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近幾年來,依據《大學法》第21條所訂定的教師評鑑制度,陸續在各大學正式施行。從應然面來看,教師評鑑制度,是為了提升教師教學和研究品質,捍衛學生受教權。但從實然面來看,許多大學以錯誤的方法論預設,訂定集點式的教師評鑑法規,並且在一個權力關係極度扭曲的校園中運作,使這套制度不但產生了悖離初衷的結果,更衍生出許多非預期的惡性連結。

或許有人會說,雖然出現過一些人謀不臧的亂象,但教師評鑑的理念仍是正確的。筆者根據多年的親身體驗,和高教工會接觸到的多個案例所見,必須嚴正地指出:現有的教師評鑑制度不僅在實然面上出現重大偏頗,更在應然面上也出現了基本預設的謬誤。其中最嚴重的偏誤,就是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失守。失去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的校園,不但讓大學教學和研究品質平庸化、教師勞動條件和尊嚴惡化,更造成學生受教權益的淪喪。

如果教師評鑑制度已經造成校園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傷害,筆者認為,這已違反《大學法》第1條有關「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的意旨,教育主管機構有必要介入。不但要實質革除各大學在執行面上的弊端,更應重新檢視評鑑基本預設的謬誤。

為了更貼近教師評鑑在教學現場的實況,筆者試圖從一位大學老師的真實遭遇談起。

一位大學老師的故事

有這麼一位大學老師,曾拿到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於國外獲得博士學位。依公費的約定和自身返鄉服務的熱情,他選擇在一所新設私立大學任教。然而,當他躊躇滿志地開始認真教學,卻碰到教育部和國科會開始以績效主義評鑑和競爭型獎補助來治理各大學。

學校與教師如火如荼地提計畫、搶資源、拚評鑑,這位老師開始感受到初衷與現實間的緊張關係。面對理念與實踐的巨大落差,他決定在不違背教學、研究基本責任的情況下,為文公開批判教育部、國科會和校內所推動的各項計畫與評鑑要求。儘管如此,16年來,他仍在維持相對自主性和外在壓力拉扯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成績。

他曾連續10年以上通過國科會計畫和多項教育部教學計畫,這樣的成績在校內同仁間不出3位。在輔導學生研究上,曾指導超過10位以上學生通過大專生國科會計畫,這紀錄在國內相關領域應屬絕無僅有。這位老師也曾在擔任系主任時期,帶領該系團隊出版過數10本專書,其中7本由他主編。他還曾主編《教育與社會》和《新批判》兩份學術性期刊,在國內有過一定的影響力。

除了擔任過系主任外,這位老師亦曾擔國際長,在評鑑、系務和處務經營上還算稱職。在研究所和大學部招生上,該系總是全校報到率最佳之一。他曾帶領該系同仁舉辦十多年的質性研究工作坊,歷年來參加者累積多達千人以上,可謂盛況空前。他也連續幾年通過教育部磨課師線上課程計畫,其中有兩門課已在國內外教學平台開課多年,中國大陸選課人數更累計超過萬人以上。

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與另一位老師連袂,以相聲、繞口令和樂器演奏方式搭配生命教育主題,在國內外上百間學校進行演講,嘉惠2萬以上學子。此外,這位老師不忘關心社會議題,在各大報章、雜誌、期刊撰文上百篇針貶時弊,特別是高等教育亂象,受影響之讀者不計其數,對政策改良亦有所貢獻。他更親身參與社會實踐,曾擔任高教 工會創會理事和台灣社會學會理事,並多次參與高教議題記者會和立法院公聽會,對政策提出建言。 

以上的事實列舉,實在不是要對這位老師歌功頌德,因為傑出的老師還有很多,只是要說明:他不可能是個打混的老師。

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以身試法?

儘管教學、研究、輔導和服務各方面克盡職責受到肯定,但他終究因積勞成疾而不幸身染重病。在國際長任期的最後一次出差任務返國後,他先染上肺炎,經數月的摧殘,全身上下從裡到外全面發炎,最後成為必須終身洗腎的重大傷病患者。這樣羸弱的健康狀態造成他難以應付各行政單位(如教務處、教發中心、學務處、就學處、產職處、國際處、人事室和院系等)多如牛毛的表格填報指令,更何況各單位在行文中,也會粗暴地提醒老師們沒有填報繳交資料的後果。

當然,這樣的粗魯威脅並不因此消磨這位老師的意志。儘管身體虛弱,他仍毅然決定全面抵制該年校內正式推出的、侵犯教師學術自由的教師評鑑制度,和行政單位各項催繳資料的威脅。第一年教師評鑑辦法試辦時,他拒絕申報點數,但因甫卸任一級主管,有行政服務積分優勢,而勉強及格。第二年的正式施行,他仍採不合作態度,首次成為全校少數不及格教師之一。第三年仍維持初衷,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行政人員代為申報,成為及格教師。今年,他特別交代行政人員不要替他申報,結果如預期地再次成為不及格教師。

儘管依據該校教師評鑑辦法第3條,這位老師的重大疾病具備申請延後辦理評鑑或複評資格,他仍決定放棄申請延後並承擔後果。但這樣的杯葛行動是要付出代價的。首先,他立刻面臨不能提升等的限制。其次,若連續3年不及格,他的授課總鐘點數將會縮減。連續5年不及格,則將面臨年終獎金的扣減。而連續6年不及格,他將面臨不續聘的最嚴厲處分。在高教職場機會結構嚴重萎縮的情況下,何以他甘冒這麼大的風險、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來以身試法、自陷絕境呢?

這位老師沉痛地指出:病入膏肓的高教環境中,有諸多環環相扣的弊端,其中以教師評鑑這一環最為近身地傷害了教師的自主性和尊嚴。因此,他決定置之死地而後生,甘願賠上自己的教職,藉以喚起社會大眾的普遍注意,徹底揭露現行教師評鑑制度所衍生盤根錯節的弊端。

高教評鑑中心從來就不是價值中立的

接下來,讓我們把視角拉高,從宏觀的面向來看台灣教師評鑑體制的結構性肇因及其衍生的嚴重扭曲。

首先我們有必要檢視《大學法》中的第5條第21條如何把外部校務評鑑、系所評鑑,與各大學內部的教師評鑑綁在一起。《大學法》第5條的部分內容是:「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做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其評鑑辦法,由教育部訂定之。」從這一條文的意旨來看,教育部必然會以經費補助和組織調整為名,透過「部定評鑑」的手段強力介入大學發展。大學則為了爭取經費和避免組織縮編,勢必遷就評鑑項目、效標和良莠不齊的訪評委員,而自我框限、放棄具有開創性的特色。

從新制度論的觀點來看,受評鑑效標侷限,大部份大學終將走向趨同,以便符合「常態」標準,卻賠上失去特色的機會。由此可見,《大學法》第5條是個惡法。本文作者曾以〈高教評鑑嚴重傷害大學自主〉和〈大學評鑑對大學的傷害難以逆轉〉等文痛陳,該法違反了《大學法》第1條的立法精神,即「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換言之,在評鑑效標的壓制下,各大學系所將失去學術自由和自主性,也無力發展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此外,本文作者也曾指出,教育部所委託成立的高教評鑑中心本身,是一個學閥擴張權力和利益網絡的溫床。 從大多數主管及部屬的出身背景、他們與各大學盤根錯節的過從關係,我們可以確定:高教評鑑中心從來就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評鑑機構。再者,為了爭取利益的最大化,各私立大學紛紛捨年輕博士不聘,改而大量延聘教育部退休的高官,或國立大學人脈和錢脈皆佳的主管級教授,到私校坐領雙薪、擔任門神。

從實效來看,許多大學確實因此挺過評鑑,獲取大量獎補助款項。這說明評鑑助長了傳統文化中借勢借端、便宜行事的歪風。更何況,指標化的評鑑對受評單位而言,有如以單一標準尺度來衡量理應多樣的大學,導致各大學改以績效主義治校,對教職員施壓,要求他們在每個學期和每個學年,都要有能以量化數據顯現的成果。從此,大學中的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紛紛走向形式主義、短期速成、做假造偽的歧途。

大學評鑑和教師評鑑掛勾

至於大學如何對教師施壓,以便量產各項成果呢?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回到《大學法》來看。根據《大學法》第21條:「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依據此法,各大學紛紛透過教務會議、行政會議和教評 會途徑,訂定大同小異的教師評鑑相關辦法。大多數大學甚至以集點制的量化計分方式,定期(一年、三年或五年)結算教師的總積分是否及格。根據許多大學教師的反映,教師評鑑實際上已成為行政凌駕教學、校方控制教師的手段,校園民主、學術自由從此受到重創。 

高教評鑑中心評鑑處處長魏炎順曾斬釘截鐵地表示,各校自訂的教師評鑑屬於學校的內部評鑑,與各項外部毫無干係。但這樣的說法太過天真和卸責。事實上,早有多位學者撰文指出,外部評鑑和大學內部評鑑必然發生相互參照、盤根錯節的關連,對大學學術發展、學術人的學術自由與身心狀態,也必將產生難以彌補的戕害。

台大教授蘇碩斌即曾以新制度主義觀點指出,評鑑的制度架構使組織展現強制性、模仿性和規範性的複製過程,最後組織之間即使有競爭性,但也終將朝向「同質化」趨勢。並且評鑑制度也已成了組織怪獸,偏離大學核心價值,也與學生受教品質無關了。他並以「制度化的評鑑與評鑑化的制度」為題分享他的研究,即大學內部複製系所評鑑效標,成為內部教師評鑑的準則,將教學研究的內涵化約為全面性、定期性、數量性的評比獎懲。 

如前所述,系所評鑑事關重大,各大學莫不無所不用其極地調整校內資源、人力、空間配置和時間表,以對應系所評鑑的各項效標要求。其中當然也不會放過教師評鑑指標內容跟系所評鑑效標對應的工程。自此,《大學法》第5條《大學法》第21條就產生了連動關係。系所評鑑和教師評鑑的連動,造成大學教師必須全面調整自己的研究、教學、輔導服務的時間表和活動內容,以便將個人的勞動成果納入系所自評報告書,支撐系所總體表現,以滿足評鑑效標的要求。

集點評鑑制,讓老師從全人、單面人變成碎片人

內外部評鑑的對準,只是大學利用教師評鑑手段掌控老師的手段之一。此外,教師評鑑制度還另有外溢的控制教師效果。例如要求教師配合學校進行招生、產學合作、參與各行政單位所指定的活動等。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大學會惡劣地以集點制的方式,迫使教師為多如牛毛的指標而疲於奔命、謹小慎微,覬覦以瑣碎的活動參與來堆疊積分,並在指定的時間內以累積到及格分數為滿足。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地以參加各類活動,以求衝高積分,藉以爭取優良教師的獎勵。

這樣的集點式教師評鑑把許多大學老師從作為全人(whole person)的高度,降低到以量化數字來衡量的單面向人,甚至以如馬賽克般斷片(fragments)組合成精神分裂的碎片人。當大部分老師自滿於教師評鑑積分優越時,殊不知在宏觀層面上,台灣知識分子的教學、研究、輔導和服務也因此全面平庸化,距離拔尖和卓越的國家總目標漸行漸遠。

以量化的績效評鑑制度進行鋪天蓋地的高教品質管制手段,有如不合身的緊身衣套在大學教師的身上,讓教師們一方面受到捆手捆腳的制肘,一方面為了達成積分合格目標,更迫使許多老師以陽奉陰違、貌合神離的心態來偽造帳面上可觀,但實質上乏善可陳的報告。這激化出一種台灣高教普遍盛行的、名實斷裂的形式主義風氣。

許多大學教師對教師評鑑制度的扭曲現況敢怒不敢言,深怕自己的公開批判或抵制,使自己成為教師評鑑的祭品。換言之,教師評鑑制度產生了前面提到的外溢效果,也就是,成為行政單位控制教師言論和行動的工具。

下篇請見:一位大學老師的真實遭遇──侵害學術自由與校園民主的「大學教師評鑑」(下)

瀏覽次數:497

延伸閱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