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受台大農學院院長之邀，參觀他們的智慧型溫室，深受感動，也了解到只要大學教授們齊心協力，把個人專精研究再作橫向整合，為社會提供更多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創新學術與實務合作平台，將會更提升台灣各大學的競爭力。然而，大家話鋒一轉，卻提到院長與幾位系上的老師，正在為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傷腦筋。
台大是日治時期最早設立的大學，而農學院又是當時政經需求下最早設立的學門之一。比起歐洲那些數百年歷史的學校，還不滿百歲的台大顯得相當年輕，但校內許多建物與校外的宿舍群，都已被指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是學校的榮耀。只是囿於大學建設營運預算，雖有「五年五百億」加持，根本不足以負擔所有的建物保存、修復費用，校方因此要求各院系必須設法自籌一定比例的經費。像是昆蟲系、森林系、園藝系等單位，儘管能做出優秀的研究，募款生財的能量卻有限，教授們為此深感頭痛。
當系所必須承擔校園內文資保存的責任，這的確是超過學術研究與教育的範圍，甚至削減了原本應該分配給研究教學的資源。但看看牛津、劍橋這些具歷史名望的學校，其建築物也是學校的重要象徵、是觀光客朝聖之處。這樣說來，維持校園的歷史環境，也應該是大學的社會責任。
今日台灣不乏有豐沛資源的企業家，也樂於向校園捐款，提升自身的企業形象與名聲，然而多半侷限於寡頭式捐贈，只青睞少數院系。我因此曾於文資會審議中建議，以台大的例子，似乎應該在各界募款中設立一個更有彈性的校務基金，只要其中1～5%可以指定分配運用在校園文資修復保存上，就可以有更多資源來維護、營運這些歷史建物。只可惜，這樣的建議並未獲得實行，或許有法令章程上之限制，但努力突破障礙、讓學校能有充沛資源好好維護門面，難道不應該是校長的責任嗎？
養不起古蹟的科系，能靠誰伸出援手？
國內許多大企業都有自己設立的基金會。無論就企業形象、企業主的個人領導理念與社會責任面而言，亦各有不同的向度與方針。有的青睞藝術、有的關注長照、有的對原住民教育文化投入甚深，而近年吹起環保風，面對全球2050淨零的目標，企業贊助開始一窩蜂投入平地造林、植樹、購買碳權，甚至跨國赴海外購買小島種樹。當然，更多是投注在與企業本身直接相關的項目上。
我認為，如何突破企業的本位主義是個關鍵。企業將資金投入自己畢業的科系、切身相關的產業，雖然無可厚非，但在此思維下，很容易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狀況。我遇到的院長就說，昆蟲系館雖然已經指定為古蹟，但昆蟲系很窮，資源非常拮据，為了維護古蹟左支右絀，畢竟沒有幾個企業家是昆蟲系畢業的啊！
這個事實也反映：即使已經是全台灣拿最多經費、學術界的領頭羊，台大內部各院系的資源，仍有嚴重的不平均。更遑論其他學校了。
我想說個不同的例子。我個人畢業自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這裡的醫學院、商學院都非常優秀，有名的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包括川普及許多世界知名企業主均為其系友）更是菁英，不但每年的捐款永遠排第一，院系建築亦是最豪華新穎的地標。相較之下，我就讀的藝術學院（現在改稱設計學院）則窮得多。
有趣的是，一位華頓商學院的系友，承繼了家族製鞋企業Stuart Weitzman。然而，由於他對設計有興趣，所以在捐款時，沒有對商學院錦上添花，反而捐給了設計學院。為此，設計學院更名為「Stuart Weitzman School of Design」。
宏觀的願景機制，讓校園的學術與社會貢獻得以突顯。
透過他的捐款，設計學院得以修復古蹟圖書館，新建紀念創系系主任的Ian McHarg Center，以及新的院館畫廊、廣場。這樣的情懷令人敬佩。因為企業家了解社經現象，也深知設計人才的培養歷程，其實遠比企業經理人才更花錢，時間更長久，CP值更低，但這些人才對社會的貢獻，並不亞於企業家。
文資保存不會立竿見影，影響力卻很長
經常聽聞許多在商場企業經營有成就的大企業家，他們也樂於建私人美術館、私人招待所、私人酒莊、私人渡假村等等。這些都無可厚非，因為是個人的興趣與喜好。然而我們也會想，如果這些錢能夠拿來保存文化，該有多好？
當然，社會上有許多不正義、不公平的領域，都有待各慈善機構、企業基金會乃至宗教組織關注，也不能抹滅政府應盡的責任。不過就「文化資產保存」這個議題而言，國家的文化預算依然太低，也往往只有能見度高的項目受到青睞。這對於眾多同樣需要關注、卻缺乏資源的歷史文資來說，是很可惜的事。
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如果法規能夠給予更多彈性，難道企業總部不可以是一棟古蹟？私人美術館不能與歷史建築結合？國際交流會館、接待所，除了現代化的大飯店，是否也可能與文化資產結合？企業有其社會責任，而文資保存正可以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不僅協助缺乏資源的單位維護古蹟，更能減少不必要的新建設，達到企業與國家文化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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