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曾說過：「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從歷史上來看，疫病的大流行（pandemic）其實一直影響著城市的規劃與建設。
從西元前430年幾乎摧毀希臘城邦的雅典瘟疫（推動城市法律及雅典公民權的改變），到西元165～180年間及211～266年間羅馬帝國的二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的重大改變），再到中世紀的黑死病（促成宗教改革及農奴解放），以及20世紀以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波拉疫情（指出當今高度全球化城市日益增加的關聯性），傳染病大流行很少不在大都會留下印記。
以英國倫敦為例，遊客到倫敦的必遊景點是登倫敦眼（London Eye）遠眺，映入眼廉的是蜿蜒的泰晤士河，河左岸的河濱公路便是經典的維多利亞堤岸（Victoria Embankment），西起西敏宮，東到黑衣修士橋，沿岸有不列顛戰役紀念碑、永久停泊的退役軍艦及二處公共花園。但其實這個著名景點完全是大流行下的產物。如果沒有19世紀一系列毀滅性的全球霍亂疫情（包括1854年英國醫生John Snow對倫敦Soho區霍亂爆發現象所繪製的死亡地圖），新的現代下水道系統可能永遠不會出現，而安全地將廢污水運往下游以遠離飲用水供應這種壯舉，以及後續一系列的都市更新計畫與法令，也不會實現。
日本會有下水道建設，也同樣是因為霍亂疫情，迫使日本政府在1884～1885年間，在東京神田地區舖設日本最早的污水管，而後於1900年制定日本舊下水道法。20世紀初紐約的結核病疫情為改善公共交通系統和住宅法規鋪平了道路；2003年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疫情襲擊了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讓新加坡決定改善醫療基礎設施，並建立系統來繪製疾病圖譜。
2020年，隨著全球持續對抗新冠病毒的迅速擴散，許多人被隔離限制在家中，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在城市流動、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以及思考城市未來的方式。不少人想知道，哪些改變可能持續到大流行過後？而「後新冠病毒」的城市會是怎樣的圖像？
城市：人類文明的搖籃
就城市理論家及都市規劃者而言，後新冠病毒時代面臨的最尖銳問題是：我們究竟應鼓勵「緊湊城市」（compact city）的「密集化」（densification）發展，以改善環境永續性？還是推動「收縮城市」（shrikning city）的「隔離化」（disaggregation）發展，將人口分散以抑制病毒傳播？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搖籃，但在傳染病爆發方面，城市可說是雙面刃。可以肯定的是，城市是傳染病疫情問題的一大部分，這是因為城市人口稠密，人類接觸頻繁，為疾病的傳輸與傳播提供了途徑。
當今大約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集居在城市、跨國經貿及流動中心；而全世界大約600個城市，創造了全球三分之二的GDP。由於城市是跨國經貿中心及交通樞紐，人口稠密與高度鏈結的城市很可能會擴大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風險。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將生活在城市地區。城市除了必須對抗日益惡化的氣候變遷衝擊，都市規劃者現在還必須平衡對土地相互競爭的需求。例如，新冠病毒疫情嚴重的城市新建臨時醫院收容病患，部分公共住宅徵收作為檢疫設施，甚至有些城市將渡輪改裝成醫療船。後新冠病毒時代的都市規劃者可能需考慮留下某些戰略性都市土地，以為這種需要建立臨時醫療設施或收容中心的時刻做準備。
而城市弱勢者與嚴重不平等程度高的城市，可能比資源較豐富、較不擁擠、較平等的城市更容易受到傷害。因此，國家及城市可以從「大流行防備指數」受益，以便妥善地規劃與因應新冠病毒疫情的衝擊。但全世界目前並沒有這樣的城市防備地圖。
不僅國際化的世界級都市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上海等面臨SARS、H1N1或COVID-19的風險，其它如柏林、羅馬、首爾、新加坡、洛杉磯等城市也有同樣的風險。大流行病往往從城市的邊緣出現，病毒經由城市近郊的社區與運輸廊道進行孵化及傳播，然後蔓延到市中心。不僅城市，全球供應鏈、旅遊網絡、港口機場及特定街區都是可能的傳染源。
城市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城市在準備、減緩及調適流行病方面扮演核心作用，與不公開、不透明、不協作及不採取全面對策的城市相比，開放、透明、協作並採取全面對策的城市更有能力對抗大流行病。
截至目前為止，台灣與新加坡對COVID-19疫情的早期反應相當成功，台北與新加坡都吸取了過去大型流行病的教訓，擁有調查檢測、防疫能力及醫療衛生系統，更重要的是，具有迅速採取果斷行動的正確處置，透過早期發現來平緩大流行曲線，從而防止醫療公衛體系崩潰。
可確定的是，具備強有力的治理及醫療公衛設施的城市，比沒有治理的城市更能對抗流行病並降低死亡率；而採取主動監視、日常溝通、快速隔離及個人與社區保護（例如社交距離）等措施也相當重要。同樣地，醫療院所、醫護單位、醫院病床、靜脈注射液及呼吸器數量、品質與可及性（以及擴充能力）可以確定城市是否有效管理大流行。
歸根究底，預防大流行的硬體（妥善運轉的監測系統、健保提供者及健康基礎設施）是必要的，但並不是只有這些就足以因應大流行，還需搭配相關的軟體措施，例如各種合作協議、適當的提供教育、合格的醫護體系及其他從中央到地方的密切合作。可以肯定的是，缺乏治理、規劃不周及分散的醫療公衛體系可能會造成混亂、恐懼及更高的成本，從而破壞對抗疫情的機會。
此外，有關當局還需要在封鎖與關閉邊界的情況下考慮糧食安全問題。城市受限於高地價，往往劃設較少的農業區，也不傾向於生產糧食，台灣的都市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新加坡90%以上的糧食需靠進口，目前正鼓勵更多的在地生產。
未來的城市也必須創造儲備設施。以往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很多城市會針對水患預留滯洪空間。後新冠病毒的城市可能需透過城市農業或使用水耕的集約化種植設施，在當地生產更多的糧食。但底線是，大多數城市依賴全球糧食供應鏈，因此容易受到未知及不確定的國際關係影響。
因應大流行的城市防備
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將迫使城市當局與都市規劃者更認真思考人口密度、科學技術、糧食安全及住宅供需等因素。新冠病毒已在全球感染了超過百萬人，並導致數萬人死亡。為了對抗此大流行，各國加強邊境管制、實施旅行禁令、封鎖城市及社區，並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加強監視。
從空間規劃而言，各國城市的抗疫作法大都倡議減少密度，並避免人群聚集；但總體而言，緊湊發展的城市更節能、更永續，因此，從長期來看，公共衛生與氣候變遷的相互競爭需求之間將發生衝突。未來必須關注在個別建築、社區及街區之間尋找解決方案，使人們無需擠到餐廳、咖啡廳及KTV便可社交；然而鑒於大城市的土地成本極高，這種作法要成功，便需取決於重大的經濟改革。
另一方面，愈來愈多證據指出，儘管全球南方城市由於吸納郊區居民而持續成長，但北方城市正朝著相反方向發展。較富裕的居民利用遠距工作能力，搬遷到地價較便宜但生活品質較高的小鎮及鄉村區，這是因為「距離成本下降」。由於新冠病毒危機，這種「距離成本下降」可能會加速。可預見的將來是，愈來愈多公司正建立系統，使員工能在家工作，而且愈來愈多員工也逐漸習慣在家工作及視訊會議。這些習慣可能會持續下去。
這種現象對大城市的影響是巨大的。例如，如果接近自己的工作場所不再是決定居住地點的重要因素，那麼都市近郊的吸引力就會減弱；我們可能邁入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現有的城市中心和遙遠的「新村莊」日益突顯，而傳統的通勤動線將逐漸消失。
政府從新冠病毒疫情中得到的一個啟示是，從公衛角度來看，「智慧城市」或許是較安全的城市，我們可以期待有更多人嘗試利用數位科技去掌握人們在都市地區的行為，也會出現更多對於監控功能是否該交給私人公司及國家機器的激烈辯論。事實上，隨著緊急災難措施正常化甚至永久化，威權主義的幽靈應該是我們最需關注的。
然而，就現實面而言，全球許多城市的新冠病毒情節大不相同，特別是對年輕的城市居民而言，由於都市住宅成本高不可攀，生活既不穩定又短暫，互助團體的突然激增（為孤立時期最脆弱群體提供群體支持），使不同年齡層及人口鴻溝的鄰居群集在一起。諷刺的是，社會疏離使我們有些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這些團體能否在後新冠病毒時代的城市存活下來，進而對城市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部分將取決於我們從危機中學習到什麼樣的教訓。
作為一個集體的共同體（非分散的個體聚集），我們的社會感將更強，因而可能導致民眾長期要求政府採取更多干預措施來保護公民。而鑒於各國政府在新冠疫情中準備超越市場主導地位，政府可能更難抵制此發展。
大流行防備計畫，我們準備好了嗎？
新冠病毒可能促使全球各地重新思考都市規劃與城市生活。具體而言，都市規劃者必須重新思考理想的人口密度，更充分地利用app應用程式及智慧科技來追蹤解讀健康趨勢，許多城市也開始審慎思考他們的糧食安全。包括中國、韓國與新加坡在內的國家，正使用機器人、無人機及大數據來追蹤疫情，並對醫院進行消毒與運送物資。
這些應用程式及智慧科技可能成為都市建設的必要裝備，來標記潛在的問題，以便快速作出反應。城市當局也可能更密切地監測因氣候變遷而轉移的傳染病媒，並對傳統市場活體動物的類型與數量實施控管。另一方面，某些疾病可能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而不幸的是，森林砍伐與都市化的快速進展，正是這些疾病在亞洲傳播的主要原因。
後新冠病毒的城市，應充分利用志工組織來協助抗疫，例如讓志工探訪年長者，讓他們瞭解疫情的最新發展，並解決他們關心的問題，或者提供膳食與諮詢服務。這種服務的分散性在城市中可能變得更普遍。「服務分散」及「密度減少」是對抗傳染病大流行的方法（儘管與永續運輸與氣候變遷的相關目標背道而馳）。此外，像台北、香港及新加坡這種非常密集的城市，比義大利、西班牙或德國的城鎮更能控制病毒。最終，都市「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將比都市規劃或都市設計更重要。
城市的防備程度取決於其預防、檢測、應對及照護患者的能力，這意味著制定行動計畫、工作人員及預算，以便作出快速反應。除了醫療護理及公共衛生的硬體設施及軟體建設外，溝通與執行應變計畫的能力也相當重要。而「社區參與」也是有效控制傳染病大流行的關鍵，無論是傳遞可靠資訊、進行監視還是限制行動。
新冠病毒大流行讓我們看到城市生活的根本轉變，也產生新的未知數及不確定性。但，如果人是社會動物，而城市是文明搖籃，那人無法「不知道」人。因此，如何適度與人群接觸，同時與不同於自己的人維持聯繫，後新冠病毒的城市生活轉變是否像倫敦維多利亞堤岸一樣持久，有待觀察。
但不可諱言的是，新冠病毒既然是「社交病毒」，如何在避免「樂觀偏見」（認為病毒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認知下，重新思考城市生活並提出合宜的大流行防備計畫及防備指數，是後新冠病毒時代城市應有的體認。
美國歷史學家William H. McNeill在其《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傳染病的出現早於人類，而且將會和人類共存……並成為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及決定因素之一」。瘟疫對人類而言，既是生存的危機，也是發展的轉機，防範控制得宜，人類會變得更堅強，反之則是對人類生存的沉重打擊。
在全球缺乏國際合作及有力領導的時候，城市、城市網絡、社區組織及慈善機構正在加強他們扭轉生存危機的角色，我們迫切需要看到各國政府也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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