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2025年將面臨的超高齡社會憂心忡忡，但鄰國的日本早在2007年就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2023年的高齡化率更成長到29%，預期在2025年超過30%。面對這難以想像的數字，日本提出什麼解決方案了嗎？
日本在1970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推行一連串老人保健、介護保險等制度，想用政府的力量扭轉高齡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然而事與願違，少子高齡化依然持續進行，加上隨著時代變遷，高齡者的樣貌也與當初的預想大不相同，以社會福利的角度提供照護，不再適用於這群生活在戰後安定社會中的高齡者。
因此，2006年，日本推出「社區型照護服務」，在醫療與照護力量之外，更期許藉由社區既有的生活資源，滿足長輩的歸屬感、自尊、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求，協助居民在地老化。
照護所有家庭的社區照護
日本將照護重點轉向社區的另一個目的，是避免照護者家庭被社會排除。
在日本傳統觀念中，照護屬於家庭的私事，政府在制定社會福利時，也是以標準家庭為前提去設計。然而到了近代，傳統的標準家庭逐漸消失，家庭構造越來越多樣。現今已少見三代同堂、夫妻與兩位子女同住的四人家庭，取而代之的則是夫妻同居或單身者。其他還有高齡父母照顧無職子女的「9060問題」、高齡夫婦照顧身障子女、未成年照顧祖父母等家庭樣態。
面對越來越多樣的家庭型態，高齡生活課題也複雜化。近期日本推行照護概念時，逐漸演變成「不依靠個人家庭照護」，藉由外部資源提供高齡者照護，並關注照顧者的狀態。整合教育、雇用等其他領域資源，也是日本長照的重點項目。
將決策權下放地方行政機關，第一線貼切居民需求
日本的社區型長照服務不只有提供身體照護，其本質意義在於尊重個人意識，不強迫他們進入社會規定的單一模組，而是依據自主意識，用社會資源盡可能實現每個人期望中的生活。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政府不是以上對下的心態設計制度、要求民眾配合，而是將決策權下放至地方行政機關，以居民為中心，跟行政機關討論、設計出符合地方特色的醫療、照護、生活機制。
就拿我管轄的7家失智者之家來說，其中一間禁止使用當高齡者下床時會發出警報的地毯，理由是當地居民認為這令人感覺自己被監視，很不舒服。儘管監測型地毯在同縣內的其他6間失智者之家都被允許使用，但是在這區的鄉鎮規定中卻無法申請。
以管理的便利性而言，要熟讀每個地方的行政規定，必須多費許多心力；但站在居民角度而言，比起中央統一規定，分散型管理更能滿足多元個體的需求，可說是「個性化長照」的表現。
營造家庭以外的另一個「居場所」
此外，社區型照護也具有滿足被照護者的安全感、尊重需求等機能。就拿屬於社區型照護機構的「小規模多機能居宅介護」來說，同時提供訪視、日照、住宿三種需求，讓高齡者能夠以家庭生活為中心，在需要時能夠移動前往照護場所。但小規模多機能照護機構的經營意義不僅如此，還致力於營造家庭以外另一個令人有歸屬感的「居場所」。
日本許多小規模多機能機構會設立居民交流中心，整合文化資源，成為社區活動的場所。有了開放式、與社區結合的照護機構，讓照護不再是隱蔽的私人家庭問題，而是讓每個人一起面對這條老衰期的必經之路。與社區學校交流時，也能讓未經歷高齡期的幼童、青少年學習課本上無法傳達的生命歷程，提早做出人生規劃。
被照護者、專家與社區居民的討論時間
社區型照護機構還有個立意，是避免機構與入住者獨自面對課題，成為封閉隔離的場所。在機構設置的法規上，無論是失智者之家、小規模多機能型居宅介護，都必須定期舉辦與居民交流的「運營推進會議」。
運營推進會議多在機構內或者公民館等公共設施內舉辦，內容不單是機構的營運討論，還兼具社區情報交流、教育研修、資源開發與機構評鑑的機能。開辦頻率為2個月1次，出席者則包括使用者（被照護者）本人、家屬、市町村職員或社區支援中心支援職員，自治會長、老人俱樂部代表、民生兒童委員、婦人會、商店會、警消人員等社區居民代表，具有服務知識的醫療人員、教師、同類機構管理者，以及機構管理者、介護支援專門員、照服員等。
討論議題包含機構職員介紹、經營方針、內部發生的意外事故和預防報告，也會報告參與社區活動的狀況，或討論機構在慶典活動上能夠擔當的角色。對機構而言，運營推進會議還兼具宣傳效果，是獲取新客戶的重要管道。
最近新冠疫情告一段落，我所管轄的一家機構想要舉辦「失智症咖啡」，吸引社區居民來機構參訪。取得家屬與入住者同意後，他們聽取長期配合的醫療機關意見，向市役所職員報告機構中的人力配置、入住者狀態、衛生消毒措施，接著開始進行活動宣傳。在這過程中，不僅藉機整理了運營的課題，與行政單位、社區居民討論活動時，也有機會獲得多方面意見，重新面對新冠後期的社會變化，整理高齡者與家屬的需求。對機構而言，舉辦社區活動不限於社會貢獻、提高照護品質，也兼具行銷與事業推進的效能。
其實，日本最羨慕台灣社區的人情味
日本長照專家說，日本長照專業已經越來越趨向於社區營造，不只有照服員與被照護者的單向關係，整合社會資源、與多職種合作的能力，都是照服員必須持續深造的一環。
然而，在日本以法規硬性規定長照機關必須與社區開會時，日本長照領域專家紛紛表示羨慕台灣社區中的人情味。在多職種交流會議上，日方人員常對我說，很羨慕台灣沒有介護保險法硬性規定，卻早早做到照護中最關鍵的相互協助！
在多職種合作、運營推進會議的公文上再三耳提面命，要維持「真實見面的關係」（顔つなぎ関係），必須有意識的設計出能夠相互對話的場所，見面頻率一週最好兩次以上。與其說是長照現場過度忙碌，如果沒有硬性規定就無法抽出時間進行交流，更可能是日本文化為了不想帶給他人困擾，很難對他人訴說煩惱，以及因為對自己的想法沒自信，在開會時不敢表達意見。然而，如果大家都沉默地做自己的事，關係也會越來越疏遠。這演變成在會議上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提出意見，才能完成社區型照護會議。
相較日本，熱情、擅長表達自我的台灣人比較沒有這個問題，看到需要幫助的人時，也不會有「這樣會不會打擾他？他會不會不想要我幫忙？」這些糾結，多會毫不遲疑的上前關心。當日本專家到台灣視察後，對這種文化讚不絕口。我笑說，來自左鄰右舍的多餘問候也會讓人很煩，他們則認為，「但是日本就是缺乏這種關心，社會才越來越冷漠！」
日本面對高齡社會的來到，在設置制度上有其縝密精細，而在這段過程中，他們也發現最需要的不是一條條強性規定，而是重建傳統社區的共生關係。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依然保有這個優勢。日本走了一大段路後，發現照護的核心本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兩字。台灣在學習海外高齡社會制度時，不要忘記自身的優勢，日本也是想來跟台灣學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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