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lickr@Jirka Matousek, CC BY 2.0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日前公布2015年全球聲譽最佳大學排行,前10名全由美英兩國的大學包辦,總計全球前100名,美國大學獨占43所,英國12所進榜居次,排名第3的德國有6所大學進入百大,亞洲以名列第12的東京大學排名最前,去年排名51到60區間的台灣大學,今年則跌到61到70名。

雖然亞洲其他國家僅中國學校排名提升,包括日韓港新的排名也不如往年,但台大排名下滑,還是引起國內許多討論,景象有如「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測試結果揭曉時,各界關心台灣中學生的世界排名一樣。

● 檢討5年500億?還是繼續加碼?

不少媒體評論直指,前揭調查結果反映了台灣大學的處境與問題,台大校長楊泮池呼籲,「政府投入頂尖大學計畫經費,不僅不應該減少,還要擴大且集中,預算分配必須有一些選擇和策略。」台大研發長李芳仁說,相對於日、韓、中國的重點學府,經費都是持續「加碼」,教育部卻刪減邁向頂尖大學計畫5年5百億經費,台大更是從每年31億元變成22億元。與台大、台師大合組「國立台灣大學聯盟」的台科大校長廖慶榮指出,「排名下滑已經不是台大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問題。」

台大校方的憂慮反映出教育界對提升國際排名的渴望,事實上,過去幾年想要提升競爭力與產質的,不僅是台灣的經濟部門,就連教育施政也要講究績效與競爭力,小至大學教師的升等計點、系所的評鑑,大到學校在各種國際評比的位置,整體社會瀰漫以績效、產值打量高等教育的氛圍。

在這樣的脈絡下,教育部自2006年起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2006-2010)與「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1-2015),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建設「世界級頂尖大學」,對極度重視所謂國際排名的台灣來說,台大在國際評比中名次退步自然被視為「警訊」,這也是台大校長疾呼經費應「擴大且集中」的基礎。

應該問的是,就算這樣的調查如實反映了「世界百大」的國際聲望,又如何呢?能呈現出一國大學教育的總體素質與問題嗎?以前揭調查為例,全球只有21國、100個學校入榜,美英兩國即囊括55校,不少歐陸國家如義大利、奧地利、西班牙、捷克、挪威等國,甚至沒有任何學校進榜,難道其國的高等教育就無可觀嗎?英國入榜的校數是德國(6所)、法國(5所)的2倍,難道表示英國的高教品質與實力遠勝德法嗎?

台灣高等教育當然有其問題,但主要問題不會是台大在某一國際評比的排名下滑,為什麼國家願意投入大量經費成就一所學校進入「世界百大」,卻不願意正視台灣高等教育師生面臨的種種問題?比起台大一校的國際聲望,其他160所大學的師生處境難道不值得關注?

● 去公共化降低高教品質

自1970年代以來,台灣高等教育歷經兩個階段的擴充,70年代的高教擴充滿足了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至於1990年代的第二次擴充,則是對民間要求增加大學入學率的回應,過去20年,台灣的高等教育已經實現普及化,2013年,台灣的大專學生「粗在學率」高達85%,2012年,高教學生總數逾141萬人,超過國小在學學生。

然而,在高教擴充的同時,教育投資卻支撐不起普及化的高教路線,以下幾個統計數據清楚顯示,高教政策正逐漸去公共化,並已嚴重影響高教品質,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真正的危機。

1.「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從1993年的6.73%,下降至2013年的5.59%。(註1)

2.「平均每生使用高等教育經費」:2009年時台灣為5622美元,遠低於南韓(9513美元)、日本(15957美元)、美國(20901美元)、OECD平均(13728美元)。(註2)

3.「高教師資結構」:兼任教師由2003年35506人增至2013年45943人,成長將近3成,遠高於專任教師之增幅(5.4%)。(註3)

4.「大學生師比」(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人數):從1993年的14.64人,增加至2013年的21.92人,不僅遠高於OECD平均數據,甚至也高於中國。(註4)

公共投資不足,使大學教師的勞動條件惡化,學生的學費負擔也日益沉重,扭曲的評鑑機制,讓許多高教工作者犧牲教學、疲於奔命,而獨厚少數大學的經費分配模式,更使台灣高教體系日漸M型化,國立頂尖大學與面臨少子化威脅的私校,恰成兩個世界。

● 正視高等教育的反重分配

除了經費不夠、分配不均,高等教育能否發揮促進階級流動的作用,則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有關教育與階級的關係,批判主義的教育觀認為,結構上教育很難消弭社會不平等,唯有確保教育的公共性,挹注更多教育資源給弱勢者,否則,教育難以改變「階級複製」現象,連再三強調不反資本主義,信仰市場力量與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也說,只有增加教育投資才能讓社會流動,降低財富世襲。

真正的警訊毋寧是,台灣的高等教育是普及了,但政府統計數據與學者研究均顯示,窮人就讀大學的機會仍然小於富人,如果把高等教育依其社會評價與辦學品質區分成「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專科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與就讀的學校呈正相關,家長是專業人員背景的,也比體力勞動、農民家庭有更多的機會就讀公立大學與研究所。(張宜君、林宗弘,2013)

尤有甚者,私立大學的學費遠高於公立大學,政府對公校與私校的經費挹注則相反,質言之,扭曲的經費分配不但無法實現社會公平,反而使階級流動停滯,準此,加碼挹注台大,或許可以換得來年較高的「世界排名」,卻無法因此解決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的總體問題。政府實不應任令高教「反重分配」持續惡化,必須提出具體措施以打破階級與升學選擇的連結,讓教育有機會發揮促進階級流動、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

台灣的高等教育究竟何去何從?是要繼續目前去公共化的政策走向?或是增加公共投資並且調整分配方式,徹底走出強調排名與績效的迷思?與其將目光聚焦台大的名次升降,教育部必須回到人間,嚴肅面對台灣高教真正的危機:去公共化與反重分配現象。

註1: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民國103年版

註2:2012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各國教育概觀(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2012)

註3、註4: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民國1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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