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當新冠肺炎正悄悄向全球蔓延，世界各國多半還是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態，視之為中國和其鄰近地區的問題。而隨著疫情接二連三在全球爆發，除了台灣等少數國家成功地圍堵了疫情之外，世界各地普遍因為輕忽而痛失先機，直接進入了社區感染階段。
瑞典每年2月都有為期一週的滑雪假期。這段期間有非常多瑞典人在不知情下，前往已存在社區感染的義大利、奧地利等地滑雪。在寒冷的滑雪勝地，大量遊客滑雪後聚集在空氣不流通的啤酒屋或Disco派對狂舞，成為疫情蔓延的溫床。當滑雪假期結束，防疫意識薄弱的瑞典當局任由滑雪回來的人們到處跑，導致在短時間（尤其是斯德哥爾摩一帶）造成了大規模的社區感染。
面對感染在社區擴散，各國採取的對策方向是大致相同的，那就是在預設一定的最終感染人數下，設法用增加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的方式，盡量延宕感染人數的爬升，同時加強保護老年、已有疾病在身的重症高危險群，藉此讓國內的重症醫療資源（例如有限的ICU）可以更永續，醫護人員不過勞，也盡量將傷亡減到最低。而在一致的對策方向當中，也有力道輕重差別。有的國家選擇關閉學校商號、封城鎖國的堅壁清野戰略，也有國家採取相對柔性的社會距離政策。堅壁清野對經濟活動的殺傷力大，因此各政府隨著疫情發展階段的不同，防疫手段也不斷在輕重之間擺盪。
頓時，在社群媒體上出現了許多台灣僑胞對歐洲現況的批判，而我發現，雖然這些批判多是針對歐洲人不願意口罩、或防疫政策過度溫和等現象表達不滿，但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的炮火，是集中在歐洲國家「看醫生很難」這一點。台灣僑胞自身或親人生病發燒，憂心染病卻得不到醫療照顧的各種故事，讓人看得心驚膽跳。
關於防疫政策，我不是專家所以無法評論，只能說世界各國普遍因為早期的輕忽導致全面社區感染，台灣防疫成功的故事雖然動人，但很遺憾的，對大多國家來說，已經不存在實際上的參考價值。而本篇文章僅就「看醫生很難」這一點，進行一些心得分享。
「真不好意思，讓你們花這麼多資源在我身上」
在劇情未急轉直下，瑞典國內還只有幾個境外移入病例時，我請70中旬的婆婆儘量待在家裡，她開玩笑說：我活得也夠久了，要是用這種方式走，也許人們會更加記得我呢？
後來圍堵失效，正式進入延宕期，我婆婆突然把自己關在家裡，讓我們買東西給她送過去。她說，絕對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去佔用瑞典的病床。
根據估算，瑞典當時距離義大利有2到4個禮拜的時間，到時重症醫療資源會是最大的隱憂。老人家們知道自己要是得病，使用國家重症醫療資源的機率很高，所以必須嚴守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ing），推遲重症增加的步調。
前幾年我婆婆生了一場重病，住了幾個禮拜的院。我們去探訪她，常看到醫護人員在幫她抽血、給她吃藥，婆婆和醫護人員有說有笑，任人擺佈。我問她為什麼抽血？在吃什麼藥？診療進展怎麼樣？她都一問三不知，只是笑笑地說：「我能比他們懂嗎？讓他們好好工作吧。」
她得的是一種奇怪的腦部感染，醫院做了各種檢查測試，還是找不出原因。在住院初期，我婆婆開玩笑地說，這輩子繳了那麼多稅，現在終於值了。但後來醫院用各種最先進醫療設備給她做檢測，瑞典三所大學醫院的專科醫師定期聚在線上開會討論她的病情，又讓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直說別在她這老朽之身放太多資源了。所幸後來醫生們找到有效的抗生素，控制住了病情。
有天會客時間，病房裡的另一個床位上躺著一位剛被送來的老先生，他神智不太清楚，一直站起來說想去喝咖啡，但好幾次差點跌到，我和先生急忙去扶著他，讓他坐回床上。這個情況重複了幾次，婆婆突然按了呼叫鈴，正色和醫護人員說：「在寶貴的見客時間，我要和兒子家人好好說話。我們並沒有幫你們注意其他病人的責任。」看到一向對醫護人員最慈祥的婆婆突然變臉，讓我印象很深，她在尊重專業的同時，對自己的權益還是很有原則的。
我有個瑞典朋友，小時候一隻耳朵感染喪失了聽力，醫院用不同材質為她重建耳朵內部構造，但都因為排斥而失敗，最後用她自身的軟骨在實驗室培養不容易排斥的材質，然後由兩個醫生輪流接力開刀十幾個小時，終於挽回了她的聽力，這一切包括復健，都完全免費！此後她每隔一陣子就要回診。這種診療資源不充足，她常常要排好久的隊，或是坐長途火車去另一個城市看診，但是她對這些不便甘之如飴。「如果我在另一個國家出生，這隻耳朵大概再也聽不到了，我沒什麼好抱怨的。」來自一個普通藍領家庭的她淡淡地說。
不是醫療落後，是不同角度的公衛政策
在折合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導向的西北歐福利國家，一般而言都很尊重自由市場，然而一旦面對醫療和教育這兩個關乎國民健康和自由發展的領域，社會主義的基因就會凸顯出來。
瑞典醫療雖然近年來慢慢有導入市場機制的趨向，但是就大基礎來看，還是大幅規避市場和盈利，以計劃經濟為主軸營運。醫療團隊決定使用何種醫材和醫治方案，負擔的是稅收，不是個人病患，因此病患能支付多少錢，並不納入考量的依據，而是在衡量國家醫療資金，考慮社會平等和可持續性之後做出的決定。此外，每個生病的人都能得到支薪病假或補助。
在這樣必須顧及全體民眾福祉，並分析長短期社會衝擊的國家，反直覺的公衛政策是很常見的。比方說在社會資源充沛、醫療科技進步的北歐國家，很多醫療程序都被簡化到最陽春的基本配備，從佛系看診、禪宗產檢到直視生死的安寧療護，對習慣台灣醫療的台灣人來說簡直是落後得不得了。然而在此環境成長的人們，還是能深切體會到這個體系長期帶來的安定和平等，也多少能理解執行醫療政策的複雜和艱難。
感冒發燒的輕症者在家自癒，盡量不看醫生、不佔用醫療資源，也是此種醫療文化當中一個很關鍵的環節。這個歐洲人習以為常的醫療習慣，在疫情蔓延的非常時期也照常發揮，加深了台灣僑胞的憂慮。但單就這一點來看，其實這並不是「佛系防疫」使然，而是當地固有的醫療公衛政策一直比較「佛系」。
面對瑞典的佛系醫療，我自己也遭遇過不少衝擊和不滿。然而我也常想，台灣的醫療服務如此方便完善，台灣人真的有因此而比較健康嗎？單就數據來看，瑞典確保勞工生病了能好好休息，鼓勵全民運動，注重老年保健，全民生活品質和健康成績都不比台灣差。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安全思維：每個人都有安心的權利
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意識形態問題，台灣的健保體系和福利國家醫療體系很難放在一起比較，但是瑞典對醫療和福利的思維，還是有一些值得分享之處。
記得我剛到瑞典的時候，第一次去診所看病，掛號費加上拿藥一共花了台幣千餘元。記得那時我感覺很受打擊，心裡嘀咕著：瑞典的醫療不是免費的嗎？
直到有一年我流年不利，大小傷病不斷，常常到醫院報到，醫藥費開始讓我有點吃不消。有一天在付掛號費的時候，櫃檯說你已經超過了今年的醫療負擔上限，今年你都不需再支付診療費了。到了藥局，拿的藥也是免費的。
我那時候才體會到，社會民主主義設計社會安全網的核心理念，不是讓大家看病都好便宜好方便，而是「維持人民生活的穩定」。因此，平常在生活中的小病痛小顛簸，一般國民可以也應該自己付費吸收。而發生重大傷病意外或是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非常時期，國家的安全網就開始kick in，盡可能維持個人生活穩定，家庭也不受牽連。
不管事來自哪個階層，只要人會面對生老病死，就必須面對不確定因素帶來的擔憂。而不可否認的，經濟條件的優劣，確實能大大左右不確定因素帶來的心理負擔程度。社會民主主義的出發點，並不是達到絕對意義上的平等，而是在尊重自由市場，接受社會上有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的同時，確保各階層的每一個人都有不受憂慮煎熬的權利。因此，所有社會安全政策都是以「人民不應該因為傷病失業等因素而必須大幅度的改變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品質」為出發點。
另外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育兒假的補貼，瑞典育兒假的補貼是按個人收入計算，收入高的人，補貼也更高。我也曾經納悶，都一樣是在家裡帶小孩，憑什麼有些人可以領更多的錢呢？然而，如果從「維持生活穩定」為出發點，這一切就合理多了。
這也讓我反思，也許台灣健保也可以從制度面幫助國民改變思維和行為，讓更多醫療資源利用在避免個人生活受到重大影響的節骨眼上，而不是繳了健保費就隨時有權利使用便宜便利的看診和服務，我想這樣對減少醫療資源浪費和促進醫療人員的勞動環境都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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