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台灣政治人物的貪瀆肅檢由鄭文燦案拔得頭籌，各地檢調單位受到民情鼓勵，莫不臥薪嘗膽，將檔案櫃裡已辦、未辦、將辦的貪瀆案，都趕快拿出來逐一過濾，希望勿枉勿縱，一洗民眾過去認為他們打貪不力的污名。
因此，媒體上「金流」兩字痛快飛舞，牽涉到「行賄」與「受賄」的人名，一時間竟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簡直讓大家目不暇給：原來一個蕞爾小島，竟可以承載那麼多、那麼巨額的政治貪腐，仍然欣欣向榮，甚至可以自詡為民主法治進步國家。
「金流」本身當然是中性的字眼，拿政治獻金來說，癡心小民拿出口袋裡的千元現鈔，捐給他鍾愛的選舉候選人，這是合法的金流；企業拿出重金，數十萬、數百萬元給選舉候選人助勢，只要依法申報，也是合法的金流。不合法的金流，是施與受者之間有犯意聯繫，老百姓促使公務員做出違法公行為，以圖利老百姓自身。
但這僅是乍看下的「合法金流」與「非法金流」，在號稱先進的民主大國，早在20世紀初，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Jr.，1858～1919）的任內，已注意到企業對候選人或政黨的大量捐助會實際妨礙選舉結果，使民主制度流於表象。在他的努力下，開始做選舉財務改革。半世紀內，美國通過4個法案（1907、1910、1943、1947），試圖透過規範企業及工會對於候選人及政黨的金援，以法制公開他們的金錢流向，代替廣大民眾監督民主制度。
金錢實在太萬能了，有了錢，候選人或政黨可以從事好多好多競選活動，無須直接賄選，而是以操控輿論來影響選民意向，達到勝選效果。畢竟，誰真正認得柯文哲？誰真正了解鄭文燦？或誰真正知道應曉薇？輿論的公正性既然無法達到，選民的投票行為說來可憐，仍存在程度不等的抓瞎。
然而在美國，即使1971年的《聯邦競選法》（FECA）整合了前述較早的改革法案，成為聯邦法律，由於該法沒有中央行政機構，競選財務法律難以執行，直到接連的改革配套立法，以1974年的《國內稅收法》修正案，為總統初選制定了資金計劃，以及聯邦選舉委員會（FEC）於1975年正式啟動，才在1976年舉行了第一次由公共補助的總統選舉。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德國、法國等歐陸民主國家，乃至台灣的政治獻金法，多少脫胎於美國的《聯邦競選法》，相關法律限制選舉金錢的來源與去處，已支出經費中規定若干項目可以得到政府補償，有些國家則直接規定，政黨或候選人投票數達到總投票數若干比例，每票補助多少，來概括成為政府補助金額。
台灣《政治獻金法》規定，選舉的政治獻金收入與支出，必須依照該法規定的細項，製作會計報告書，向監察院申報，意即監察院是選舉收入與支出的監查機構。但是政府的選舉補助與監察院無關。也有些國家必須審查候選人或政黨的支出內容，有時也會刪除其中某些申報項目，來決定政府補助款額度。
2024年總統大選之後，關於民眾黨與柯文哲的政治獻金爭議，雖然都與政治獻金的金流有關，但兩者性質不同，前者是依據《政治獻金法》民眾黨與監察院之間的爭議，後者是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柯文哲個人是否有權使用政府補助金的爭議。由於爆發新聞的時間點很近，很容易引起兩者相互關連的誤會。
柯文哲購買商辦，並非無法可辦
柯文哲使用中央選舉委員會發予的總統選舉補助款，以其中4,300萬元購買商辦的事件，雖然不少媒體判定他「社會人格破產」或「政治人格破產」，但是目前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只規定，違反依該法條文（第41.1條5種違反選罷法罪名判決確定），才得以強制執行，收回該補助款。因此，即使他個人購買辦公大樓，確實無法可罰。
該辦公大樓現為柯文哲所有，基於民法所有權可對抗其他主張，他儘可自由處分該財產，獲利與否也和任何人無涉；他如果不幸離世，該財產即成為繼承標的；他如果要回捐給民眾黨，也必須符合關於政黨獻金的相關規定；他如果是贈與任何個人，照樣要繳贈與稅，等等。
依照這樣的邏輯，可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本身有很大的立法疏漏。補助款來自國庫，也就是來自老百姓的納稅錢，但是當這筆「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到政黨手中時，似乎無法可規範它的用途。但是也不盡然。
首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1.2條規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補貼費用，應由該推薦之政黨領取；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時，應共同具名領取。」可見這筆補助款是屬於政黨而非個人，即使總統候選人是以其做為政黨負責人的身份領取，這筆錢本來就還是政黨的。
過去幾年，台灣媒體常說這筆補助款如何由總統候選人回捐給政黨，都是沒有根據的。柯文哲說民眾黨三七分帳仿效自民進黨，民進黨是三分回捐給政黨，七分由總統候選人做為公益之用，這應該是以訛傳訛，因為它根本不是候選人本身依法取得補助款，又如何有所謂「回捐」？
柯文哲的這筆帳並不難查，依照《政黨法》，每年5月31日之前，政黨必須向主管單位提出「上一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因此，這筆帳應該會詳列入在決算書表的資產負載表及收入支出表中。領錢時間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是在選舉結束後3個月內（第41.3、41.4）。不但應該有這筆補助款入庫的帳，也應該有民眾黨付給柯文哲的帳，令人好奇的是，該筆帳的支出項目該如何寫。不可能是寫「回捐柯主席個人」吧？
柯文哲本身既然不是政府補助款的真正受款人，如果主張他有權自由處分那由民眾黨所謂「內規」三七分帳得來的7,000萬元，其中4,300萬元以他自己名義買商辦，是為了給自己辦公用，後來又說是要給民眾黨用云云。那麼我們首先必須來看看，《政黨法》本來就有規定：「政黨不得購置不動產。但供辦公使用之處所，不在此限。」為何民眾黨不直接買辦公室就罷了，還要繞一手，把錢轉給柯文哲，由他以自己名義買辦公室？
民眾黨中央的這種做法，其實是對不起民眾黨廣大支持者的，因為把原來本可做為「黨用」的辦公室，任由柯文哲去私買、私用，並不會對黨務有更多保障。而且話說回來，《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保障政黨而非個人的政治前途，以免政黨受到巨大政治獻金控制。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立法宗旨，就是鼓勵政黨在選舉中合法行事，以保障選舉成果，是一種權宜的立法。雖然柯文哲對民眾黨貢獻良多，但該法保護的是政黨本身的壽命，而不是柯文哲個人的政治壽命，應該是很清楚的。假使民眾黨一意逢迎柯文哲的個人喜惡而行事，豈不和支持者期待多黨政治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
相信「人治」，不如相信「法制」
台灣的外患（中共）、內憂（從里長到總統候選人，都有人涉貪）不止，常令人捏把冷汗，是否大家努力經由選舉得來的民主果實，會瞬時間（因外患）或長時間（因內憂）而受到摧毀或不斷腐蝕。
台灣從第一次總統民選到現在，還不到30年，仍是青年階段的民主國家。經歷多次肅貪，相信國人更懂得民主制度得來不易，而維持民主的相關法制，更應該精益求精，以防有人濫用民主果實。
柯文哲固然才高八斗，智商天下無敵，短短10年內累積台灣不滿兩黨專擅政事的民氣，創造第三勢力，卻敗在民眾黨行政效率堪憂，無法適時提醒他如何做才合法，卻一意順從領導者的執拗，陷其於不義，也使黨本身遭誣為烏合之眾而蒙羞。
政治是個危險行業，不是穩賺不賠的。總之，總統選舉補助款移用事件正好提醒我們，與其相信「人治」，不如相信「法制」，因為任何個人即使天縱英明，總有疏忽錯誤的時候。
延伸閱讀：
2024年1月民眾黨說明總統選舉補助款用途
2024年8月各黨總統選舉補助款用途比較
原來柯文哲的新政治是選舉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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