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鉅著中，描寫男主角尚萬強因偷竊一塊麵包，原被判5年有期徒刑，卻因不服判決而多次越獄，最終在牢獄裡待了19年；出獄後持假釋證明求職碰壁，最後再度竊取米里艾主教的銀器，反而受主教感化而重新做人。藉著這部作品，雨果傳達了美好的願景：「將來人們會把犯罪看作一種疾病，由一群特殊的醫生來醫治，醫院將取代監獄。」「罪惡應以人道主義精神，以道德感化來處理。」
大文豪的願景盡寫在書中的情節裡：警探的窮追不捨無濟於事，反倒是主教的寬宏大量，改變了尚萬強以及其他許多人的生命軌跡。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150年後的今天，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減少了在司法體系的資源投入。感化勝過懲罰，只能是小說家的美好夢想嗎？
去年9月，尤姓男子在住處附近撿拾紙箱，因失主提出竊盜告訴，遭警方以涉犯竊盜罪嫌移送檢方偵辦，尤姓男子在開庭完後，翌日前往告訴人住處門口自殺以示抗議。為此監察委員特別提出調查，指資淺檢察官雖無逼供事證，但因對「微罪不舉」的誤解，費心力去辦「蟻螻」小案，卻造成不幸。監委引用黃世銘的談話指出，「檢察官應對微罪勇於作出不起訴處分」，有效使用司法資源，以維護社會安定。
不過監委報告中所言：「現行刑事訴訟法暨相關法規對輕罪處理方式劃分未明，未能鼓勵檢察官作成職權不起訴處分，致使輕罪案件亦需歷經審判程序，不無徒耗司法資源而未能落實微罪不舉之刑事政策。」卻似乎與事實有段差距。
關於檢察體系得為「職權不起訴處分」之案件類型，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及第376條之規定，除「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外，尚包括竊盜、侵占、詐欺、背信、恐嚇取財、贓物，以及該條第一項之輕罪，包括常見的普通過失致死、過失傷害、傷害、無致人受傷的酒駕、毀損、恐嚇、賭博、重利、妨害名譽、通姦、侵入住宅、施用二級毒品、輕微的商標及著作權侵害等案件，範圍之大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一般善良老百姓也許說不出「比例原則」等專有名詞，但大概都同意「重罪從重量刑，輕罪從輕量刑」，但如果以上這麼多「輕微罪行」，檢察體系都得以「職權不起訴處分」，試問誰還想要遵守法律？被害人的權益保護何在？社會的秩序還能維持嗎？
誠然，公正無私的「天秤」或許也需一定程度的成本效益衡量。一般刑事案件，包括警局製作筆錄、辦理移送，開庭及為必要之調查、撰寫結案書類，過程中至少有司法警察、法官、書記官及其他分案、統計等行政人員涉入，假設共花費10小時的工時，再以平均最低工資估算，包括影音光碟、電費、卷宗紙張，一件刑事案件「偵審程序」的司法成本至少也要成千上萬元，遑論加計因無法易科罰金而入監執行，監所應負擔的成本。
因此，如果只在店裡偷了幾百元的小東西，是不是就應該一律「微罪不起訴」呢？
完善的成本效益分析，需要考慮有形的、無形的；短期的、長期的成本和效益，不是單純比較個案的表面而已。罪刑如果僅由個案的「損害程度」、「偵審成本」來思考，就忽略了刑罰本有應報、預防、教化三項主要功能。若僅考慮「成本」，則是否統一規定「凡財產損害折算若干元以下」者，蓋為不起訴處分？又若僅考慮行為人之弱勢處境、情堪憫恕，則是否統一規定「凡中低收入戶、單親、身心障礙、老年年滿若干歲以上」者所為之竊盜等財產犯罪，蓋為不起訴處分？
人是複雜的生命體，再繁複的法律體系，勢必難以考慮千百萬個體的差異。刑事司法恐難以劃一量化標準，由電腦運算決定。也因此，是否為「職權不起訴」處分，難做齊一標準，而往往必須由檢察官參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對個案予以認定。
尚萬強當然是個小說裡的成功典範，然而或許也是少數「人生大轉彎」的特例。常言道：饑寒起盜心。依據法務部每年編印「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竊盜罪有罪執行人數約佔一成；分析竊盜者之職業，無業者約占四成五至五成之間；受刑人為再累犯者，竊盜者亦約占二成左右。雖然資料無法看出竊盜情節，但當中必然有不少失業之弱勢族群，為生活所逼，僅竊取少許價值低微之物品，又因無力繳納罰金而入監執行。
高風險的社會弱勢族群，有多少可以因微罪不舉、感化施恩而成就大事業呢？如無社會福利機構介入，其經濟之處境會不會迫使他們持續以犯罪手段謀生呢？如概因「情堪憫恕」而認檢察官應為職權不起訴處分，則被害人情何以堪？竊嫌是否可「化整為零」、更有恃無恐？以伸張正義為職責的檢察官，適合轉化角色為悲天憫人的慈善家嗎？讓「民眾財產權受害時無從救濟、忍氣吞聲」，就是國家濟弱扶傾之道嗎？
司法實務上，由於檢察官得為職權不起訴處分的「輕罪」範圍，遠比一般民眾想像的為大；為節制權力濫用並尊重被害人追訴的意思，檢察體系訂有以「得被害人宥恕」始適合為「職權不起訴處分」的不成文規定。
「得被害人宥恕」似乎是個比較人性化，考慮個體差異的經驗法則。米里艾主教不追究，造就了尚萬強發光發熱的人生轉折。當然，被害人的社經地位不同，寬恕的臨界點也不同。但被害人和竊犯一樣，都是人心肉做的，對於初犯，對於處境堪憐的微罪，都有憐憫之心，也大都有寬恕的意願。同樣地，在檢察體系偵辦實務中，被害人拒絕寬恕的理由往往也很簡單：「不是第一次了！」
對於素行不良、前科累累，刑事記錄上「兒少／詐欺／竊盜……」連編累牘的「微罪」犯罪人，如果被害人不願寬恕，可能也就表明即使損失輕微，但已屬社會難容的「微罪」，如此一來，司法體系也就沒有不伸張正義的彈性，沒有扮演慈善家情懷的空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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