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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生命

一個引起軒然大波的新聞:政大校方擬推動新進教師必須實行英語授課課程。英語化並非目的,而是爭取國內及國外有限高等教育資源的手段,這是以企業經營方式看待高等教育的必然結果。

這是一個盈利至上的時代,所以政大如同台灣其他各大學必須擴大其資本(與他校合併遂成為最快速的擴大企業規模方式),必須擴大其市場(因此必須著眼於國際學生)、必須強化其勞工競爭力進而強化企業競爭力(教師因而須具備國際化能力──其實是英語授課能力以及在外文期刊──其實是英文期刊──發表論文的能力)、並且必須降低成本(例如針對「學習型」與「勞僱型」兼任助理的微妙區分、停聘工讀生改以「志工」方式取代傳統工讀生的勞動內容、政大去年甚至召開課程精實會議擬減開部份課程)。

這不只是政大的問題,也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而是全球教育市場的業者與消費者都在當代「不安社會」中尋求出路之嘗試。「不安化」(Prekarisierung)、「不安」(Prekarität)、「不安的」(prekär)成為近年來德法社會學界時常被討論的概念。這個字原來指不安穩的勞動狀態,例如相對於穩定工作合約的一種隨時可能被取消的、或者只拿得到短約的僱傭關係,在古羅馬法中已有Prekarium的概念,指一種特別的借貸關係,借貸物可隨時被要求歸還,到了現代則指稱不穩定的勞動關係,這種不穩定,造成受僱者隨時可能失去經濟保障,進而成為脫離勞動與社會連結的邊緣者,因此這種不安狀態不只是經濟領域,也是全面性的生活狀態、生命情境的不穩定。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Pierre Bourdieu)曾於1997年以「不安在當代無所不在」(la précarité est aujourd'hui partout)為題演講,分析這種全面的不穩狀態,造成個體生活在社會中的分崩離析,馬克思時代呼籲的勞動者團結以爭取勞動權益,在今日派遣勞動、打工、短約等等各種差異化、不安化勞動環境下,更無團結可能。勞動者因在不安情境下只能看到眼前的生存機會,遂無能於對未來提出籌劃,不管是個人的或是社會的未來,因而無政治行動或組織的可能。布迪爾指出,不安化因此成為一種權力機制,規訓了每個不安狀態中的勞動者,因為企業在「彈性化」口號下致力降低成本,為讓勞動者「自願」接受降低成本,便不斷提示勞動者,失業的風險永不可能排除,這些全球化中的跨國資本因此藉由這種機制,影響了生產、文化、政治領域,當然,也包括教育。

在這個永遠不安的狀態中,學習者必須在這一套規訓機制裡,尋求出路。必須就讀配合產業界的科系,讀了「冷門」科系必須想方設法轉系,讀了熱門科系必須把時間分配給有用科目(例如研究所考科或國考必考科目),選讀有用科目時必須選擇「有用」教授開設的科目(例如研究所或國考出題閱卷老師)……。從學校開始,就清楚地感受到了我們擁有的是一種動盪的生命。閱讀柏拉圖、學習拉丁文、精研樂理……,這些非實用技藝之學習,成為當代不安勞動市場中難以負荷的奢侈。

▋無用之學

教育市場的傾斜、不安,是全球現象。《時代週報》今年4月的報導「人文社會學科:對於自由思想者的攻擊」(Geisteswissenschaften: Angriff auf die freien Denker)中,記者探索了近年來世界各國大學逐漸將人文社會科學邊緣化的情形。日本筑波大學德文系教授暨系主任相澤啓一,某日接獲信件,要求他必須調整系上的結構與課程,提供更實用的教育,以適應社會。那封信中甚至提到取消人文社會學科的說法,相澤啓一憤怒不已。這封信來自下村博文,安倍內閣的文部科學大臣,主管全日本教育及科學研究。

下村博文不只致函筑波大學表達他的「關切」,也寫給其他60所國立大學。下村博文對日本社會的想像是:日本必須在工程及科學上領先他國,例如在機器人科技的研發上,而日本的社會面對老年化困境,需要更多照護人力以及適應老年化的相關學術研究與教育,因此,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不再能符合日本的需求。

相澤啓一憤怒,但是大學的決策者卻不是。26間大學收到這封信後,立刻表示將配合下村博文的計畫,將發展重心放到自然科學上。筑波大學也已經宣佈未來10年內將取消人文社會學科20%的位置,包括相澤啓一退休後的遺缺。

人事結構改革只是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攻擊的一部分而已。相澤啓一表示,以往他申請研究計畫可以自行決定研究題目,但近年來,文部科學省卻要求他必須清楚具體說明,為什麼這樣的研究是「有用的」。

不只在日本,記者也報導了英國的類似趨勢。倫敦政經學院的哲學教授Kai Spiekermann說,自從2014年英國通過「卓越研究綱領」(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後,他就不斷被要求,必須說明其研究具有何種「影響」(impact)。這對人文研究者造成莫大壓力,因而在決定研究題目時,都必須考量如何衡量此研究對於現實世界的影響,再加上大學面對自籌經費的壓力,基礎理論研究於是越來越被邊緣化。

德國也不例外,近年來德國教育政策的討論中,「可產生價值」(Verwertbarkeit)成為流行詞彙,或者,用更時髦的、更不遮掩的英語概念:「可被僱用」(employability)。

▋蘭花之學

德國的高等教育也在全球化中逐漸轉化,以強化其競爭力。傳統的六年制學制愈來愈少,許多大學依照美國系統開設了學士及碩士新式課程;英文愈來愈常被用以作為工作語言,英文課程愈開愈多;大學開始學習英美排名方式,搞起菁英學府,在高等教育預算分配上也朝向菁英化方向;而某些招生不易的科系,也面臨停辦命運。

德文中有一個字:Orchideenfächer,意思是蘭花之學科。這並不是在研讀花草種植的學問,而是指那些看起來沒有實際社會功用的、不符合產業需求的學科。這種學科如同蘭花一樣,除了美麗高雅、增添氣質,無實際用處,但又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照料。哲學、漢學、音樂、文學等等學科都常常被稱為蘭花之學。

在當代高等教育政策的討論中,學界以「小眾學科」(kleine Fächer)指稱這種蘭花之學。西方古典學者曾重視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修得文法、音樂、天文、修辭等等七門學術,方成自由有教養者。可是這早已經是遙遠的教育理想,在這個危殆社會裡,成為勞動者比成為自由有教養者更加重要。人們不再願意、或能夠負擔花費時間金錢後找不到工作的危險,求學時會避免產業不需要的科系,也造成某些學科愈來愈小眾,甚至停止招生。這已經是個全球趨勢,也影響了德國的高等教育政策。為了評估小眾學科的發展及影響,學界也發展此類研究,例如萊茵法爾茲邦教育廳委託麥茵茲大學執行「小眾學科研究計畫」,希望知道高等教育在當代面對的挑戰,以及可能的出路。

而這些年來,隨著勞動市場的不穩定化,也隨著高等教育預算的不均化愈來愈嚴重,所謂的小眾學科愈來愈廣,今日幾乎所有就讀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都被問道未來打算何去何從,政治系、社會系、外文系……等等都被認為是蘭花之學──或者更糟的,連古典優雅都沒有,對大部分人來說只具備無用的特質,因為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一切知識價值必須被轉換為數字,可盈利的數字;一切學習都必須有價值,一切學習者都必須可被僱用。

當年我赴德讀書,一心想深入了解掌握德國文化與語言精華,便順理成章在一個深究德國文化精髓及高度要求德文知識的學系註冊:哲學。彼時我仍是個衝動浪漫的少年,不顧一切選讀了一門標準的蘭花之學。而我的哲學家同學們,除了已有工作再進修的人外,有部份與我一樣衝動浪漫,部份卻只是因為想讀大學所以踏入了哲學系這個沒有限額的科系(即所謂Numerus Clausus)。但不管是哪一種人,談到未來的出路時總是有些尷尬。教授們說,在這個科系裡學習的批判思考、語言能力、閱讀及寫作能力等等,都是未來找工作的資本,部份同學認真讀著康德,相信未來總是會有出路;部份同學不在意,自嘲地說在德國最多哲學系畢業生去開計程車。而某一日,我在公布欄裡看到,下個學期起音樂理論系停止招生,已就讀的學生必須轉系或轉校,下課時同學們討論著,聽說數學系是下一個目標。

當年那些同學後來怎麼了呢?我只知道其中一位聰明優秀無比的學姊讀完博士寫了教授資格論文,真的成為哲學教授。而其他沒有那麼聰明、沒有那麼努力、沒有那麼幸運的人呢?

▋領救濟金的世代

2011年,一本短暫激起討論的書道出了當代人文學科的困境。《排隊:我領失業救濟金那一年》(In der Schlange: mein Jahr auf Hartz IV),作者Thomas Mahler,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柏林青年,大學讀的是哲學及文學,找不到正職工作(他寫道:我認識的所有哲學系畢業生,沒有人能夠找到固定全職工作),去餐廳當服務生,以打工方式維持自己的生活,並且努力地寄出求職信,盼找到第一份全職工作──全部石沉大海。後來腳受傷,無法繼續餐廳的工作,一番掙扎後,決定申請失業救濟金。這本書就是他在依賴失業救濟金一年後寫出的記錄,他如何面對家人的不諒解,如何面對朋友的善意卻傷人的問候,如何每天在鏡子前質問自己的價值,如何在就業局穿越層層官僚作業規定,如何為了滿足失業救濟金要求參加那些他認為一點幫助都沒有的求職輔導課程,如何去從事那些無意義的時薪一歐元工作。排隊領失業救濟金的歷程,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他的心態、他的自我認同,原來他以為這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但是依賴社會福利的同時,他越來越怯於寄出求職信:「要如何在我的履歷以及面談裡交代我這段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時間呢?」一年後,他終於找到一個短期工作,也決定把這自我懷疑的一年寫出來。

從自信到自我懷疑,這也許是大部分大學人文學科畢業生在今日的勞動市場共有的經歷(根據就業局資料,德國八成以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生,無法在剛剛畢業時找到穩定工作)。不過這些受過大學教育者去領取失業救濟金,畢竟還是少數,可是情況絕不樂觀,許多人在短期契約、打工、半職、低薪實習、勞動派遣……等各種不安情境中勉力維持著生存;而那些依靠福利國家力量存活著的人,許多也難脫離依賴,陷入了黏著化命運,形成德國社會一代接著一代的救濟金世代(Hartz-VI-Generationen)。Mahler(暫時)擺脫了他的命運,不被黏著於處在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科技發展、經濟挑戰等等巨變之中的勞動社會的邊緣底層,可是,他的同世代人們,有多少人擺脫得了?

很巧地,2011年德國書市同時出版了另外一本「田野報告」,探究奉獻給人文領域的人如何在不安處境中生存。Katja Kullmann,在法蘭克福大學讀政治學、社會學及美國研究,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但一直是特約記者。她在2002年出版《艾莉異想世界的世代:為什麼今日當一個女性如此困難》(Generation Ally. Warum es heute so kompliziert ist, eine Frau zu sein),討論1965年到1975年間出生的世代,這是婦女解放運動後出生的第一代,不用再負擔其母輩的女性命運,卻無法在當代安身立命。這本書尖銳深入,成為暢銷書,也為她贏得隔年的德國書籍大獎的專業書籍類獎項,使她在30歲出頭成為德國文壇與女性研究不容忽視的新銳作家。

然而她並未從此一帆風順衣食無缺,如同多數的文字工作者,她無法僅僅依賴創作過活,而必須在各種短期計畫、演講、稿約之間流浪。後來,她繳不起房租,被房東驅趕,甚至必須去電話行銷中心打工。2008年,她踏上了申請失業救濟金的路。

2011年,她將領取失業救濟金的經歷寫作成書:《真實的生活:為什麼今日維持姿態如此困難》(Echtleben. Warum es heute so kompliziert ist, eine Haltung zu haben)。該書中,Kullmann創了一個詞,新的成長後的生活(neu-erwachsenes Leben):我們長大成人後必須離開兒時的想像,進入成年,可是我們成年時依然會有一些想像,有時你必須面對,你的生活也許建立在某些脆弱而虛幻的基礎上,如同這個自拍社會裡,我們那麼樂於用各種濾鏡創造出各種華麗的自己,並暴露在各種社群媒體中建構這個迷幻美麗的認同。當這些影像幻滅時,你必須再次成長,這就是這本書的主題。

▋維持姿態如此困難

「新的成人」(Neue Erwachsene),在生命中早已經歷過一次解放,他們生平第一次可以決定自己要學習什麼,要與誰談戀愛,一切似乎都那麼美好,你的出身、財富、性別都無法阻礙你對未來的希望。這是自我實現(Selbstverwirklichung)的世代,解放後的自我追求與個人風格的堅持,造成文化創意產業蓬勃發展。可是,在不安化的社會裡,這個世代許多人無法在穩定的經濟關係中找到確認自我的可能時,原來認為自己是文化創意產業之創作者,必須在創作時考慮市場接受度,產業面凌駕了創意,工作凌駕了生活。

自由創作者、設計師、約聘教師、助理、程式設計師……,愈來愈多人依賴個案計酬的薪資,愈來愈多人壓低自己的價碼、權益、理念、創意,只為了生存下去。Kullmann稱這是「後受僱者現象」(Post-Angestellten)──借用德國社會學者及作家Siegfried Kracauer於1930年出版的描述柏林工業化時代勞動者的名著《受僱者》(Die Angestellten)。她那一代的人,尤其在創意經濟中,不管是自願或非自願,開始習慣彈性僱用關係,並將此稱為自願(Freiwilligkeit),或者自由(Freiheit)。

而更複雜難解的問題是,面對那些當代社會的不正義,這些「自由者」該採取什麼樣的姿態?上一代的人明確地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對與錯的分際,也知道如何對抗,即使他們的對抗最後可能落敗、無效、被遺忘。我們的父輩母輩們,在工人運動中、學生運動中批判社會不公,而這個時代,我們不再確知左派、右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界線何在,我們不丟雞尾酒炸彈,我們創一個臉書專頁表達不滿。

於是,在這個時代,要維持一個我們原來那麼堅持的姿態──不管是經濟意義上或是理念上──,如此困難。

這些日子來,台灣高等教育的未來似乎讓每個在這個產業的人都憂心不已。輔大哲學系多數學生都想轉系,全國哲學系主管為此憂心,聯名致函政府盼重視此問題並在中學課程強化哲學教育;台灣的博士們西進中國開疆闢土,體驗彼岸高等教育的「狼性」。台灣社會似乎已經把人文社會學科邊緣到極致了,而我們並非特例,我們也踏在全球化的學術發展趨勢上,與歐美國家面對一樣的問題──那些歐美國家一樣沒有解決的問題。

可是怎麼辦?國內外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決策者面對困境時的因應之道大約是:或致力產業化道路,或擴大需求,為傳統學科創造新價值(例如搭上創意經濟、數位化,尋找產學合作契機,如人文學科的畢業生為拓展全球市場的企業提供外語訓練及跨文化能力訓練等)(而近日文化部長注意書店營收、編輯與創作者收入問題,我認為是好事,現在雖然如何能解決這些問題尚不明朗,但倘能提升整個出版業的產值,也能紓解人文學科的壓力);或者重新整合科系,尋找新的研究及招生領域(例如德國就有音樂學系與亞洲研究合作學程、或者近年來推動的傑出研究學術群計畫(Exzellenzcluster));或乾脆減少師資與招生名額,全然配合產業界發展(例如日本文部省決策;例如倫敦的亞非學院裁減了某些少數語言研究的名額);或者將市場放到國外(例如各大學的國際化、英語化,例如強化對海外或陸生招生)。

這是從政策規劃者的角度思考,可是那些仍然著迷於人文社會科學的學子們呢?既然維持自我的姿態如此困難,我們還能以什麼樣的姿態面對這個時代?熱愛那些蘭花之學的學子們,都帶些堅持、浪漫與熱情,而這個世界不能沒有這些特質,也不可能要每個人都放下柏拉圖、莎士比亞、歌德等人的著作,轉換跑道去造汽車;可是我也認為,我們必須在自我追求與跟社會共處中找到一定的平衡。挪用哲學家黑格爾的說法,「現代」的特質就在於個人與其社會、政治世界終於達致「和解」(Versöhnung),也許這是一個正確的姿態。不那麼非如此不可,不是完全堅持全有或全無,而能試著去與世界和解,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也能試試看發展與社會對話、適應社會的面向,而不堅持社會必須全然適應我們──或者用Kullmann的說法,接受美麗照片背後的自己的真實生活。至於這個和解姿態是否能成功?會通向什麼地方?我沒有答案,前述這些讀了「無用學科」之人也沒有提出答案,他們只是用盡自己的力氣,奮力地在這個不安的社會裡持續書寫與思考,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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