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下稱全關連）自4月28日下午2點28分起，在勞委會前發動絕食抗爭迄今。其中有八人決心無限期絕食，包括運動組織者和年邁的關廠工人，他們的訴求是修改勞基法28條（「工資優先權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中的墊償範圍：「還我棺材本，只需修一條」。
全關連在〈絕食拼老本──428宣言〉（下稱〈宣言〉）中提到：「2月5日關廠工人臥軌，次日勞委會主委潘世偉痛斥：『不該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全關連組織者之一，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永毅則在絕食首日的記者會上明確地指出，勞委會正向媒體散佈謠言：運動者是在利用勞工，因為他們可以對勞工拿回來的錢抽成，所以不可以讓他們解決得太漂亮。
1996年帶領當年關廠工人在桃園火車站平交道臥軌的曾茂興，就曾被耳語攻擊，說政府之所以無法接受工人的訴求，是因為曾與當時的勞資爭議處處長陳伸賢（現任勞動條件處處長）的個人恩怨，要工人把運動者趕走。政府以這種沒有格調的方式抹黑運動、分化勞工，固然是不值一駁的謊言，卻得靠勞工與運動者之間的信任加以化解。
儘管實情並非運動者「把勞工的身體當成工具在使用」，不過正如他們高舉的標牌所寫，工人和運動者確實做出這樣的自我告白：「我的身體是工具！」他們當然不是為絕食而絕食，而是為了奪回被資本家和國家聯手剝奪的退休金和資遣費，他們未來賴以為生的老本，還有作為勞動者的尊嚴。
相對於遊行或靜坐，全關連近期採用的臥軌和絕食，是相對具有爭議性的運動劇碼（repertoire）。以身體作為籌碼，是否違反康德道德哲學中「人是人自身的目的」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呢？在這次絕食中，包括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下稱醫勞小組）、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下稱基護工會）以及「守護消防大遊行」的成員，都投入關廠絕食抗爭的醫護工作。其中，我所參與的醫勞小組發表聲明說明支持的理由，其中一點是：「我們也期望能賦予醫學專業新的想像，重新共同定義一種符合社會需求的醫學專業主義。」那麼，醫學倫理又是如何看待絕食這件事？
台灣醫界，對此似乎著墨不深；醫勞小組和基護工會的實踐，可能只是個開始。然而，其實國際醫學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曾在1991年發表〈關於絕食抗議者的馬爾他宣言〉（WMA Declaration of Malta on Hunger Strikers），制定如下原則：尊重自主性、利益（beneficence）與不傷害（non-maleficence）、平衡雙重忠誠（例如，受僱於獄方的醫師，對政府當局和病人皆負有義務，但仍應以病人為首要顧念）、臨床獨立性、保密、信任等。其實這些原則與普遍的醫學倫理原則沒有太大差異，對醫師而言，其具體的重點在於：在絕食者個人心智能力完好的前提下，必須尊重其不進食的意願，不得強迫進食。
然而，我認為，這份宣言更重要的象徵意義是，醫學專業場域肯認了人作為人的絕食權（雖然側重於囚犯和受拘禁者，但也並不僅限於此）。又以英國知名醫學期刊《刺絡針》為例，它在1974年刊登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呼籲醫師不要進行「可憎的強迫進食業務」的文章，在2006年刊登200多位著名醫師本著專業對關塔那摩灣（Guantánamo Bay）監獄對囚犯強迫進食的譴責；一篇2008年的文章甚至具體寫道：「拒絕進食作為一種抗議監獄條件、聲張正義或做出政治要求的形式，可能是囚犯的唯一武器」。
是的，唯一武器。無獨有偶，〈宣言〉裡說：「勞委會有2056萬預算、80個律師兵團；工人一無所有，不准用身體，那用什麼對抗國家？」當工人把自己的身體當工具時，我們或許不該選擇性地遺忘：資本家和國家當年是怎樣把關廠工人們當成賺錢工具，為台灣生產所謂的經濟榮景，而又在產業的結構性條件變化後，將他們棄之如敝屣，把資產和工廠掏空、出走。正常情況下，不該把人當工具看待的抽象原則或許有其道理，但是真正逼關廠工人把自己當成工具的，難道不是那些把它們當成工具而非人看待的人，那些從他們身上榨取利益的支配者嗎？
也許我們會同意一種說法：工具當然指向目標，手段合不合宜由目標能否達成來決定。令人有些驚訝的是，作為非暴力抗爭、不合作運動極致的絕食，在台灣媒體上引起的波瀾似乎並不比年初的臥軌抗爭來得大。也許這反映了一種現象，即冷漠、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台灣人，只有在自己的自由受到妨礙時，才會抬起頭怒罵──至於別人的死活，那不關我的事。但我寧願不這麼相信。絕食才剛開始，我們可以到勞委會廣場上去看看他們、聲援他們。即使是一句鼓勵的話，都會讓他們非人的、工具的、「不值得活的」大半輩子，有所轉機。
這場絕食抗爭，是關廠工人的「人性的證明」，更是全體台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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