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涂書瑋:解讀「崩世代」精神危機的根源

2014/05/24

自2007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校園槍擊案、2008日本東京秋葉原連續殺人事件,及至今初肇生的台北捷運砍殺喋血案,一連串的血腥噬殺景觀搬演著一樁樁無可逆反的創傷悲劇。然而,這並非偶發的、暫時性的社會事件,而是——整個「崩世代」精神危機的局部釋放。

台北捷運月台現場的斑斑血跡,及鄭姓兇嫌淒厲而狐疑的眼神,共組一幕台北都會既違和、荒誕又光怪離奇的病態圖景。原來,「天堂與煉獄」不唯獨在末日審判中顯現,如今,在當下的生活世界之中,階級矛盾與所得分配的M型結構,也離煉獄不遠了。同樣的殘暴血腥事件,在歐美是外來移民與本地族群關於群我利益的分配與爭奪;而在台灣與日本,東亞族群民族性一向的謙抑與忍讓,更造就了社會個體一種普遍壓抑性的精神狀態。只是,文明的理性與新自由主義的教育體系所灌輸我們的,正是這樣的屈從與隱忍——不是國家社會不好,是自己努力不夠、不懂改變與投資、不知道學歷、經歷、外語、技術證照與競爭力的重要性等等。在多數台灣企業主的治理思維之中,一種由近代新儒學的人文復興所開展而來的創新價值,並沒有被彰顯出來;反而,一種為近代儒學所揚棄的封建觀念模型——一種上層階級扈從的從君從父的家黨文化,伴隨著資本與權力的網絡,層層重壓著現下的台灣青年群體。

往後,如此荒謬的社會形構,將導致更多的社會青年「失能」與「失德」。青年「失能」於——對主流價值與既得利益集團(社會面)的壓迫、政經體制(政治面)效能與承諾的破產,以及對於社會公道正義(司法面)終將被伸張的絕望與焦慮;青年「失德」於——人與自然的割裂、娛樂形式的擬真與快感,以及「群體-個體」精神紐帶的失落與荒廢。

資本主義文明所締造的社會規儀(courtesy of society)所生產的,只是更多遠離人性基本欲求的痛苦,這樣的痛苦隨著分配正義的遲滯與社群網絡羊群效應(The Effect of Sheep Flock)的催化,「自己」所賸下的,終究是一孤立無援、憂鬱封閉的「自己」,「自己」最終成為一精神/行為病態的形式,被遺落在一個個熱絡依然的聊天室、討論區、粉絲專業與人氣版之中,被丟棄在一處處真實的生活空間之中——包括台北人賴以行移遷徙的大眾運輸。這時候,再追究所謂殺人者的犯罪動機早已了無意義,因為還有更多不可勝數的血腥預謀,早以被這個社會體制預先制定了其構成要件。殺人者的「自己」是一個早已被掏空了道德感、憐憫與寬恕等美德的主體,他的病態其實是整個資本主義文明的病態,他的兇殘,其實只是整個金權社會吹捧高富帥的逆反應。

資本社會終究掩飾不住其強調「發展、產業、GDP」的華麗外衣底下,社會個體(尤其是青年)的倫理、道德與公共意識的價值崩解,而資本主義生活——那才是真正製造人類精神空洞、倫理崩壞的元凶。台灣社會基本上是偽善而做作的,宗教社群早已失去了緩衝個體與社會種種磨擦及傷害的潤滑功能,宗教已不再關注當前急迫問題的因應解決之道,而往往那寄託遙不可及的未來、建造偌大無當的華麗巍築與塑像,並傳達一些故弄玄虛、與現實生活無關的修道法說。表面謙稱一種寬泛而鬆散的哲理寓言、品德教導與經文引闢,其實,最終只不過訴諸一次次教條的灌輸,或血統、義理與身分的壁壘,隔離了那更為廣涯的人與世界。因此,宗廟道觀、寺院禪舍林立的台灣,公民品格並未提升,道德卻也越敗壞。宗教,在台灣,並沒有形塑出更為柔性的情感公社,反而是更為剛性的意識型態聚落。

另一方面,PTT、Facebook、Skype、Line等社群科技雖製造了波瀾壯闊的輿論力量,也累積了強大的議題動員能量,行兇者的罪行,透過媒體與網路,被不斷議論與放大。但社群科技卻往往忽略了一件更重要的核心——每個人的內心都期待與他人真實交流與彼此關懷的渴望。PTT、Facebook維繫的是更為即時而迅速的感官狀態,卻無法維繫更真實而普遍的心靈交往。智識、情感、信念等生命力的元素,由於傳輸媒介的速度而抵銷了深度,人們只能透過帳號與暱稱成為某某社群的一分子,淺嘗輒止的呼應某類共通、即時而膚淺的情感。自身及旁人的發言為求得某種程度的關注而隱然遵循一定的規範,而迴避更激進的表述。在與社群中各不同個體的交流過程中,彼此又不斷的剝離更緊密的連結而佯裝出一種參與式的穩妥,並盲從的聲稱某種議題與時事其政治的正確性及道德的正當性。社群媒介,在這裡也如同宗教,只是一種更盲從於技術與快感的宗教。

但是,公眾議論導正了什麼?社群討論又解決了什麼?在一個殺人都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年代,行兇者的罪行,透過媒體、網路與社群傳聲演繹,被不斷議論與放大的,卻只是恐懼與失能的餘緒。廣大的倖存者之一在臉書一句「現在捷運上好安靜。」激起了周遭其餘倖存者的同感,然而彼此相濡以沫按讚之後所不得不面對的,仍是身體與靈魂處於失能狀態的恐懼。面對政府的失能、人的失能、宗教與社群的失能,一切的價值都在潰散之中,消逝最甚的,是台灣社會的美學匱乏。台北的公共美學陷落在官僚體系工程發包的網絡裡,消費感官、名流時尚、層級關卡式的線上遊戲,在在掏空了美學場域社會正義與良善的支樑脊柱。美感匱乏鋪排出都會人性道德的荒原,因此殘酷嗜殺只是虛擬實境的快樂,行兇者罔顧生命尊嚴與法律界線的殺戮行徑,也證實了——即使死刑仍在,仍無法保障個人生命的旦夕安危。科技文明構築了虛擬實境的激情歡愉,快感不斷被快速複製,人對於倫理與生命的感知隨著實景與擬像間的距離亦趨曖昧難分而模糊難辨,公共危險的因子也因此生成。當前的台灣社會,距離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以美學達致「人性解放(Liberation on human)」仍太遠,彷彿距離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以「溝通交往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重建文明理性的理論構想又更遠了。鄭嫌的罪行不能被赦免,但是噩夢難保不會重現。事件背後社會情感社群裂解的現狀,正是我們更不能忽視的。

每一個晴朗與陰鬱相伴的早晨,每一個都會小資族奔向職場辦公室的腳步聲響,手機裡的Line盡是無暇回覆的關心、牢騷或者邀約。它反映的是一種現實,一種時時刻刻都必須與資本體制揭竿抵抗的現實,一種不得不妝點偽善與矯情的例行公事背後,所顯露的時代沉重悲哀。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文學組碩士,現任學思科技產品推廣業務副理)

photo credit :Luke Ma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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