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全球最受矚目的名詞，還不是醫療檢測、勤洗手、少吃野味，而是「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就公共衛生來說，這是指透過拉大接觸距離而減少感染風險，就空間規劃專業而言，其實就是管制「密度」、同時控制「時空承載量」。
自城市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自農村社會過渡到都市化社會時，最明顯的改變就是生活環境基礎設施與空間密度的變化，從大片農田、樹林、牧場轉進為自然聚落、集村，再到有計畫的都市空間單元分配。從唐朝的長安城到近代霍華德的「花園城市」，空間配置一方面能有效控制人與人、設施與設施間的距離，另一方面也有安全考量，更是對各種人流、物流秩序的控管。而近代的空間秩序更進化到為不同使用功能分區，並在其中保留適度的緩衝空間。這些緩衝空間可以讓空氣流通、也可以留給生物棲息，更可以留給生活在其中地市民一個休閒舒壓的園地。
而用我們今日的最新語彙，所謂的緩衝空間也就是讓人與人得以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在設施中「留白」的必要存在。有了留白，間接也引導了人與人間適度的距離美感，對身心健康也都更有好處。
從社交距離到城市的開放空間
在此次疫情的檢討與省思中，全球各國的規畫界正在探討：疫情的城市規劃，是否也應該導入新的人文、人權思維，與新的立體空間設計規範？
傳統的都市計畫均依循定量分析，以人口成長預估來制訂公共設施的數量與空間分佈，包括質量與區位；而今為防疫安全考量，許多必要的接觸設計都可以改為數位，包括電子支付、臉孔辨識、GPS追蹤等等，盡量減少人與人的直接接觸。此次中國大陸因疫情而備受質疑與責難，但若沒有他們已順利推動多年的電子支付以及快速成長的各種數位城市基礎建設，相信其疫情傳播會更擴大與劣化。當然在此同時，數位化背後之個人隱私權也將會是檢討重點。
台灣的電子支付目前仍未普及，單是付錢找錢，就多了很多接觸風險。再者依各國統計，許多確診而喪生者多是社會之弱勢族群，包括遊民、安養院長者、貧窮社區等等，這正是「韌性社會」的缺口。
而自空間規劃來看，居住在城市中的確診者人數又高於鄉村。這當然正是各種接觸頻率與生活空間密度的影響。也因此城市規劃專家開始再反過來思考，發現每個城市中的公園綠地、開放空間系統竟是如此重要，而且相對投資效能高。
疫情期間除了封城的城市、社區外，多數市民能去的地方就是開放性的空間，其中又以公園綠地、河濱公園、郊山步徑、國家公園、風景區、森林區等開發強度不高的地方為主。這些平時被視為欠缺直接商業經濟效能的留白空間，反而在疫情期間成為各國居民的低風險庇護所。
換言之，各種大小型都市公園、鄰里公園、綠帶、散步徑、水岸綠廊、濕地、海岸乃至社區中的遊戲場、屋頂花園、大樹下……都成為一種以「自然元素」及「棲地空間」所形塑的都市跳島。它在連續性的人際接觸鏈中儼然扮演了一種兼具緩衝、短暫隔離功能，同時還增進了城市大尺度與微尺度空氣流通的角色。就此論點，無用之用，無形之形，似也徹底改變了吾人對「開放空間」價值的重新定位。
從社會韌性到生態韌性
大型天災如地震、火災、海嘯、熱浪、洪泛、土石流、疫情，都因為直接衝擊著個人的生命財產之損失，而讓國人有感。弱勢族群面對上述劇變該如何快速恢復，需要仰賴國家力量與社會救助。因此，以國家資源挹注的紓困、經濟救助、產業救援轉型，均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責任。只是，因上述因素而衝擊的生態環境回復力議題，則往往因為衝擊力道較為間接、影響又非一朝一夕可見，反而常被國人乃至決策者忽視。然而，加速生態系統的回復力，絕對非一蹴可幾，更非單靠工程建設投資與「加法經營」就得以快速解危。
目前國內的施政決策有個盲點，認為經濟不好則必須帶動國內消費，且視投資公共建設為良方。過去「建築業」被視為國家發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指的就是這種廣義的公共工程建設投資，尤以硬體建設為主軸，我們的「前瞻計畫」即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這些思惟並未因全球環境及社會結構變遷而有所調適。
可以這麼說：8,800億的硬體建設投資必須限期施工發包，但其效應並無法立即回饋到國人的日常生活或社會福祉精進的機制中，受益者亦受產業類型族群之侷限，是以國人普遍無感。但社區周邊的老樹被砍、公園綠地減少或被導入不當建設，人行道不平整、無障礙設施不足……這些反而是市民有感的小投資，只是上述建設規模小、能見度不大，因此不受青睞。
所以，蜜蜂族群少了，褐根病多了；小黑蚊干擾不除、公園綠地排水不良；行道樹被無理剃頭；為了便於維護鋪設大面積的不透水擋土牆或鋪面……只有建設而沒有持續的資源挹注，永遠無法對症下藥。
以上這些在施政者眼中均只是枝節小事，甚而視而不見，因循結果，無形中讓空氣品質惡化，經常性暴雨淹水，都市公共建設粗糙……正如溫水煮青蛙般吞噬著國人的身心健康與美感福祉而不自知。當社會韌性不足，連帶更影響著生態韌性之疲弱，這正是國土計畫的危機。
韌性城市的標竿，有解嗎？
我們都知道，自古迄今，庶民可在鄉間享受田園大自然，而王公貴族為了威權安全，則在用牆圍起的人造環境中營造園、苑、庭園等理想樂園。無論是昔時鄉野的田圃或京城中的苑囿，都可以兼具生產、生活與生態功能，即使到今日依然如此。當然，遠離封建時代後沒有了皇室園林，在住民集中的城市中，是以公園綠地等具法定地位的開放空間取代。由於不分貴賤、種族、年齡、性別都可享受，它也成了民主化的新指標。
在社會面，公園綠地提供了各族群自由自在利用空間的權利，它可以是讓兒童遊戲的空間，是銀髮族聊天休憩、曬太陽的地方，年輕人打球約會的地方，有上班族可以午餐、閱讀、上網的樹蔭，也有庇護遊民的棲所。在緊急狀態下，公園更可以是避災、防災的基地，也是都市生物多樣性的庇護所。這裡可以滯洪、可以蓄洪，可以貯存逕流以供不時之需，也可以是寵物放風的樂園。
依統計調查，紐約中央公園居然是曼哈頓生物多樣性最高的熱點。許多行道樹、綠帶，也成為蝴蝶、鳥類、昆蟲穿越、授粉、棲息的地方。這些公園綠地的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服務功能，一直以來被輕忽甚而漠視。民眾往往以為，「只要有設施建設，就表示政府有在作事」，但這樣的錯誤認知與偏差政策，其實對城市的整體發展都是不利的。
如今當政策面大力推動「國土計畫」時，是否也正是吾人應用更科學、更人性、更藝術與更生態的多元視角，建構一個多尺度、多功能、多屬性公園綠地系統的時刻？以此做為健康城市、福祉城市之基盤，更應是邁向永續城市之標竿。
我們的公園綠地，不能再只是個別工程建設的拼圖。它需要具前瞻性與整體性政策引導的公園綠地專責機構，且更應有魄力研訂韌性城市的完整綠地藍圖（Green Master Plan）。在尖端科技競逐的潮流中，最傳統基本的「公園綠地」仍有其永續性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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