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第三版的交工樂隊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與「菊花夜行軍」，情緒糾雜。本以為就此絕版，頂多風化成記憶的腐植土，或許意外滋養幾位後生。趁著即將圓滿的月，透夜重聽，往事如夏後的荖濃溪底，暴雨的痕跡歴歴在目。
樂音如河奔湧，拉動記憶的場景。菸樓錄音室，溽暑，冠宇冷靜地把大家狂熱討論出的編曲與音場配置一軌一軌地舖疊開來，時不時加上他的神來之筆，在在讓我明白：錄音做為創作，面向是何等豐富。阿達大汗淋漓，絞盡心力，想把他那套組成複雜的打擊範式在節奏上穩定下來。最輕鬆的是郭進財，當時他在高雄市立國樂團的位階已是特級嗩吶手，他從錄音室出來之後，就只有版本選擇問題。「風神125」中的第二段間奏，他吹完次高音嗩吶，嫌不過癮，又要求吹高音嗩吶。冠宇把兩軌搭在一起，節奏、起伏分毫不差，更暈出神魂出竅的迷幻效果，眾人目瞪口呆。
1994年春假，當土地公用一輛瀕臨脫臼的野狼125把生祥載來時，我跟許多受過1980年代黨外雜誌影響的年輕好事者一樣，滿腦子想著布萊希特式的劇場或珂勒惠支式的木刻板畫。
1998年春，反水庫的運動情勢急轉直下，我三番兩次跑去淡水瓦窯坑，試圖說服生祥回鄉弄運動音樂。我亂掰了Bob Dylan、Bruce Springsteen、Billy Bragg與民謠復興運動、社會運動的淵源，又教條地敍說音樂生產方式與其社會意義的辯證關連。
生祥靜聽，偶就其中的關鍵字，要求釋疑。我動員所能想到的案例，儘量用白話解釋，同時止不住心虛：那些我從前輩聽來、從書中讀來的概念恐怕都沒落地生過根，就這樣兜來兜去，何異於買辦？
為表明誠意，我把1993、94連兩年美濃鄉民乘夜車北上立法院的公路旅程寫成「夜行巴士」，傳真給生祥。他打電話問音樂想法，我說是「顛簸」，舉了當年紅透國際的古巴老人樂團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曲子「Chan Chan」為例。幾天後生祥隔著電話彈唱新曲；他的解讀與轉換能力讓我驚訝：「那些字句竟能變成這麼厲害的音樂！」我心裡嘖嘖稱奇。
當年北上的反水庫鄉親泰半是65歲左右的「末代農民」，也就是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接掌農務，一生受盡剝削，如今後繼無人的農民。但我們進行籌備工作時，根本不敢提抗議，只能訴諸溫和的「請願」；彼時情治單位的反應已不足懼，反而是擔心農民餘悸猶存，對集體行動卻步。
更早，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前夕，美濃的菸農憤憤不平，欲北上抗議政府向美國開放菸酒市場，以換取支持加入GATT（關祱暨貿易總協定，WTO前身），這時菸業改進社放出風聲，說公賣局可能秋後算帳。報名者擔心菸草種植許可被取消，原本廣泛的響應瞬間瓦解，只餘零星的堅持者。運動以流血衝突及大逮捕收場，幾位打死不退的家鄉子弟英勇入獄。
520農運的領導者為甫突破黨禁成立的民進黨，其訴求反映了新的國家想像、農業運動與老農民處境之間的多方對話。「全面農保與全面眷保」是福利國家對老農照顧的基本方案；「增加稻米保證價格與收購面積、肥料自由買賣」是被剝削農民的長久心聲；「廢止農會總幹事與農田水利會會長遴選」是反威權體制與突破國民黨基層控制的合力；「成立農業部」，表面上是提昇農政位階，更核心的戰略設想應是要讓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平起平坐，終止農業擠壓的悲苦。不平等地位。
從後來的演變往回看，520農運做出了重大貢獻，唯獨「農地自由買賣」這項訴求，對臺灣的三農環境衍伸出愈漸頑強的反噬作用。此訴求針對的，是土地法第60條有關自耕農始可購買農地的規定。老農民希望農地自由買賣，當然是40年以農養工的後果。一邊是農產品價格長期受壓抑，一邊是工商業發達，土地的農業產值先是低於工業產值，再來是它的生產價值又將遠低於交換價值。同時，老農民之所以有末代感，還在於家中其他成員在階級轉換的道路上已難以回首。因此，讓農地商品化、讓交易市場化，全然服貼於老農民當下的處境與心境。
國際局勢是美國一手推動第三波民主化，一手推動貿易自由化，國內形勢是從黨外到民進黨，在扳倒國民黨的大前提下，政冶上的自由主義與經濟上的放任主義相互擁抱。而彼時大位瀕危的總統李登輝應也在此擁抱中，看見了與本土政治派系及新興社會力量結盟的契機。所以，翌年當財政部罕見地呼應無殼蝸牛運動的籲求，推出遏止房市炒作的實價課稅政策時，自由派學者一片質疑，立法委員不分朝野地反對，也就不意外了。
農村與都市土地大開炒作之門後，臺灣的政治如何繞著土地開發利益打轉，地方政府、議會及開發商三者如何相互為用，農地如何大量流失，農村的生態與人文地景如何落難，糧食安全如何岌岌可危，各朝執政者又如何一再放開國內農產品市場以換取工業出口…都是老生長談的「現在史」了。
歷史再怎麼不堪，主體還在於人。悄悄地，三批農村子弟陸續回來了。
第一批農村子弟回鄉前，大多在出口替代時期的製造業榮景中創事業或闖江湖卓有成就。80年代，治鄉的傳統士紳後繼乏人，而政治利益及派系競逐又漸趨熾熱，已在新時代的生存鬥爭中充份證明自己並累積實力的後生子弟，遂被邀回膺以前鋒重任；不出十年，他們陸續掌握所有的公權與民意機構。第二批子弟是90年代泡沫經濟與資本外移時期的受害者；他們從都市歸返農村，夢碎鬱結，但也帶回較具現代性的識見，除了為農村補充中壯勞動力，也讓農業經營長出新意。同時間零星回來的，還有一些知識青年；他們或厭倦或質疑以都市中產階級為目標的社會爬梯過程，向後轉返家鄉，心裡帶著對現代化價值觀的反省。
生祥後來與我合寫的音樂故事中，大多以他們為主角。他們沿著不同的社會心理脈絡回來，對農村的想像與期待各自不同，更未必有機會湊陣對話。我們拜會新近掌權的得意者，說服他們提供行政平台，邀集民、學、官，舉辦美濃水庫公聽會。我們訪談那些勇敢地站在連番的否定前欲重建自我的失意者，知道他們的東南亞籍妻子更孤立無援。我們為新來嫂舉辦漢字班，引介地方公益社團的關注。留鄉的知識人有理想性，但與地方疏離。我們響應其號召，合辦黄蝶祭，嘗試織入文化元素，並聯繫農會與學校。
面對公共事務，我們太容易被悲觀、憤世與被迫害設想等情緒所籠罩，畢竟農村太久沒享受政經正向循環了。因此，農村最大的挑戰並非在工作中標舉社會主義、生態主義、性別平等主義或各種正義的主張，而在於如何將這些信念導入工作方法與公民過程之中。新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想像不會憑空而降；從90年代的反水庫運動、本世紀初的農村社區大學，到最近的自然公園運動，最大的作用，就是讓以各種方式與農村連結的散眾，更勇敢且更飽滿地以公民的身份，相互論證農村的意義、未來的希望，並嘗試連結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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