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怡:平冤計畫──O.J.辛普森案的貢獻(上)

2017/09/10

辛普森案審理期間的記者招待會。前排左到右:謝克、Shawn Holley、柯肯恩、夏比諾。圖片來源:Screener

大家都知道辛普森案(O.J.Simpson Case,1994),都知道他是戰功彪炳的美國前足球運動員,都知道他退休後轉棲娛樂界,名利雙收。他英俊高大、辯才無礙、人緣極佳。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到底在1994年6月12晚間大約10點,他有沒有殘酷的殺害了自己的前妻妮可布朗(Nicole Brown,35歲),以及剛下班另有他約、順路到附近為妮可送回她媽媽遺失在餐廳的一副太陽眼鏡的高曼(Ron Goldman,25歲),他是該餐廳的服務生,同時也是妮可的普通朋友。

為了「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辛普森案9個月的審理期間,上億人次守在電視旁觀看法庭上的一切,全民熱切討論各種證據(與非證據)、事實與推測,有罪與無罪最後竟形成為全國性的公開賭局,輸贏在天文數字。人稱該案為「世紀大審」。

法庭開放轉播並非首例,法庭電視網從1991年開始做這種轉播,辛普森案是第380案。「位於洛杉磯郡高等法院第103區第98號陪審員座位上方,有個安靜的牆上之眼。絕大部分的時間,鏡頭都是對準證人席,並隨著辯護律師而前後移動。某些時候,鏡頭會拉過狹小且擠滿人的法庭,將焦點停在被告、律師或現場48位經挑選的媒體記者、被告親友、被害家屬以及公眾中的某人身上。」(見《法庭上的攝影機:新聞自由與審判公平性》,Cameras in the Courtroom,Marjorie Cohn、David Daw,曾文亮、高忠義譯,商周,2002)

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年許多觀眾自動錄下,覺得有價值而上傳到youtube的精采轉播片段。辛普森案已發生超過23年,不但辛普森本人現身說法,他的辯護律師、被害人家屬、案件報案者、辦案警官、承案檢察官等,人人出書,紀錄片、電視影集接踵而至。每逢週年或特殊事故,全部這些「角色」又會被各種談話節目邀請,重新談一次他們的回想或感想,所有指責、支援、揣測、斷言等,一次又一次的出現。加以辛普森本人因為另案在監服刑(2008年的持械夥眾綁架搶劫案,為奪回人家偷走的他的獎盃,判33年,須服刑9年才准聲請假釋),2017年10月假釋,勢必另起轟動。

或許現在可以來談談這個案子了,辛普森有罪無罪,反而是其次的問題,重要的是它對美國司法體系的衝撞,連帶影響到刑事訴訟程序正當性之重建。如果能夠因此減少美國的冤案,誰不樂見?

論及此事,則無法不提到創建「平冤計畫」(Innocence Program)的兩位人權律師謝克(Barry Scheck)與紐菲(Peter Neufeld),在辛普森案那年才45歲和44歲。美國大眾或許不大聽過他們,然而兩人已在業界薄有清譽,1992年平冤計畫民間團體成立前後,由於平反過幾個案子,尤其他們強調DNA做為科學辦案的基礎,這方面別有專長,遂被邀請加入辛普森的「夢幻隊伍」律師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辛普森能夠全身而退,這兩位人權律師功不可沒。

哈佛大學憲法與刑法教授德蕭維茲(左)參與夢幻隊伍之後,頗受媒體注意。辛普森判決無罪後,他寫了《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相當持平的介紹該案審理經過。圖片來源:Fox News

《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書封。

▍蕭德維奇:合理的懷疑

謝克與紐菲都是紐約律師,有一天謝克在麥迪森廣場公園球場看職棒季後賽,接到律師韋曼(Gerald Uelman,1940~)的電話,此人當時已是辛普森夢幻隊伍的成員,他是加州Santa Clara法學院的教務長,曾對加州的刑事司法改革貢獻不少。夢幻隊伍最初的首席律師是夏比諾(Robert Shapiro,1942~),此人在西岸律師中赫赫有名,不但實務口碑好,著作相當豐富,也是個企業家。韋曼在電話上告訴謝克:「夏比諾先生要跟你講話。」夏比諾長話短說:「我們是辛普森的代理人,馬上就要舉行預審了,現場牆上有一點血跡,加上其他有待鑑識的證據,你們兩位能不能就其中的技術層面,給我們一些意見,看看要向檢方提出些什麼問題。」謝克、紐菲兩人商量了一下,答應前往。

他們答應的「初心」究竟為何?誰也不知道。是想好好幹一票,劫富濟貧呢?或是想為平冤計畫做宣傳?他們後來都沒說,只簡短的回答,當時他們真的不了解會發生什麼事,身為律師,誰不會想參與這個「世紀大審」?到底拿了多少錢?所有律師也絕口不提,只有夏比諾在很多年後告訴一位電視主持人:「我不會再接辛普森的其他案子,連上次的訴訟費用他都還沒付完呢?」確實,謝克與紐菲都是長相斯文乾淨、講話條理分明、態度懇切明朗的年輕律師,尤其是謝克,雖然個頭小小的,比起常坐在辛普森兩旁的夏比諾與柯肯恩(Johnnie Cochran,1937~2005),當然看來清新多了。

命案發生後,警方立刻聯絡辛普森,但是電話一直沒通,便直闖距離命案現場5分鐘車程的辛普森住宅,按鈴不應,於是犯了第一個對於檢方而言致命的錯誤,就是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破門而入,並立刻做起所謂「現場蒐證」來。即使後來警方有各種說詞,說是怕辛普森在搏鬥中受傷需要就醫等等,換句話說,在沒有任何偵查的情況下,警方已認定是辛普森做的案。其實辛普森於當天午夜時分飛到芝加哥開會,警方終於聯絡上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回洛杉磯了。

警方違反刑事訴訟程序的正當性,對於律師們而言早已司空見慣,比較奇怪的是,碰到這麼大的一個案子,命案死者包括鼎鼎大名辛普森的太太,警方居然不改習性,難道沒想到法律後果嗎?是的,4名警察就這樣闖進了辛普森的住宅。有趣的是,著名的哈佛大學憲法及刑法教授,有時也客串律師的德蕭維奇(Alan Dershowitz,1938~)在他後來的暢銷書《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Reasonable Doubts,高忠義、侯荷婷譯,商周,2001)一開頭,就先「自白」他看了報紙之後,馬上和他老婆說:「這可能是辛普森做的。在以往類似的案例裡,前夫通常是兇手。」辛普森與前妻剛離婚不到2年,過去又有一次家暴記錄,因為他是名人,曾被沸沸揚揚的報導過。

所以,6月20日以後,當德蕭維奇接到夏比諾電話,邀請他一起參加辛普森的辯護團隊時,著實猶豫了一下。不過,因為他曾兩度受邀參加電視節目評論該案,事前都向他熟識的魏茲曼(Howard Weitzman,1939~)詢問過案情發展,發現事情和他最初的推想不大一樣:「辛普森的第一位律師魏茲曼在案發後幾天,(註:因為媒體以訛傳訛,資訊滿天飛)一直想辦法替辛普森辯護。他對媒體說,警方已經告訴他,根本沒有在辛普森家中找到任何沾血的手套,官方也未通知有任何檢驗結果,證實辛普森的血型跟妮可住宅命案現場採得的血型是一致的。有個記者問到警方可能將會逮捕辛普森,魏茲曼回答:『我希望那不是真的,但就如我們所知道的,警方常常逮捕那些無辜的人。』」

斟酌了一下之後,德蕭維奇答應參與。

辛普森與太太妮可1986年在夏威夷休假時留影。他們結婚於1985年,離婚於1992年。妮可遇害時才35歲。圖片來源:Wikimedia

▍DNA檢測反而不是辯護重點

當夏比諾取代魏茲曼之後,快手快腳的把律師團隊組合起來。這時夢幻隊伍裡有辛普森的密友Robert Kardashian,他早已不執行律師業務,為了辛普森重披戰袍,但實際上是替辛普森監督這個隊伍;在審理該案的9個多月中,他始終近距離陪伴辛普森。除了前面提到的謝克、紐菲與德蕭維奇,還有一個從東岸來的狠角色拜里(F.Lee Bailey)律師,他和夏比諾在年輕時代是合作夥伴,辦過一些入帳頗豐的大案,他還是夏比諾兒子的教父。另外,Shawn Holley、Carl E.Douglas都是柯肯恩律師事務所的人,等於是他在此案的助手。

辛普森案預審時,律師團可以選擇陪審團預審或法官預審,律師團選擇了法官預審,並聲請「解散陪審團,不得使之繼續進行進一步的程序」,原因是當時媒體繪聲繪影,且不少是由警方有意散佈於眾的,地區法院主審法官米爾斯(Cecil Mills)裁定准與聲請,辯方首戰告捷,方得以面對重新揀選出的陪審團。

預審是公開進行的,控方檢察官提出的起訴證據有10項,表面上好像鐵證如山,但辯方律師見多識廣,尤其是經常辦冤案的律師,不難找出警方採證時的漏洞。換句話說,無論警方說辛普森的毛髮或血跡等在哪裡發現,一旦證明蒐集證據的方式違反訴訟程序的正當性,證據能力就有問題,不得列為證據。前述的沒有搜索票擅入民宅即為一例。

夢幻團隊針對檢方的所謂「鐵證如山」,反駁如下:

1. 警方拿布朗家中的毯子覆蓋屍體,從而破壞了犯罪現場,使得控方後來宣稱找到的毛髮與纖維證據,效力相當可疑。

2. 在從屍體上的衣物採集毛髮和纖維樣本之前,受害者的屍體就在犯罪現場被移動了。

3. 警方沒有及時通知驗屍官,但這卻是洛杉磯警局規定的程序。

4. 警方不僅在申請搜索票獲准前就私自進入辛普森的私人住宅裡,還編了一個令人懷疑的故事。

5. 警方對於搜索票的事情不實陳述,法官最後認定刑警范耐特(Philip Vannatter)對於事實「輕忽,毫不在意」。

6. 法醫辦公室由艾溫高登(Irwin L. Gorden)醫生進行解剖,但檢方最後決定不傳他作證。

7. 洛城警署派了實習警察馬佐拉(Andrea Mazzola)到現場跟丹尼斯馮(Dannis Fung)一起採血樣。馬佐拉之前未曾擔任過在犯罪現場採集血液證據的初階勤務。

8. 范耐特警官將辛普森的血跡樣本,放在一個沒有封閉的玻璃瓶中長達3小時,還在登記檢查前,去喝了一杯咖啡。審判證據法使辯方得以爭執檢方無法解釋有1.5CC的血液去向不明。

9. 刑事鑑識人員在第一次調查時,沒有在後門或襪子上找到血跡,只有在范耐特警官採得辛普森的血液樣本並帶來帶去幾星期之後,才又驗出血跡。

10. 鑑識人員並沒有在採集血液樣本時計算數量,放入試管內待乾時也沒有清點;之後把血液取出試管的過程時也沒有統計其數量。一直到6月16日前,樣本數量完全沒有經過登記。

(以上見《合理的懷疑:從辛普森案批判美國司法體系》)

這就是謝克與紐菲對辛普森案的第一個貢獻。他們告訴辯方團隊,無須在血樣的DNA檢測上大做文章了,因為這種採樣的方式,血樣根本可能污染了。而且,血樣的檢測單位,如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一家民間公司Cellmark,才開始做DNA檢測沒多久,業界專家對它們的可靠性存疑。至於洛杉磯的刑事實驗室,檢測過程本身就充滿了污染。


諾貝爾得獎者穆里斯,是DNA科技的重要推手,應謝克邀請成為辛普森案的專家證人,他在《迷幻藥,外星人,還有一個化學家》中,對於辛普森的出庭態度有十分入木的描寫。圖片來源:Wikimedia


《迷幻藥,外星人,還有一個化學家》書封。

▍諾貝爾獎得主穆里斯做專家證人

為什麼謝克與紐菲懂這些?因為DNA檢測能夠被引進到美國的刑事鑑識制度,兩人可說功不可沒。1990年代初期,紐約州長柯摩(Mario Cuomo)對他們的企圖心有興趣,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可行性,謝克與紐菲是其中的委員,另外還有警界的人、科技界的專家。該委員會中有一位專家魏考斯基(Jan Witkowsky),非常理解DNA檢測對於司法制度的重要,決定邀集相關人士,在當時DNA研究的大本營冷泉實驗室,舉行一個跨學科、業界的研討會,包括FBI、檢察官以及極欲將此檢測方法商業化的廠商。謝克、紐菲恭逢其會,學到許多關於DNA的知識。

在這個歷史性的會議上,謝克與紐菲眼界大開,也得以認識或至少知道不少科學界的人,其中之一是1993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穆里斯(Kary Mullis),他在1983年發明了「聚合酶連鎖反應」(簡稱PCR)。過去,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來擴增特定的DNA片段,是個相當耗時費力的工程,還需提防培養皿污染,但是透過PCR技術僅需一個小時,故後來廣泛運用在生醫實驗室,不但可以發現遺傳、診斷傳染病、複製基因、鑑定親子關係,而且在犯罪現場經常是檢體有限的情況下,有此技術可使檢體增多,以利進行充分的檢測。

謝克於是打了個電話給人在西岸的穆里斯,請他做辛普森案的專家證人。在《迷幻藥,外星人,還有一個化學家》(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Kary Mullis,莊安祺譯,大塊文化),穆里斯這麼寫道:

我參與其中,仔細觀察所有細節。

洛杉磯警方不知道如何經營、管理實驗室,恐怕在短期內也不會懂。……洛杉磯警方的實驗室有一些不錯的工具,但並非全部都恰當。他們僱了人,遵詢各廠商所製造的不同DNA調查工具盒上的指示操作,但這些人非常年輕,根本連芝麻與綠豆都還不辨;他們剛踏出校門。

檢視過事實之後,我認為,根據第一原則,大部分的DNA證據應該立刻丟掉──我指的第一原則,是到17世紀末就已經確立的科學原則,不是新花招。我同意向陪審團說明為什麼我這樣認為。

通常,一般人對於警方發現什麼,總是置信不疑,現在法庭上出現這樣的一個科學家,新出爐的諾貝爾獎得主,而且是DNA檢測科技的大功臣,對於陪審團的說服力,當然不只是一點點而已。


OJ: Trial of the Century紀錄片,有當年該案不可磨滅的珍貴鏡頭。

下篇請見:黃怡:平冤計畫──O.J.辛普森案的貢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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