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輝:服貿協定裡理論與現實的落差

2013/08/05

包括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在內,馬英九連任以來所推動的每一件重大政策都遭致舉國激烈的反彈,以致於馬英九和江宜樺的民調支持率加起來一共只有30%,但是這一點也動搖不了馬英九對自己的信心,堅決地帶著副總統和閣揆到處進行政策說明。

馬英九的決策模式看起來很無俚頭,其實看穿後很單純:迷信學術權威。他的第一任內閣號稱「校長內閣」,中研院院士入閣的人數之多創史上最高紀錄。兩案服貿是管院士建議(或堅持)的,有中華經濟研究院背書,不可能會錯,所以他認定:反對他的人肯定都是出自於無知,或者惡意的造謠。

但是服貿決策過程粗暴,其決策基礎恐怕就只不過是中研院和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計量經濟學模型而已──事先沒問過任何業者,沒有以質性的研究或等效的程序去了解統計數字背後的真實意涵,沒認真想過有哪些人會失業,該如何補救,就決定了。可能也從來都沒有認真評估過「中國可以用什麼樣的手段來達成控制台灣經濟與貿易咽喉」的國安層級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評估服貿利弊時,需要先把服貿的影響轉換成等效的關稅。根據中經院公佈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評估報告〉,這個換算過程相當迂迴而不精確,光這因素所造成的估算誤差就有機會抵銷掉它對GDP成長率的貢獻(0.025~0.034%),甚至使得它對GDP的貢獻是負的。其次,該模型所假設的「充分就業」根本就不可能達成,一旦考慮到服貿所導致的結構性失業以及模型可能的估算誤差,就有機會抵銷掉它對就業的正面貢獻(0.15~0.16%),甚至使得它對就業的貢獻變成負的!

更重要的是,兩岸雖然都加入了WTO,但是都沒有認真執行WTO的規定。一旦大陸對台灣「開大門而關小門」,用各種明文未載的方式箝制台商進入大陸市場的管道,同時又用台灣決策者沒有想到的方式(譬如一條龍)斬斷台灣服務業小自營商的生路,經濟的負面作用還會更大。這些爾虞我詐與勾心鬥角的盤算,以及產業生態的變化,才是影響服貿協議具體後果的關鍵因素,但卻是許多計量經濟學者所難以想像,更不是坐在研究室裡用經濟學模型可以估算出來的。唯一取得這些資訊的管道是訪問熟知兩岸三地相關產業生態的學者或業者,但是針對超過三分之二服務業就業人口、營業額高達十四兆的十八項產業,實際上負責這項工作的卻只有商業司十八位正職和約聘員工,人力少到根本無法有效地執行這一項作業。因此,服貿協議的決策過程簡直就是閉著眼睛,不顧具體後果也不顧眾生死活,只緣相信「自由貿易才是唯一的王道」!

台灣物資貧乏,一切能源與物資都仰賴進口,因此沒有鎖國的條件。理論上自由貿易是有機會為台灣帶來好處,但是要把這些書本上的好處變成社會裡具體的現實,它需要事前搜尋完整的資訊並精確地分析,談判過程對於爾虞我詐與勾心鬥角的盤算要有充分的掌握和對策,事後對獲益者要能有效課稅以便對失業者提供有效的再就業培訓與失業期間的收入補償,而市場開放的步調與次序更必須要顧慮到政府施政能力以及市場調節速度。如果沒有這些完整的配套,經濟學教科書的伊甸園美景會變成現實生活裡的人間煉獄。

市場開放沒有必然的好處,也沒有必然的壞處,一切取決於事前的作業與評估,談判過程的策略與應對,事後的配套與執行。不顧一切後果地堅持開放是莽夫的意識形態,不需要用學術遮掩自己的愚蠢;至於有沒有能力從市場開放得到好處,那就要看政府規劃與執行的能力。

馬政府沒有能力在事前仔細評估與規劃,等到民意反彈如潮時仍固守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毫不知反省地到處辦「說明會」,這是廿一世紀最荒謬的民主戲碼。當總統、副總統和行政院長都變成是以行銷為首要工作的「推銷員」時,不禁讓我想起克魯曼的書名《沿街叫賣的繁榮》:經濟如果真的繁榮,不會有人沿街叫賣,更不可能靠沿街兜售來讓人相信經濟局勢正處於「繁榮」階段。

同樣地,一個錯誤的服貿政策不可能靠沿街兜售而變成對的政策,一個草菅人命的政策更不可能靠沿街兜售來化解底層民眾對生存權被剝奪掉的恐慌與憤怒!面對民間狂濤般的怒吼,馬政府該做的是「傾聽」,而不是「說明」──嘴巴閉起來,耳朵豎起來,眼睛張開來,腦筋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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