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近期對全國公務員面臨的困境做了系列深度報導，引起巨大迴響。這個課題其實肇因已久，現在又因少子化、全球化，加上 AI 對工作帶來的各方衝擊，產生極大影響。當公務機關的效能與威信逐漸褪色，國家機器的運作是否已面臨危機？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之板塊移動
《世界不平等報告》最近有項數據，在台灣，全國前10% 的有錢人，擁有全國61% 的總財富。顯然，我們的社會正面臨不公平、不合理的狀況。
年長的一代夾在抗戰、戰後與今日的資訊世代間，尚能體會為國服務的重要性，包括守住傳統產業、捍衛家傳農田魚塭，但21世紀後的新世代，缺乏上一代與家鄉土地的連結，加上資訊時代的光速變遷、令人眼花撩亂的種種刺激，他們看待歷史、社會的責任感，甚至個人生涯規劃的意義，都起了相當大的轉變。至少，傳統家族與社群的影響，已經不再是唯一。
而當人與土地的臍帶逐漸斷裂後，新的生活思考決策、價值觀，也引導了新的職涯選擇、工作意願與態度。這樣的變化並非台灣獨有，原本就業與生活價值觀非常穩定的日本，也在時代的快速翻篇下，有不少新世代選擇走向斜槓人生，「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已不再是唯一的生活目標。
「穩定」不代表安心，也可能是無趣、沒成就感、沒挑戰性的代名詞。因此，「朝九晚五」、「守住一輩子的退休金」、「確保鐵飯碗」，不再是令人欽羨的生活方式。逐漸地，醫學系高材生畢業後不想當外科醫生，寧願選擇醫美、牙醫、甚至轉換跑道去做動物醫療，更有人乾脆改行選擇能與自己內心興趣對話的志業，像是旅遊、音樂創作、烹調、藝術、寫作……因為在這些活動中，他們才得以找到「自我實現」的價值感與真實感。
而過去擠破頭考上公職之高材生，亦因步入官僚體系後，發現這個龐大的機器仍延續著半世紀前的制度、流程與價值觀，除了無法自在發揮，更感受到整個老朽的公務機器，牢牢壓住他們的青春。在諸多因素下，他們覺得看不到未來，沒有應有的專業尊嚴，以致決定走向公部門之外的私人企業，甚至自我創業。事實上，薪資酬勞絕非讓他們離開的唯一誘因，而是那種自在、自信、自尊與自我實現的拉力，早已駕凌了傳統價值體制。
這裡熄火了，就去其他地方再點火發光
近 20 多年來參與政府公共政策輔導計畫，有幸在作為輔導團召集人時下鄉到各地，與地方團隊組織乃至個人接觸，驚訝於潛藏在各地的就業生活生命力如此蓬勃旺盛，包括青年返鄉或移居到偏鄉去耕種有機農田，種植咖啡、茶葉，培養無抗生素的虱目魚及其他養殖業等等。有的在苗圃工作，專注於原生種育苗；有的擔任樹藝師、攀樹師，或為植物健康服務；有的開起小小咖啡烘焙店、標榜地方原料的烘焙坊；有的擔任地方小學生的潛水、自行車、風帆教練；有的經營典型與主人共同生活的民宿；有的自己成立攝影工作室，一方面為人拍照拍片營生，同時也完成自己拍紀錄片的夢想；有的在鄉下租農舍，開始做陶、蒔花……
這真的是「高手在民間」的實現寫照。他們基本上有幾種特質：默默的工作、安靜的生活、低調的助人、快樂的學習。然而，這些現象並不會反映到公部門制式化的統計年報、社經普查資料上。他們是一群你未必看得到、接觸得到，但卻有無限創意能量的金礦。
讓年輕火種進入國家生產鏈
人人欽羨的高科技產業鏈享有高報酬，但工作壓力也大，因此許多人寧可跳脫穩固封閉的科技巨塔，出來呼吸新鮮空氣，走入偏鄉教育原住民孩童，或投入藝術創作與資訊教育。有人擔任志工或國際導遊，帶領特殊領域的專家、小眾深入台灣；有年輕人透過異業結盟組織起來，為傳統產業擘劃他們心中想像的「未來市場」，其思維架構的廣度與深度，往往比政府更前瞻。
當「高手在民間」，而公部門仍以固有傳統框架，拘泥於上世紀的機制，並逐漸淪為由三流人才來領導一流人才時，我們的決策高層更應謙虛傾聽專業智庫的意見，導入革新的法令與機制，而至少應覺悟到國家競爭力的分析，需要有跨黨派的高度格局與遠見。
許多小國如新加坡、瑞士、丹麥、芬蘭、瑞典，儘管地理文化不同，但他們的治國思維與理念都有可借鏡之處。在一次台灣濕地及候鳥保育行動30週年的研討會中，一位持續與台灣社區夥伴們共同參與了 30 年活動的美國柏克教授感嘆：「這 30 年來的落地經驗，我看到台灣民間力量不斷成長，但在公部門，我看不到有什麼領導力，展現出對時勢果斷、即時、有智慧的判斷決策……儘管如此，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下一個30年再見！」
面對今日時局，人才的培育養成是國家安全的守護基礎，我們要有武器、有設備，但若欠缺與時俱進的人才，如何防衛國家？此外，育才絕非只是編預算的表面功夫，而必須有長期洞察力與智慧決斷力。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半世紀前建國時，近乎專制的投入人才培育，如果沒有前瞻格局與明智思考，國家人才勢必面對斷層。
我們今日可以看到民間人力資源的新希望，但公部門如何接軌？如何不因選舉近利而不為？這是一個嚴酷挑戰，期待之、期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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