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反對勞保年金不當改革」遊行。 圖片來源:劉國泰攝。

民國96年至今,基本工資一路從17,280元調高到目前的20,008元,而原本應該與基本工資、物價指數,以及平均薪資等連動的勞保投保薪資上限卻一直「卡」在43,900元。投保薪資上限被凍結,不僅影響較高所得勞工日後的年金給付,同時也會造成保費收入上的損失。目前政府主動釋出研議調高投保薪資上限的訊息,雖然對高所得勞工來說有如遲來的「小確幸」,但對於年輕世代而言,他們更擔心的是未來會不會繳多領少,或是領不到?

儘管不分朝野都希望將「政府承擔勞保最終支付責任」入法,以確保勞工的年金權益,然而卻忽略了年輕世代的焦慮其實是源自於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尤其是年金制度「先拿先贏」背後所隱藏的世代衝突,以及因「行業不平」而衍生的相對剝奪感。因此,掀開投保薪資上限的天花板,雖有助於拉近勞工與其他職業間的退休所得差距,但同時也必須面臨勞保的財務壓力,以及來自雇主成本增加的反彈。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承擔最終支付責任,雖有助於提昇民眾的信任度,卻也可能增加台灣希臘化的風險,以及合理化政府僅分攤一成勞保保費卻認為已盡到保障勞工退休生活的責任。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方式,猶如危樓加蓋,其結果可能會更加適得其反。

林萬億教授在〈別再加重企業負擔了〉文中提及:「世界主要國家勞工退休金勞雇分擔比多為四比六,甚至五比五。」因此他主張勞工負擔的比例至少要調高到四成。但他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負擔比率調整的前提必須先確立職業年金是雇主與個人「雙方」的責任。此外,政府也應退出勞保並建立基礎年金制度,以保障所有國民的老年基本所需,而基礎年金則屬於政府與個人的共同責任。如果不先釐清政府、雇主與個人三方的責任劃分,只談調高投保薪資上限、政府承擔最終支付責任,或是勞雇保費分擔改為四比六等,將來所製造出來的問題恐怕比現在想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當政府把第一層的基礎年金建立好了,其餘的勞保、退撫等職業年金與退休金,就該依權責劃分,並透過延後退休、合理提高費率、減少年金給付,以及增加基金投資收益等方式逐步進行改革,而不是把問題全丟給「國是會議」,就像教改或健保改革等議題,十個團體或個人可能就會有十一種不同的意見,這樣的審議式民主如何確保各職業別的年金權益都能被「公平」的對待?又該如何保障年輕世代未來退休時也能「領的到、領的足」?

看看國外的例子,由於年金給付不足,德國65至69歲的老人,持續工作的比例從2005年的6%上升到2014年的14%。英國也是,越來越多超過70歲的老人再回到職場上擔任服務人員,甚至是巧克力工廠作業員、建築工人或水電工,預估英國這幾年出生的人口,未來更可能要工作到80歲才能退休。然而,並不是每個老人都能像英國女王或龐克教母Vivienne Westwood一樣「樂」在工作,隨著腦力與反應的逐漸退化,老年人被迫在工廠或工地中「討生活」,是相當讓人擔心的。年金改革不該只著重在退休人口的權益,而忽略了年輕世代的壓力,請站在年輕世代的立場來思考年金改革!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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