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拉羅希弗林（Lalo Schifrin，1932～）接受訪問，談及他創作的電視劇主題曲《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1966），訪問者說，它是現代人最熟悉的曲調，不但可以哼得很完整，而且說得出曲名，連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命運》最前面的四個音（按，命運之神在敲門），都不及《不可能的任務》辨識度高，「你的確已成為不朽的作曲家了。」
拉羅笑笑回答：「你太抬舉我了。想當初，我如果將它的主旋律譜成一首交響曲，可能也不成問題。可是好像沒那個必要，光這主旋律，就很夠用了。1990年代以後，我到電影院看湯姆克魯斯的《不可能的任務》，在一些驚險場景，例如車輛追逐，或主角們在直昇機與火車、一上一下兩相爭鬥等等的戲，主旋律一進來，觀眾們居然會忘形得鼓掌起來，這時我當然開心又滿足，但話說回來，我的雕蟲小技，和古典音樂大師們的作品，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只是盡力而為罷了，很高興讓大家有感。」
2022年的拉羅已年屆90，老年後，他雖行動很困難了，卻仍然樂於參與各種樂壇盛會，為的是體驗現場歡愉的氣氛。他一輩子就是這樣的：愛音樂，愛熱鬧，愛觀察，愛學習，也愛把林林總總的作品，展演給大家欣賞，與眾人分享個中的創意與暢意。
固然拉羅常強調，阿根廷國寶級作家波赫士（Jorge Borges，1899～1986）從不忘提醒我們，人是命運的造物，「我從小運氣就很好，一路碰到綠燈到今天。」然而若真正檢視拉羅的職業生涯，卻會發現他過於自謙：先天的才氣與運氣是很重要，卻往往必須配搭以永不懈怠的努力，而市場即叢林，任你是內涵再怎麼高超的音樂家，也必須打敗不知多少競爭者，方可得到世人賞識。
歌曲也有「歌曲的命運」，拉羅提到，好些主題曲明明是優秀的創作，假使電視影集根本找不到願意播放的電視台，或是播出後收視率不佳，很快的，主題曲便隨同影集一併消失了。
電視影集《不可能的任務》，從1967年開始到1973年結束，總共播放了7季（171集），1988年換了批人馬，又播放了2季（35集），原班人馬搬上大銀幕一次（1967），然後是湯姆克魯斯主演的系列電影，前後將近30年（1996～2024）共8集。主題曲如此密集的打歌，超越當代其他一切電視影集與電影，遂長久延續了這首歌曲的壽命。
雖然《不可能的任務》屬性是拉丁爵士樂，卻由於曲風靈活，以及具有完整紮實的大樂團演奏結構，吸引來自各地的大型古典、爵士樂團不斷演出，後來又有些小型演奏團體加以改編，一次又一次的加以詮釋，給這首老歌帶來嶄新的生命力。從這點來看，拉羅作品的後勁沒有輸給貝多芬。
這個紀錄片完整介紹了拉羅的身世，以及他自小學習鋼琴到負笈巴黎國家音樂院的經過，乃至回到阿根廷組成爵士樂團，編曲能力受到美國著名爵士樂小喇叭手Dizzy Gillespie賞識，邀他到美國做巡迴演出，再進軍好萊塢，創作數百部電視劇、電影寫作主題曲。其中有不少年輕的拉羅演奏鋼琴的、神采飛揚的片段。
1966年最原始的《不可能的任務》主題曲。全世界的忠實觀眾，連續將近200個星期，每週都盼望聽到這首主題曲。
日本著名的電影主題曲作曲家、交響樂指揮家久石讓，編曲、指揮新日本愛樂交響樂團，演出《不可能的任務》。在樂曲中，久石讓加添了一些民族因素，如日本的、土耳其的，好壞任人評價。
學習全程，都是最好的老師！
根據拉羅的回憶，希弗林一家三代出現不少傑出的古典音樂家，他們是從俄國跋涉到歐洲，再轉船到美洲的猶太裔移民。錯過了到美國的一班遊輪，人家告訴他們，去阿根廷也一樣，都在美洲，只不過一個在南、一個在北。
總之，拉羅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誕生的，媽媽沒有婚姻名份，是拉羅爸爸路易斯希弗林（Luis Schifrin）的第二個太太。阿根廷是天主教國家，沒有離婚這回事，就因為拉羅的外婆嗜好古典音樂，極力促成女兒嫁給拉羅爸爸，他當時已是世界第三大劇院的科隆大劇院（Theatro Colon）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外婆覺得滿榮耀的。
拉羅說，爸爸這一職位得來不易，必須經過考試，主考官三人地位顯赫，著名的義大利交響樂指揮家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ni）固不必說，蜚聲國際樂壇的義大利歌劇指揮家與作曲家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加上巴西的作曲大師兼大提琴家維拉羅伯斯（Heitor Villa-lobos ），他們通過拉羅爸爸直接擔任首席小提琴手，而且他一做30年。
拉羅的妹妹形容這位首席小提琴手的爸爸，可能因為工作壓力不小，脾氣很不好。爸爸本身也彈鋼琴，發現5歲拉羅的音感很獨特，可以把巴哈的賦格曲故意放慢彈奏，仍然保持良好效果。爸爸將拉羅交給巴倫波因（Enrique Barenboim）管教，一教12年，這位巴倫波因，就是鼎鼎大名的交響樂指揮家、鋼琴家丹尼爾（Daniel Barenboim）的爸爸。拉羅比丹尼爾大整整10歲，12歲就以神童之姿，上台擔任交響樂團演出蓋希文《藍色狂想曲》的鋼琴間奏。
不曉得老波倫波因對待拉羅和兒子丹尼爾有沒有差別，教琴時，他認為拉羅沒彈好，就拿一枝粗大的鉛筆，狠狠敲打拉羅的小拇指，拉羅常痛得淚水在眼眶中打滾，而在旁的拉羅媽媽，總是心疼得立即掉淚。望子成龍的拉羅爸爸，在同學們放假了都在外面玩的時候，規定拉羅一個人在家練琴，一練就是好幾個鐘頭。
拉羅爸爸的最大夢想，是能夠帶領科隆大劇院交響樂團在歐洲巡迴演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不得不待在阿根廷。戰爭使他特別感到音樂家謀生困難，不希望拉羅繼續走這條路，而16歲高中畢業的拉羅迷上爵士樂，認為音樂的世界寬闊無垠，只要有心為之，終可開闢出一條新路。但是基於他溫和的個性，仍順從爸爸的決定，到大學讀法律；阿根廷的法律系是6年制的，他讀了4年。
爵士樂對於拉羅的重要性，一年甚於一年。在阿根廷購買爵士樂唱片不易，他透過管道，預付款項，好幾個月後還得親自到碼頭等船，拿到走私貨之後，深怕被港警發現，無論寒暑，都得穿著長長的大衣，把唱片藏在大衣裡，回家立刻放上唱盤，一飽耳福。
拉羅爸爸同意拉羅的看法，爵士樂裡有很多古典音樂沒有的、有趣的和聲及對位，可是他不同意拉羅的看法，認為演奏爵士樂的技法難度，有時甚至超過演奏古典音樂。拉羅爸爸不喜歡拉羅過於迷戀爵士樂，因為當時阿根廷的爵士樂壇形象不佳，老跟黑社會、賣淫或毒品扯上關係。拉羅則我行我素，常出入爵士樂酒館，也不時技癢，出場露一手。
拉羅還瞞著爸爸，每週和帕斯（Juan Carlos Paz，1897～1972）在咖啡館見面學作曲。帕斯到維也納和荀伯克學習十二音技法，才回到阿根廷不久，他對拉倫說：「你要學這種作曲法，就不能在鋼琴上作曲，鋼琴是拐杖，你必須丟掉拐杖，專注在你頭腦裡的創作意念，才能邁開步子走自己的路。」
有一天，帕斯對拉羅說，巴黎的法國國家音樂院在招生，提供阿根廷一個獎學金名額，要拉羅去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法國領事館報名，說是帕斯推薦的。拉羅問：「我上得了嗎？」帕斯答：「反正你也沒啥損失。」結果拉羅通過嚴格的考試，獲得入學許可，巴黎音樂院還寄了封信到家，恭賀他，並告訴拉羅說，他的照片與大名將公布於音樂院的大廳一週。
多年後，拉羅依然喜滋滋的回憶道：「不只是我的名字，過去拉威爾和德布西的大名，也曾這樣公布在那裡耶。」
Gillespiana （1960）的出版，可說是完成了Dizzy Gallespie一大心願。多年來他一直想推廣拉丁爵士，認為源自古巴的這個樂種，由於與非洲文化根柢相連，較北美的爵士更自由也更有活力。
這張名為 Buenos Aires Blues（1963）的唱片，是傳統爵士樂中最重要的唱片之一，Johnny Hodges吹奏薩克斯風，前面9首曲子由Lalo Schifrin編曲及鋼琴伴奏。拉羅當時才30出頭歲，已顯現不凡的爵士音樂素養。
「如果Dizzy打電話來，告訴他我出去了。」
拉羅常說，美洲沒有古典音樂的傳統，美洲的古典音樂就是爵士樂。其實應該講得更清楚一些，美洲的爵士樂中，例如孟克（Thelonious Monk）和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帶動的咆勃音樂（Bebop Music），對於傳統爵士樂曲的詮釋，和新古典音樂的無調性音樂很像。因此，他不但嚮往能去巴黎音樂院學作曲，也接受帕斯建議，直接求教於梅湘（Olivier Messiaen）門下。梅湘當時是十二音技法的專家。
但是拉羅去到巴黎之前，還發生幾段很精采的插曲，差點阻斷了他的巴黎留學厚望。
首先，20歲那年，拉羅告訴爸爸不學法律了，巴黎國家音樂院要給他獎學金。爸爸大怒，有言在先，假使拉羅真的要去巴黎，他不會給他任何金錢援助，而後來也說到做到。這樣一來，拉羅白天與梅湘學作曲，晚上只好到夜店彈奏爵士樂。
「十二音作曲法太學術化、太書卷氣了，彈奏爵士樂可說是把無調性音樂的理論付諸實踐。」他在72歲時回憶，「當時的爵士樂並不混沌，是有明白章法的。我認為爵士歌曲和巴爾托克、史特勞斯基的創作，根本是親戚。」
再者，拉羅打算前往巴黎時，阿根廷仍在裴隆家族的軍政獨裁期間，年滿20歲的男性必須當2年兵，以12人為一組抽籤，其中只有一人可以倖免，他就是抽到上上籤的幸運兒。當時，阿根廷國民極少獲准出國，拉羅在申辦護照的面談中，鼓起如簧之舌，說是拿到法國國立音樂院獎學金，是阿根廷人的殊榮云云，承辦人瞪了他幾眼，終於蓋了印章。
拉羅在巴黎受到諾諾（Luigi Nono，義大利前衛作曲家）、布列茲（Pierre Boulez，法國籍世界知名的指揮家）、貝里奧（Luciano Berio，義大利著名的實驗作曲家）影響最大。但是這些來自序列主義音樂的薰陶，卻無法使他過著比較好的生活，他過好日子成了習慣，必須靠寫作音樂及演奏爵士過日。當時來自古巴的拉丁爵士大行其道，坊間對於新作品的需求甚為急迫，拉羅每天有接不完的邀約，現鈔滾滾而入。
拉羅曾說：「如果不是我別有野心，可以一直待在巴黎，寫這些供人跳舞、歡樂用的作品為生。」
拉羅留學法國3年，除了正規的學程，對位、賦格、和聲、指揮、樂曲分析等，最大的心得來自他的爵士樂演奏。孟克的鋼琴演奏技法簡直無法模仿，派克留下的是管樂器的演奏典範，唯有葛拉斯比（Dizzy Gallespie，1917～1993）的大樂團與他小喇叭演奏中符合理性卻千變萬化的半音表現，完全吸引拉羅的注意。Dizzy使原來僅是娛樂用的爵士音樂，擴張、煥發出無限的趣味與想像，也加深了它的音樂深度。
沒去巴黎讀書之前，拉羅為表現對Dizzy的崇敬之意，常在出門前跟家人開玩笑：「如果Dizzy打電話來，告訴他我出去了。」
拉羅學成歸國後，終於決定組成了一個16人的爵士樂團，週末上電視演出，立刻造成轟動。很幸運的，身為咆勃音樂代表性樂手的Dizzy，對拉丁爵士非常感興趣，他領軍的大樂團1956年到阿根廷演出，在行程結束的送別宴上，主辦單位邀請拉羅的樂隊來演奏助興，Dizzy一眼像中了這個24歲的年輕鋼琴手，好奇的問，他彈的鋼琴曲是誰寫的編曲？拉羅指指自己，並主動提出要給Dizzy寫首曲子，2年後交了卷，並接受Dizzy之邀到紐約，成為他的5人樂團正式的鋼琴伴奏。
Dizzy一生與拉羅合灌的唱片不下10張，其中仍以拉羅寫給Dizzy的第一首歌為名的第一張唱片《Gillespiana》（1960）最叫好也最叫座。具體來說，這是拉羅參與創作及演奏的第一張金唱片，銷路超過百萬張，在爵士樂日漸沒落的美國，是相當意外的佳績。
史提夫麥昆主演的《警網鐵金鋼》（Bullit，1968）電影配樂，是拉羅最常被提到的作品。它幾乎成為未來30年美國警匪片的配樂模式。
當紅的西班牙著名古典吉他手安傑羅梅洛，請拉羅為他寫一首吉他協奏曲。此為羅梅洛1985年現場演出片段。1995年，拉羅曾與倫敦交響樂團錄製這首〈Guitar Concerto: II. Andante lontano〉。
多年來，許多人曾試著將探戈舞曲的魅力，以交響樂的形式發揚光大，其中拉羅老師巴倫波因兒子丹尼爾的嘗試較受重視。但是就流傳廣度而言，拉羅的《探戈》無疑更勝一籌。
2010年，78歲的拉羅在布拉格指揮他的創作〈Bach to the Blues〉，這是他多年以來企圖結合古典音樂與爵士樂的嘗試之一，也是他最後的幾場現場表演。專輯名是《the Memory of the Marquis De Sade》（1966、1997）。
創新，是一種生理需求
拉羅來到紐約之後，跟著Dizzy的五重奏樂團巡迴演奏，雖然歷來爵士演奏現場的工作氛圍，最容易啟發出優良的樂手和作曲家，但是衣食住行一向正常的他，沒兩年就不堪這樣四處奔波，決定在洛杉磯安定幾年。1963年，米高梅電影公司與他簽約，於是他成了好萊塢一份子，40年間，創作了數百首電視與電影主題曲，在星光大道還有他的一枚掌印。
其實拉羅並未忘懷古典音樂創作，在阿根廷曾拜師德拉戈（Mariano Drago，1907～1986）學習交響樂指揮。這位出身自奧匈帝國斯洛凡尼亞的名師，教導出例如克萊伯（Carlos Kleiber）這樣的偉大指揮家，令拉羅與有榮焉。事實上，拉羅從未忘卻他的古典音樂教育，指揮過許多大交響樂團，或是現場演出，或是錄製唱片，演奏曲目多是浪漫派以後的作品，常也有他自己的創作。
例如1980年代當紅的西班牙古典吉他手安傑羅梅洛（Angel Romero）曾要求拉羅幫他寫一首協奏曲，拉羅雖然對於吉他一點不懂，卻願意接受挑戰，而且兩度接受羅梅洛挑戰（1985、2007）。拉羅總是想深入了解音聲的構成，不同樂器對於音符本身與音符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等等，所以家裡有個樂器室，從打擊樂器、弦樂器到管樂器等，琳琅滿目，隨時參考。他一度對於電子音樂很感興趣，相當讚佩早年富田勳的種種嘗試，認為新的、人造音聲之發明，可以幫助作曲者開拓更大的創作空間。
事實上，帕斯與梅湘兩位老師對於拉羅的作曲教育，已內化於拉羅的靈魂，雖然沒有從事無調性音樂的寫作，他走向的是一種多調性音樂，雖然有調，卻使不同聲部落在不同的調上，以致聽來像是無調，而音樂的節奏、力度、表情及音區等音樂參數，還是有其設計的順序。
拉羅從事電視劇與電影主題曲創作，十分有利於他朝多調性音樂研發及演進。他常提起，《不可能的任務》製作人交付他作曲任務時，毛片都還沒剪接好，也無法為主題曲找定位（spotting），就是哪裡要插放哪段音樂，「我只讀過劇本，製作人說，反正你給我一個曲子，讓觀眾覺得很危險，好像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了。這反而使我很自由，我一週就搞定了整個劇的背景音樂，在我看，它根本是個有軍事行動意味的進行曲。」
雖然在北美洲從業多年，拉羅仍經常被稱為是拉丁美洲的作曲家，無論是他的古典音樂創作，或是爵士樂創作，不時運用特色樂器（例如《不可能的任務》中的康加鼓）做為音樂中的信號，以此招徠聆聽。由此可見，文化因素無論在調性音樂或無調性音樂，都仍然存在重要性。
對於拉羅來說，還有一個本來好像不可能，卻已經完成的任務，就是Jazz Meets Symphony，將重要的爵士歌曲交響樂化，1999年5片CD專輯匯總大功告成，他指揮倫敦交響樂團，自己做所有的編曲，並擔任鋼琴伴奏等，可想見拉羅的生活有多忙。
有些訪談提到拉羅每天繁忙的行程，他承認自己什麼都想兼顧、想嘗試，因此多年來大致上規定自己，一年中有3個月巡演，3個月學習，3個月作曲，3個月完全放鬆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不過，無論行程怎麼走，每天練琴不會少於半個鐘頭，彈彈巴哈、蕭邦等，就好像跟老朋友見面敘舊，讓自己的音樂人生首尾有連貫性，「何況，我的創新也往往來自彈奏之間，作曲家總是會從其他作曲家的創作，找到自己的靈感。這不是抄襲，而是承傳。」
有些樂評家說，若沒有Dave Brubeck的5/4拍Take Five，便不可能有拉羅的《不可能的任務》。5/4拍的音樂太稀罕了，錄音之初，樂團幾乎不知如何演奏。拉羅便笑笑著說：「那麼Brubeck又是哪裡來的靈感？」據說來自他的一趟歐亞之旅，沿途聽到一些當地人的音樂，覺得可以這樣創新。
創新？是的，布列茲曾聲稱，對於任何好的作曲家，「創新是一種生理需求」。對於拉羅而言，創新則是一種「強烈的生理需求」。究竟出版了多少唱片，恐怕連他自己都數不清了，似乎他的每張唱片，一定會給歌迷帶來驚歎：拉羅希弗林又有新任務啦？我們來看看他如何完成任務。
1995年，拉羅指揮法國馬賽交響樂團演奏《不可能的任務》，是該曲最好的版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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