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興盛:論服貿──台灣需要新的社會契約

2014/03/29

縱然知道台灣已經有學生團體及NGO長期關注服貿議題,但318學運初起時,我和多數國人一般,無從預料到這場運動竟會發展成如此的波瀾壯闊。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大學生的高度關注與參與!筆者在近日應學生力邀,在系上和學生對談服貿的各種議題,赫然發現,在一個環境科系裡,200名大學部同學中竟然有超過60位同學參加,還熱烈地去思辯大家傳統上認為是「經濟議題」的服務業貿易協定。

離上一次已經很久了、或是從來沒有過,台灣的大學生(目前正擴散至全社會)會對一個複雜的公共政策議題,展現出如此高度的熱誠,並實際投入行動與思辯。對此,我們如何解釋這個現象?還有,我們如何從僵局中找到出路?

在眾多評論中,大致上可以理出三個軸線:一、中國因素;二、台灣失靈的民主政治;三、新自由主義全球自由貿易化下的台灣未來。這三大面向的確是糾結在一起的,但為了在短文中聚焦,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主要想從第三點出發,而後論及第二點。

在這幾天中,企業界支持簽訂服貿的聲音逐漸出來了,主要的論點是,為了台灣長遠的經濟競爭力考量,服貿(以及接下來的貨貿、各種自由貿易協定)勢必要推動。對此,筆者的看法是,若只從單一面向的總體經濟成長來看問題,這固然是一重要論點,但光這一點,十年前或許可以,但現在再也無法說服相當多數的台灣民眾,原因是,台灣向來選擇的國家發展總路線,它的優缺點已經清楚浮現。

台灣作為美式資本主義路線的追隨者,長期以來強調個人主義式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解除管制、減稅等,總結果是,經濟的確有所成長,但贏者通吃的現象也愈來愈明顯,而國家調節社會問題的職能,則隨著減稅與民主政治的失靈,正瀕臨崩潰。

理論上,自由貿易贏家所得到的好處,若能透過國家機制重新分配,讓輸家至少能獲得充分的社會安全網、以及讓部分人由此獲得調整轉型的機會,那麼大家或許還可以接受「走向中國、走向全世界」所須面臨的激烈競爭與風險。但在台灣,受限於美式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政府與企業界總是呼籲要迎向競爭,但競爭之後的社會衝擊呢?從來不提或很少提,背後隱涵的意識型態假設即是,這世界本來就是「優」勝「劣」敗,大家隨人顧性命吧!

但我們必須理解,資本主義不是只有一種。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歷經了慘烈的大規模政治社會實驗,其結果已經相當清楚,台灣實在不需再走冤枉路。西方主要國家的資本主義大概可以歸類至兩個主要型態:美式資本主義與中北歐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民主資本主義強調有限度競爭、國家強力管制、社會正義與重稅,相較於很多國家實施美式資本主義的結果,中北歐式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百年來的實驗結果很清楚:它大體上實現了長期(較低度但穩定)的經濟成長、類似於美國的平均國民所得、正義的社會、以及全球中最堅定的環境保育政策。換句話說,若我們希望的是追求永續發展的國家總路線,那麼我們該學習的範本是中北歐的中小型國家,學習他們如何在全球經濟的起伏中、以及政治上的強國環伺中,建立起一個相對較為接近永續發展理想的國度。

在我看來,這背後的根本支柱,在於這些社會中隱形的社會契約。筆者在德國求學時,在公共輿論與新聞報導中最常聽見的字眼之一(幾乎天天都會讀到聽到),就是德文的「Solidaritaet」:社會團結。這是德國社會與公共政策中念念在茲的觀念,它持續地告誡大家,在這變動的世界中,個人的輸贏成敗絕不能僅歸因於個人的努力與否,因此體恤並以實際政策協助「弱者」(筆者在此將弱者兩字加上引號,是因為誰是弱者或輸家很難說,每個人都有可能因各種因素淪為「弱者」),社會與經濟政策強調互助合作,輔以一定程度的經濟競爭(但絕非毫無限制的自由競爭),才是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王道。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社會契約呢?在歷經許多人的努力之後,不能說完全沒有,但非常薄弱。少數的例外,有為全世界所稱讚的(雖不完美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其背後所隱涵的互助合作精神。但除此之外,在一般國民意識與輿論中,這樣的社會契約是薄弱的。因此台灣經濟上的贏家努力追求經濟競爭力,但若問到要建立制度去落實社會正義時,則避之唯恐不及,常見的具體現象就是,許多企業界人士不斷訴求要開放競爭,但若民間團體或政府提出稅制改革方案以修正目前瀕臨崩盤的稅制時,企業界多會拿出「有損經濟競爭力」的訴求強力反對,因而使改革方案終歸無疾而終;說到薪資太低,則將原因單一歸因到「員工生產力太低」,完全忽略了低薪資現象背後的制度性結構。而我們的民主政治,則因為缺乏強有力社會契約的支撐,只能隨著政治人物個人的意識型態、黨派鬥爭、媒體風向球擺盪而限於僵局。

這說明了為何這次學運會引起如此大的社會迴響。台灣社會不見得真的那麼反對自由貿易,但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眼看經濟不斷自由化,但愈來愈多人陷入社會底層,承諾的經濟大餅確實變大了,只是許多人看得到吃不到,中產階級吃到了一些,但被高房價壓得心灰意冷。所以,若要鼓勵台灣人「走出去」迎向競爭,難道不需要先(或至少同時)試著解決這些問題嗎?

今天僵局的出路在哪裡?筆者建議,長遠而言,台灣應該建立一個新的、類似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社會契約,因為這是經長期驗證過、實際可行的方案。令人欣喜的是,歷經這次學運後,我們見到在立法院內外、各大學校園中,許多學生開始嚴肅思考公共政策、及其背後各種的社會契約假設,這是一個開始,或許可以為台灣的轉型奠定新的社會契約基礎。

但當然,有人可能會說,對於當前的服貿協定而言,這些思想上的論辯似乎顯得太過遙遠。但筆者認為不是,因為,根據這個社會契約,支持自由貿易的一方除了提升經濟競爭力的論點以外,的確可以提出某些實際方案,來打開台灣社會轉型之路。筆者主張,因服貿受益的企業界應該在此時主動提出,在支持通過服貿之同時,強力支持財政部日前提出的稅制改革方案(或是NGO提出的其他稅制改革方向的版本)。這是一個善意的動作,可以清楚地告訴社會大眾,企業界關注的是社會整體福祉,而且企業界也開始理解到,只強調經濟競爭力並非照顧社會整體福祉的合理作法,甚至也不是維持台灣長期經濟競爭力的應有作法。這當然並非改革的全部,但它是破冰的第一步,由經濟贏家圈所釋出的第一步社會經濟改革方案,應該可以鬆動正反雙方的對立堅持。英國在19世紀時曾經面臨類似的社會困境,但部分贏家體認到他們的責任(以及或許更重要的考慮,不被革命推翻的長遠利益),推動社會改革,終而將社會不平等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筆者認為,台灣社會應當記取這段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示。

最後,筆者雖主張掌握經濟權力的企業界應該主動破冰,但同等或更重要的是,掌握政治權力、且一直強調服貿好的政府,難道不應以實際方案對有疑慮者遞出橄欖枝、甚至牛肉?掌握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人,若光說服貿好、卻不願提出實質的改革方案來支持劇烈經濟競爭中掙扎求生存的老百姓,那麼我們應該可以預見,目前掌握相當社會力的學運、以及接續的社運,將會無止盡的延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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