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COP26、27後，全球降溫1.5℃雖然仍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各國對於「氣候補償」亦難達成共識，但透過這類全球性擴大議題的討論、對產業與企業製程的減碳要求與認證，也對世界各大企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警惕。
畢竟，當各國開始建構起世界貿易的新遊戲規則時，無論地理區位為何，似乎均不能迴避這件事。全球各大企業如Google、Apple、台積電、Microsoft、Amazon等，早已帶頭預約了減碳對策，包括購買碳權、進行跨國碳交易等，而此其實又拉大了一場鯨魚與小蝦米間不平等的戰役。這些全球超大企業掌控了資源與優勢，無論是產業生產歷程中的技術減碳，或以購買碳權來抵稅，都不是中小企業所能輕易做到的。
儘管各國各部門都必須研訂出各自的減碳路徑，也都有時間表與目標壓力，但資源有限、又有政治因素的島國如台灣，我們的壓力與風險尤大。民眾到底是否認清楚，這是一條怎樣的路？
文明的演化是一條不歸路？
《2022年全球碳預算》研究數據指出，全球碳排放量較去年增加1%，將達到約366億噸，而高度開發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加上其它生活水平、人口因素、文明現代化與高耗能社會，幾乎成為同一條曲線。依照全球碳預算研究中心2022年11月的調查數據，只有歐洲及中國在減碳上有正成長，這也顯示全球要降溫1.5℃，幾乎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已開發國家若在政府正確、堅定的政策引導下，找到多元替代能源的方案，加上在生活淨零上全方位的倡議、獎勵，減碳未必會影響人民基本生活福祉與文明優勢。這在歐盟國家如德國、北歐等的貢獻是可見的。
就中國而言，其人口眾多、貧富差距大且幅員廣大，就能源利用與替代來說，在政府集權強力的政策鞭策下，確實可達減碳之績效，尤其公共建設部分。惟在民生生活面，也會因其集權政策而影響民生福祉，尤其對於偏鄉的生活輔導，仍有一大段路要走。而其在人煙稀少之西部如新疆、西藏、青海沙漠地區這20年來致力植樹，相較之下也成為全球之另一亮點，同時平衡了「碳支出」的數字。
對比美國無論在國防、工業、IT產業、公共運輸基礎建設，都是高碳排之國，且「生活淨零」之價值觀仍屬少數具環境意識之族群。總體而言，美國雖強居全球領導者，但在此議題上其實是不及格的。反而那些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仍有空間運用傳統智慧，在非制式化、非壟斷的生產面，得以另有一種機制，貢獻低碳排循環經濟的運作。只要西方已開發國家不要再不斷運用其政經優勢購買碳權，開發他國之自然能源，其實這些碳排低的國家是有機會透過全球互相扶持，提升生產效能與環保技術，並增益其民生福祉的。
例如，南亞、東南亞、非洲很多傳統聚落依然有大面積海藻床，運用傳統智慧收獲枯萎的海藻纖維，作為住居建築之屋頂材料，正是最先進的綠建築技術。非洲、西藏許多部落依然使用土磚、牛糞、稻禾作為建築材料而非鋼筋水泥，也是相對環保的建材。這些行為對於減少碳排量或許貢獻有限，但很值得學習。
從傳統智慧看見低碳再生的可能
筆者曾多次探訪荷蘭，也被這個國家17世紀初即開始抽水、圍堤、造陸、築堤（Flevopolder）的技術驚艷。一個過去的農漁業濕地國家，透過工程技術、圍堤造鎮，並由濕地生產轉為農作物生產輸出之大國。不過今日，這裡的乳酪畜牧業、花卉生產業也面臨高碳排以及大面積濕地消失的危機。
是以自20多年前起，荷蘭政府也開始推出「還地於海」的政策，把圍堤打破，讓海水進來，提供濕地生態系統循環再生之新契機。而挖出的圍堤、土方則往近海造礁，反成為海岸濕地生態系統生成的另一套有機機制。這說明了原本與天競爭的工程思維，必須面對未來全球公民責任作出另外的調適。
近來發現文獻中記載，早在6世紀（西元581年），自隋唐起，中國對於沿海大面積的低地就有了非常科學建城開發聚落的「智慧」。中國的世界遺產蘇州，相傳昔時由伍子胥建城，他研究了古老的的蘇州水力架構，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的思維，在蘇州廣大水系中先治水、再圍田，推動「圩田制」，亦即如同荷蘭在11世紀後的圍堤（polder）工法，一邊清淤，一邊逐步由中心往外圍堤，並建構了8座水門，讓水得以進出交替，形塑了今日千脈縱橫的河道，以及村落與水共生的江南水鄉。這個治水圍田的大工程確實具備宏觀智慧，也早已引入科學知識基礎，看來比今日普通水利工程師更具有生態與民生福祉考量。
而其所謂「相土嘗水、象天法地」，並非如今日政府要作太陽能光電、漁電共生、農地濕地種電之隨興（隨土地取得之可行性），而是有一套遵循大自然、水文地理的基礎支持，甚而比今日荷蘭之作法更有機、更低碳，因為早已循環再利用那些淤積土，成為水鄉紋理公共建設之一環。今天的蘇州水鄉依然繁華，縱有水患，但適切的閘門控制，讓農漁經貿生產均能融合為一且循環再生，似乎這個傳統智慧可再發揚光大，作為今日築堤、種電政策的省思。
蘭，圖下為蘇州。
淨零不是「零」作為
全球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政策研究機構，早已磨刀霍霍向「淨零」。儘管各自路徑及預期效益差異極大，但大多仍是以科技技術應用在產業製程與投資建設上。
這些涉及經濟成長、專業權威與各國科技領導權威之鞏固，而在此之外，吾人仍應有正確的思維：政府的政策通常是由各部會各部門計劃研擬，但就前述大格局思考與全球淨零的總體貢獻而言，似乎仍必須「由小觀大」。即便是小企業、小生產線、小基地、小百姓，亦應有正確且宏觀的認知，此尤其應是大有為政府之重責。
換言之，落到國人生活面，「淨零」的意義是有階段性的，且必須依各國各地理區位、政經文化特質，研擬出可行之路徑與目標，而非齊頭式平等。另外「淨零」是有出有入，終極的希望是相減後數字為「零」或「趨近於零」，而非靜止的「零作為」。
隨著科技進步，各種自然能源、綠色能源技術開發，是21世紀全球化的福祉，而同時淨零或「近零」的日常生活與紀律，亦必須由小到大不斷教育，讓更多人有親自體驗參與的機會。
作為普通人，應該很難完全不產出碳排放。但透過不同專業與教育，可以由個人為基點，串連社群、同學、伙伴、同事與組織之力量，拓大全球性的淨零運動。或許其綜效仍無法與科技、工程發展相比，但就人類文明演化史而言，我們要對自然史、人類史蹟的傳承保全負責，也因此，除數字外，仍有附加的碳預算與較無形之效益必須被計算出來，如造林之環境美質、生態與文化多樣性之保全、地域鄉土情感記憶之留存與依附價值彰顯，且同時對偏鄉、弱勢社區等之扶持，亦有應負起的地球村居民責任。此尤其應是「近零」、「淨零」的正面價值。
回歸自然定律之可行性
之前曾探討過「2050邁向生態烏托邦」的可行性。顧名思義，「生態烏托邦」是一個理想，不過依上述觀點，所有國家的能源決策考量是宏觀的、整體的、系統性的，應該要求跨界組成一個國家碳預算智庫，不只有科學家，尚需有人類學家、地理學家、生態學家……等共同參與。畢竟，所有一切之行動與目標，仍與人類的福祉、生存權益以及地球環境永續發展息息相關，台灣亦然。是以，平行於科技、能源、政策，應有另一套比較軟性的政策，引導各行各界各年齡層之國人，對回歸自然定律的發展有更科學與人性的認知，並得以各自其立足點實踐。
自「道法自然」的哲學信念到「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的科學理念，回歸自然定律，是最關鍵的基礎信念。它涉及國家發展、國土建設，更是民生建設之的重要項目，畢竟其影響是全面性的。呼籲未來在各部會之施政計畫中，務必將此訂為最高宗旨。若此，全國性的淨零路徑方能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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