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想找出原因。
類似北捷的事件，或許常在新聞上看到國外發生，但其實案例都屬非常罕見，因為太過特殊，總能吸引我們大量的注意力、激起大量的憤怒與恐懼，在記憶中留下一絲蹤跡。我們恐懼，因為這種不為錢財利益、情慾糾葛的殺人案件，沒有道理，我們又無從預防下一樁類似刑案的發生。整個社會開始陷入恐慌，只好追蹤犯人的每一個足跡，想知道他為什麼要如此做？意圖找出一個合理、讓自己能夠安心入眠的解釋。但在這個追根究柢的途中，也創造出許多歧視，使得許多特定族群的無辜人們，成為這個事件的間接受害者。
當重大刑案發生時，許多人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這人有精神病。」這其實是一種充滿歧視的關聯。並非所有精神疾患都會犯法，而且會阻礙精神疾患重返社會之路。而這個犯人有沒有病，則是一個尚待回答的哲學爭論，要看你如何定義精神疾患。
另外，法律認定的精神狀態與一般臨床心理學不同，這邊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與一般臨床心理學。臨床心裡學診斷上，心理學的科學證據，是單純為了研究或治療。而在法律系統中，心理學只是參考資料來源之一，司法心理學的目的，是要應用心理學的科學證據，給予法官或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司法人員參考，去判斷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competence)，能夠理解自己的犯行、相關的法律程序、與可能的影響。若用此定義來看，北捷殺人案的犯人知道可能的刑期、甚至有所預謀，代表他未來應該無法以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來做為免除刑責的依據。
然而，他到底有沒有精神問題？我們無法藉由片面的新聞資訊隔空下診斷，但他可能符合”Psychopath”的定義。
Psychopath尚未有正式的中文翻譯，它指的是沒有同理心、罪惡感、行為不受社會道德標準限制的人格特質。這不是一種短暫的精神狀態，而是一種長期穩定的特質。研究者們發現，Psychopath在道德判斷時，腦神經的活動模式與一般人有所不同。但他們通常智力如常、認知功能完整，未必會有其他精神疾病，也不一定會犯罪。這些人是道德與法律最難去規範的族群，一旦犯案，未必會是重大刑案，但其毫無悔意的態度，最容易激起廣泛的恐懼。
即使北捷案的犯人真的是Psychopath，無法感受到受害者的憤怒，難道這個理由就可以解決問題、預防下一個類似的案例出現嗎？在臨床心理學界，長期以來都在推動去汙名化的活動。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對於正在重返社會的患者來說是最大的阻礙，而且對大部分無暴力傾向、或積極治療中的患者並不公允。然而，我們不能否認一個犯罪行為的形成，後面一定有心理因素。
近年美國屢屢發生校園槍擊案，心理學研究者針對這些案例提出一個「序列性模式（sequential model）」：犯案者通常處於長期的社會壓力之下，例如無法達成自己的目標、長期處於低成就感的狀態；沒有重要的社會牽絆，無論在學校、工作場所、甚至家庭中都無法建立緊密的人際關係，再加上急性的壓力，如最近失戀、被朋友嘲笑等因素，可能會導致青少年進入預謀模式，開始計畫犯罪。然而，關鍵在於，並不是每個進入預謀模式、或曾有此念頭的人，最終都會執行，其實大部分的人在最後執行階段放棄。只有極少數的人在合宜的情境下（如各種壓力接踵而至、足夠的預謀時間、方便取得武器），才會將計劃付諸實行。在這個模式中，每一個步驟都是前後相連的、且歷時甚久，一步一步最終才引發了罪刑。
從上述的序列性模式中，我們觀察到，一個隨機殺人犯罪的背後，展現的是長期的壓抑、人際的疏離、與各級社會的結構性無能。這樣的心理性因素，絕非單單Psychopath這個分類、或一兩個精神科診斷就能完全解釋。即使犯人最後診斷出任何精神疾患，或甚至該犯行促使學界產生了新的診斷來分類，也不能將罪刑歸責在單一的疾病上。一個診斷的積極意義，應該是在於治療或協助，而非用來放棄挽救個人與社會的無能。若我們能心平氣和地討論特定行為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性，建立起強大的社會支持網路，討論精神疾病與犯罪預防的關聯才有真正的意義。
一個罪刑發生時，我們都想積極的尋找合理的解釋。然而，找到了解釋，並不一定能幫助我們預防下一個類似事件的發生。常常，我們只是換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怪罪，將大量的社會壓力轉移到個人身上，再度埋下恨意的種子與暴力的軌跡。而這種集體性的排除與放棄，正是這種刑案會一再發生的原因。
（作者為台大心理碩士、目前在台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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