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談論國家意識或是民族精神，應該是個令人昏昏欲睡的老掉牙題材。年長一輩的還忙著爭論法理台獨的必要性，或是一中各表到底怎麼個表法，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則是直接跳過這一切，要不統獨與我何干，要不台灣早是主權獨立國家有什麼好討論的，年輕人關心的是自我生命意義，或是忙著建立虛擬世界的社群連結。至於國家，只不過是個過時的、落伍的討論問題的單位。
某一層面來說，工作上錢夠花就好，棄聯發科，只想親近蓮花與蝌蚪，有空泡個咖啡館，存點小錢就去旅行，最大的心願是登玉山、單車環島、或是拼個鐵人三項──被通稱為小確幸的人生態度，我們當然也可以視為是對黨國教育體制、代工生產體系、以及台式過勞拼經濟的反動與背叛，因此小確幸帶有一種解脫感，一種個人主義式的自由，國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自由，很好。但所有的自由，都有其侷限性。文明社會個體裡的自由，不可能只靠個人的解放與超越來獲得，而是必然也包括了所身處社會的集體意識的奮鬥與掙扎。這些年台灣的悶，和台灣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集體意志的消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台灣高喊文化創意那麼多年，在文化生活的實踐上卻仍是：清境農場一面倒歐式小木屋民宿、貓纜得靠舶來Helo Kitty攬客、屏東line彩稻田用的是韓國貨、文創園區排名前幾名的展覽則清一色是外國動漫展。
在韓國崛起以前，或許我們還能說，西方國家挾其文化優勢、行銷能力，小國不可能與這些強勢文化競爭，但韓國的line、Dream Girls、以及跳騎馬舞的江南大叔卻又活生生地證明，這種不可能似乎也沒那麼不可能。
那麼，台灣沒有自己最具代表性、有台灣特色的文化，問題是出在哪兒呢？我們已然聽了很多的解答，行銷與包裝能力、國家政策、業者的規模與策略等等，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我認為最為根本、卻也最被忽略的是，台灣是一塊喪失集體國家意志與精神的土地。
除了前面說到的，對黨國體制的反動，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關係上的邊緣地位，特別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導致經濟發展與國族認同呈現一種人類史上並不多見的獨特張力（過高的台灣意識通常會在與中國貿易得到或明或暗的「懲罰」），務實的台灣人，也就有很高的比例刻意淡化了國族意識的重要性。
韓國人與中國人對民族主義的熱情，在台灣人眼中，經常呈現的是一種盲目的衝動、無謂的喧囂，但韓國人對特定產業型態的支持、對國貨的熱愛，卻也是同一種民族主義下的產物。而台式民族主義的壓抑與消沈，面對的卻是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國族意識的文化創新，剩下的是戀人的喃喃絮語、青少年的熱血叛逆、或是文青風的午後紅茶這類的個人情感抒發。這一類的語言，未必不能獲得跨國界的共鳴與迴響，特別是當我們以網路社群為單位來看待這樣的創作的時候。但一個弔詭而殘酷的事實則是：這樣的社群語言少了國族的屏障與加持，反而才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禁臠──試想，如果沒有本土風情與在地明星的掩護，那部小國產製的浪漫愛情喜劇或是科幻動作電影能與好萊塢競爭？
簡潔冷冽的德國工藝若沒有鋼鐵般的德意志精神為後盾，德國工藝也將不過是只能熱議十五分鐘的行銷語言而已；乾淨明亮的北歐設計如果沒有對陽光與色彩的渴求為起點，北歐風格將也不過是些線條與色塊的做做排列組合而已。任何台灣品牌要對外發聲，時而鋼鐵人時而賣禪風，但為何看來總是如此發散，似乎一開口就活脫脱告訴你「這只是個廣告」？因為在我們的產業背後，沒有任何「回得去」的文化依歸。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國族仍是他者認識我們最重要的方法，是在地特色與自我認同建構最主要要的途徑，也是超越小確幸的意義表述最重要的下一站。電影導演魏德聖的系列電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以及《kano》，是挑戰台灣國族論述的勇敢之作，但很顯然的，這樣的努力與嘗試在台灣還遠遠不夠多。
小確幸讓我們從過去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感覺自由了。但要自由地往哪裡去，我們卻是茫然的，因為我們只有個薄弱的國家意志，以及漂浮的國家靈魂。台灣若要能在未來的一、二十年裡開展新局，如何找到屬於台灣的國家意志與靈魂，將會是最重要的基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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