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該是民主政治下代表民意進行政策辯論、監督政府與立法的國會殿堂,演變成兩黨互不容忍、惡鬥的戰場。兩岸服貿爭議,竟成為憤怒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導火線。政府行政與立法部門間,政府與公民間,不同政黨間,甚至社會不同群體間,無法有效溝通、對話,民主政治至此完全失靈。

這是台灣民主面臨的困境。但有困境的,不只台灣,已成為全世界的現象。新興民主國家裡,烏克蘭橘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泰國紅黃衫軍、委內瑞拉等民主運動,後來都變質了­,沒有帶來社會的平等、自由,反而陷國家於經濟衰退之中。

不少人認為,如果新興民主國家培養出歐美的公民素質、教育水準、法治條件等民主配套,就不會有問題。但現在就連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和歐洲,也都陷入民主困境。

二十世紀,民主是全世界追求人民自由、社會安樂、國家富強的理想。 台灣也在世紀末,脫離威權,踏入民主。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俏皮地肯定民主。他說:「民主似乎是最惡劣的制度,但要把人類過去所嘗試過的其他制度排除在外。」二十世紀初美國政治家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也說:「所有民主的毛病,都可以用更多民主來補救。」這些經典名句,言猶在耳。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的傳統弊病和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合流,卻讓民主停滯、甚至倒退了,和二十世紀形成強烈對比。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已點出民主無可避免的弊病,就是「地魔哥」(demogogues)的出現。

他們能言善道、有魅力煽動群眾,主張雖極端,卻完全透過合法的民主程序,經由選舉,取得政權。他們常在國家窮困動亂,人民需要強勢領導人時出現,因受人民擁護,獲得無限權力,而成為獨裁者。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委內瑞拉的查維斯都是實例。

民主的病徵

今日民主的主要病癥有五。第一,只有「多數統治」,沒有「少數權力」。民主最早的定義,就是多數人掌權,有別於斯巴達、共產國家的「寡頭政治」和一人掌權的獨裁政治。但少數服從多數,必須伴隨著多數尊重少數。然而在新興民主國家,卻演變成「贏者全拿」,時常發生反對黨不接受選舉結果,抗爭不斷、社會動盪。

第二,政治人物在選舉中不擇手段、討好選民。

兩千年前羅馬共和的雄辯家西塞羅,採用「儘量承諾選民」(promise them anything)的討好策略競選行政官,的確贏得選舉,但對手不服,舉兵抗爭,造成羅馬內戰頻仍,西塞羅自己也在廿年後死於戰火。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不擇手段贏得選舉,敗選者不會服氣,會造成社會對立和動亂。

雖有歷史前車之鑒,但美國前總統卡特的選舉大將卡維爾(James Carville)卻曾公開、自傲地表示,他將西塞羅的策略奉為聖經。可見美國的民主選舉中功利虛偽的趨勢。

另一個後遺症,是亂開支票,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債留子孫。今天歐洲的西班牙、希臘,正在嚐苦果。法國、義大利也背負預算赤字長達卅年。在台灣,農委會預算竟有三分之二花在各種年金和補貼,也是同樣問題。

第三,政治權力受到商業利益擺佈。

民主選舉需要龐大經費。四十年前,美國期中選舉競選總經費近八千萬美元,不到十年就膨脹到三‧四億美元。大財團透過政治獻金,影響政策,甚至控制政府。1971年,華盛頓登記有案的的商業遊說機構團體只有145家,到了1982年已增加到2445家。

有人說,自古以來政治權力和金錢本就牽扯不清。可是,如果是權力控制金錢,還好,反過來,一定出問題。美國《時代雜誌》就曾在2011年11月2日詳細披露:華爾街金融大亨如何透過兩黨國會議員,阻礙政府彌補監管財團的法規漏洞,最後導致○八年雷曼兄弟倒閉,金融海嘯爆發。

第四,普遍短視的群眾,不利政府永續經營。

民主政治中的權力來自群眾,但群眾在本質上,關心本身眼前利益。只有少數無私心、有遠見的菁英,願意犧牲當下,換取下一代的幸福。群眾的短視,限制民選政府的長期規畫,讓政策很難做到永續經營。

第五,相互監督制衡,演變成政黨惡鬥、政治僵局。

兩百多年前美國開國元勳鑒於法國大革命後暴民政治的教訓,設計出三權分立,菁英和群眾間、兩黨間的相互制衡制度。走到今天,弊病已超過優點,演變成政黨惡鬥、政策癱瘓、政府關門,陷入政治僵局。

是什麼引發了這些病癥?資本主義過度發展下,貧富差距惡化、社會對立增加,不但放大了民主政治傳統弊病,也讓「容忍異見」的精神消失。

優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尊重不同的意見。但資本主義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過度發展,唯利是圖,造成貧富差距惡化,維持社會穩定的中產階級力量衰退。

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基層群眾相對剝奪感增加,不信任富人和政商勾結的政府,「佔領華爾街」運動應孕而生。另一方面,日漸增多的群眾抗爭,使富人感受到威脅,促成了極端保守的茶黨出現。共和黨被迫靠向極端,導致美國國會兩黨對立升高,容忍消失。媒體報導也隨著社會分裂、政黨惡鬥而兩極化,失去公正客觀。

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經典名言,「我不同意你,但為了保護你的言論自由,我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已不復見。

道德淪喪也是群眾不信任富人的原因之一。七○年代以前,大企業家是美國價值、制度與道德的守護者,是人民表率。但今天,不少企業家已變成厚顏貪婪的代表。

美國作家柏克(George Packer)在2011年底《外交事務》季刊中〈破碎的契約〉(The Broken Contract: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cline)一文中就表示,貧富差距與社會對立惡化,讓民主政治中原來存在於政府和人民間的契約,已遭破壞。

民主的救藥

在美國民主政治黃金年代盛行的「民主菁英主義」(democratic elitism),認為美國民主政治得以維持兩百年,主要靠菁英的力量。他們是有道德、有學識、收入和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一般來說,他們比較理性、容忍異見、不極端,是穩定的力量。

民主菁英主義直到1980年代還有很大影響力,但現在幾乎已聽不到。要改正當前民主的缺失,應該讓菁英有合理的影響力,使菁英和群眾的力量得到平衡。

而要找回淪喪的道德,恢復失去的榮譽和操守,透過長期教育的耕耘,讓人類社會中的心靈和物質並重,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而最新科學的發展,證實心靈的存在,將是有力的助因。2011年9月,首款腦波電視已問世,就是應用的實例。

過去150年,人類自然科學發展以物質為主,促成物質文明的突飛猛進,也影響到社會科學的發展。在1960、70年達顛峰的「行為主義」便是典型的例子。

它的出發點是蔑視心靈和道德,重視行為和物質。它的優點是追求客觀、排斥主觀,提倡「價值中立」(value free)。但演變到極端,變成沒有對錯 (value relativism)。由於物質科學極度發達,精神層面被忽略,學術界甚至認為詢問道德是非是可笑的事,最終導致社會道德的沉淪。廿世紀中期之後,政治學重視講權力的現實主義,嘲笑講理念的理想主義。其實歷史上成功的領袖,沒有不同時重視權力與理念的。

曾經在1980年代準確預言前蘇聯將崩潰的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事後,1990年初期接受訪問對未來的看法。他的回達是「精神主義的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spiritualism)。理由是:前蘇聯奉行的共產主義建立在物質主義上,所謂「唯物辯證法」;美國奉行的資本主義,也建立在物質主義上。前蘇聯垮台了,而美國弊病也開始浮現。所以將來世界的出路是「精神主義的復興」。

布里津斯基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卡特總統國家安全會議顧問(相當於台灣國安會秘書長)。他對世局的深入的研究和實務的經驗,使他超越只重視物質的行為主義槽臼。他在廿多年前對未來的看法今天更值得重視。未來在新的紀元裡,我們應找到心靈和物質平衡,道德和務實並重,精英和群眾互補,少數服從多數和多數尊重少數並行的的民主精神。

瀏覽次數:10022

延伸閱讀

前華府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防部副部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兩岸關係、中國人民解放軍。甫發表新書《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
「獨立評論@天下」提醒您:
1.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2.發言時彼此尊重,若涉及個人隱私、人身攻擊、族群歧視等狀況,本站將移除留言。
3.轉載文圖請註明出處;一文多貼將隱藏資訊;廣告垃圾留言一律移除。
4.本留言板所有言論不代表天下雜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