業。6月以降,不滿的情緒在東德各個城市鄉鎮醞釀,最後在6月17日爆發,成為串連東德各城市的大規模罷工抗議運動。

這場罷工很快延燒成大罷工,參與者擴及社會各階層、各年齡,超過百萬民眾走上了街頭,因此這場罷工運動被史家稱為六一七工人起義(Arbeiteraufstand);也因其擴及全民,有人也稱之為六一七人民起義(Volksaufstand)。人民佔領了東柏林以及其他600多個東德城市街頭,情緒激烈,那是個東德的關鍵時刻,人民衝進了政治犯的監獄,佔領了市政府以及執政黨社會統一黨(SED)黨部,痛毆公務員與黨幹部,政權的崩潰似乎可期,戰後分裂了幾年的兩德,統一首次在望。

Paul Othma,一位住在比特菲特(Bitterfeld)的47歲平凡電工,被群眾推舉出來成為示威的領導者。6月17日那天他與同事出門準備工作,路上遇見了群眾正在與官員爭執,質問幾個被政府監禁的人的去向。Othma臨時被推舉作為代表,他爬上了高台,呼喊著立刻釋放政治犯,支持者們集結成了隊伍,遊行響應Othma的訴求。

遊行隊伍愈來愈壯大,示威群眾不只對勞動條件不滿,同時呼喊口號,要求實施秘密普選。隊伍最後走到市中心的青年廣場(Platz der Jugend),集結人數已超過5萬人。Othma拿著擴音器對著群眾,明確表達抗議的訴求,並高呼:「解放日到了!政府下台!終結暴政!我們與東柏林史達林大街上罷工工人們團結!」但是他也呼籲激情的群眾自制,勿製造暴力衝突。最後,在他組織下,罷工委員會成立並向政府拍發電報,提出下列訴求:

藉由操弄選舉而上台的政府,應該立即下台。
成立臨時民主政府。
四個月內進行自由秘密選舉。
東西德邊界警察撤退,所有德意志人民得立刻自由通行。
立即釋放政治犯。
立刻恢復正常生活水準,停止降低工資。
允許西德各民主政黨進入東德。
不對罷工者秋後算賬。
即刻廢除所謂的人民軍隊。
允許成立政黨。

群眾佔領電台後,並以廣播向全民發送前述訴求。

東德政府對此事件的反應是:西方國家與西德的陰謀下,鼓吹法西斯主義侵犯東德,最終造成這場叛亂。最後,蘇聯認為東德已無力控制暴動,克里姆林宮下令坦克開進東柏林以及其他城市,600架紅軍坦克及2萬名蘇聯軍人,以血腥方式結束了這場起義。東德領導人Ulbricht說,這並非一場人民起義,而是復辟的法西斯主義反動的政變。

1953年6月17日開進城內的蘇聯坦克。photo credit: Bundesarchiv, B 285 Bild-14676, CC BY-SA 3.0

東德秘密警察後來在對這場運動的檔案裡記錄著:「法西斯勢力試圖在1953年6月17日發動政變,這顯示階級敵人正在國家中集結力量。」20世紀的政治史已經顯示了,在獨裁政權裡,一旦示威活動被定調為政變,則流血鎮壓幾乎是唯一後果。東德的六一七如此,北京的六四亦然。

起義在一天內被軍方鎮壓,超過50人在鎮壓中死亡。在那場叛亂中,超出1萬位示威者被逮捕,3,449位被起訴,1,526位被判有罪,其中3人被判死刑及15年以上有期徒刑。7,307位參與起義的社會統一黨員被驅逐出黨,1,495位自行退黨。

Othma在起義中一直是個理性盡責的領袖,他努力地控制情況,不使群眾激進化;在群眾衝破警局時,他也確保武器室的安全。然而,六一七事件告終後,他還是因為進行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鼓動被判有罪,12年勞改,沒收全部財產。他的妻子每個月可以寫一封信、寄一個包裹給他,每年頂多探視4次。他在牢裡1年半後被診斷出絕症,獄方不願有人死於獄中,而將他釋出。

他出獄後一直到死前,一直堅持自己的無罪,但是1969年他仍以帶罪之身過世。他的太太因為成份不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工廠裡當臨時清潔工。直到2003年,Othma才獲得平反,比特菲特市政府為他設立紀念碑,家鄉的活動中心以他為名,那已經是人民起義50年後。

那場失敗的起義,在歷史上留下了什麼?那是兩德統一的首次曙光。六一七事件失敗後,兩德分裂大勢底定。在這次失敗的起義後,兩德經濟差異越來越大,西德結合自由民主與經濟奇蹟的成功道路,吸引了無數東德人逃離社會統一黨的統治,最後東德設立柏林圍牆,以阻止人口外流,統一的願望終究落空。真正的統一,已是起義失敗的37年後。

這場起義最重要的其實不是釋出統一的訊息,而是對於民主自由的渴望。知名作家、出版人、記者Klaus Harpprecht這樣記錄著他當時所見的情況:「幾十萬人走上街頭,走到廣場。他們要求可恨的獨裁者Walter Ulbrichts下台。他們要求自由。四處都有人呼喊著統一。所謂的人民警察無計可施,警車被燒燬……我親眼所見,晚些時,青年們也在布蘭登堡大門前焚燒東德國旗。這場起義──除了起義,沒有其他適合的名稱──延燒到了東德其他城市。大約中午時,蘇維埃軍坦克開進來,波茲坦廣場上槍彈四射。我尋找完全的掩護──這是從戰爭末期時學來的經驗,我從未忘記──這是紅色帝國的門面與基礎的初步輪廓形成。波茲南、布達佩斯、布拉格都接著開入了紅軍坦克。最後則是柏林圍牆事件。1953年6月17日,正是一個結束的開端。」

這種爭取民主的渴望被獨裁國家武力壓制後,鐵幕降下,歷史走上了對峙衝突的模式。後來在東歐發生的幾次類似行動,蘇聯都以同樣模式回應民主化的訴求。例如在布拉格之春中,紅軍坦克就再次開進了渴望自由民主的人民隊伍裡。

柏林的6月17日大街。photo credit: Lucki19, Public Domain

1954年開始,為紀念那首次浮現、終究告敗的統一與民主化訴求,西德將6月17日訂為德國統一日(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西柏林通往柏林圍牆布蘭登堡門的大街被命名為「6月17日大街」。冷戰情勢最嚴峻時,美國總統雷根於1987年6月12日來到布蘭登堡門外這條大街上,對著鐵幕那端的共產政權呼喊:「戈巴契夫總書記,如果你尋求蘇聯及東歐的和平繁榮,如果你尋求自由化,就來這個門。戈巴契夫先生,打開這個門。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道牆!」雷根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了當年Othma的訴求。

兩德統一之後,德國統一日改為10月3日,那場未能成功的起義,漸漸被遺忘。今日,站在6月17日大街上對著布蘭登堡大門自拍的遊客們,誰記著Othma等人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付出的代價?牆已經拆掉了,但是我們仍須提醒自己,現在我們享有的民主,曾是某些人站在坦克前豁出性命也爭取不來的珍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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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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