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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我到新加坡出差,訪問著名的創業聚落Block 71。這是一個原本即將被拆除的舊廠區,被官民聯手搶救了下來,改造成新創公司的基地。不料推出後大受歡迎,從剛開始的一棟BLOCK 71,延綿到隔壁兩棟 Block 73和Block79。由71樓走到79樓時,經過一個穿堂,牆上居然畫了一幅塗鴉畫。我告訴同行的當地友人,這是我在新加坡看到的第一幅塗鴉,他回說:塗鴉在新加坡現在已經合法。

「塗鴉已經合法」,這話可真是吊詭。

塗鴉出於人不能抑制的表達慾望,從遠古到現代,有話要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來自人的社會性(魯濱遜如果在荒島上終老一生,也不寄望被後人發現,大概不會到處塗鴉)。從法國兩萬年前洞穴原始人在壁畫上畫的野馬、野牛,西遊記裡老孫在如來掌心寫下的:「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到現代的廁所文學,或是在廢墟或城市某一偏僻角落的滿牆塗鴉,都因為人們有話要說。這種表達慾望不能被壓抑,越壓抑,越要找地方發洩。

2012年,美國矽谷,匿名塗鴉客。作者提供。

從城市的角落生長

現代城市裡的塗鴉能夠逐漸得到更多的尊重,必須感謝一個簡單的科技發明:噴漆(spray paint),因為這個工具獨特的表達效果,讓塗鴉可以進入美術的殿堂。噴漆筒集顏料和畫筆於一身,省卻了操作兩種工具的麻煩,調整噴漆筒和牆壁的距離遠近,便可以控制顏色的濃度和深淺,造成特殊的3D效果。加上塗鴉作品尺幅巨大,遠遠超過精緻美術的尺寸,只有噴漆才能滿足大面積、高速度的要求。

為什麼需要高速度?因為要躲警察。70年代,紐約塗鴉氾濫,市政府不但禁止塗鴉,甚至管制噴漆筒的銷售。當時地鐵車廂內外塗鴉滿佈,市政府花大錢重漆之後,反而正中塗鴉者下懷,白淨的車廂提供了最理想的畫布。又因為治安惡劣,盜竊頻仍,警察局長發明了「破窗理論」,主張如果社區到處是不加修補的破窗戶,滿街的塗鴉,歹徒會誤以為警察執法無力,認為有機可乘。因此紐約市政府編列了大筆預算,大肆修補破窗,全市清洗塗鴉。從此塗鴉客和執法單位開始了貓捉老鼠的遊戲。

塗鴉不是紐約的特殊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大都會的普遍現象。主管當局多半視塗鴉為城市的皮膚癌,不加以處理,一定會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而充滿塗鴉的巷弄角落,也確實隱藏著貧窮、幫派、犯罪、毒品各種負面素質。因此越保守、講究秩序、追求穩定的城市,越不能接受塗鴉。

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藝術都有它的價值,除了美感之外,藝術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向扮演了啟發、宣傳、擴大的功用。而塗鴉不但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藝術,更具備某些其他藝術無法提供的重要功能。

2011年,柏林,塗鴉客BLU作品。作者提供。

向主流嗆聲的美感挑戰

歷史上屢次證明,敏感的藝術家往往是社會潮流的先知。最正統的塗鴉,一定具備相當程度的反體制、反規則、反社會的精神。創作者在一個不被允許的場所,不為人知的時間,提心吊膽,藉著創作一幅塗鴉發表了自己的一個觀點、一種思想。這個觀點不為了附和,而是嗆聲,選擇站在主流社會的對面,提供一個讓觀賞者反省的角度。這種思想也許不合潮流,但開風氣之先,可能匯入未來的新主流。因此塗鴉雖然是次文化,卻常成為豐富主流文化的有機養分。

塗鴉也是一種公共裝置藝術(Installment Art),它能提供的空間美感和社會功能,精緻美術無法望其項背。一幅精緻美術的畫作,被典藏在美術館裡,展示在明亮的燈光下,兀自獨立,自成一個世界,跟觀賞者進行一對一的對話。而所有的塗鴉無論畫在暗巷、廢墟、鐵皮屋、貨櫃火車、地下街、天橋下,都必然依附於它所存在的公共空間,周圍的建築、景觀、天空線,都在幫襯,成為作品的一部份。而人來人往,既在看畫,也被人看。如果把塗鴉從環境抽離,就好像一條魚出水,做成了魚標本,失去了生命。

塗鴉也碰觸了一個嚴肅而難以回答的問題,究竟誰擁有公共的空間?誰該左右你我的視線?在人潮洶湧的街頭豎立起一個醜陋的鐘樓,寧靜公園的一角突然出現一座幼稚的雕塑,省錢的屋主裸露出房屋側面的內牆,或是巨型廣告牌林立形成都市叢林,這些有礙市民視覺美感的行為,都是誰在作主?事前有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那麼塗鴉畫家佔據一個角落,塗鴉一幅作品,爭取對空間的一點發言權,有何不可? 

2015年,台北市信義路,台灣塗鴉客ANO及BOUNCE作品。作者提供。

街頭、反骨、創新

在現代城市裡,塗鴉已經開始跟街頭美術(street art)合流,成為城市創意活力的指標,甚至跟創新創業搭鉤。因為塗鴉畫家的不平則鳴,跟創業者想要改變世界的動機十分類似,不受傳統侷限、不按牌理出牌的反骨心態又同出一轍,再加上現代創業者多是工程科學背景的「主幹」(STEM,代表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只有加上藝術, STEM加上 A(Art),才能成為「蒸汽」(STEAM)。

2005年,臉書搬進灣區新辦公室時,年輕的創辦人祖克伯決定留下一片塗鴉牆,並聘請了一位塗鴉畫家David Choe創造了一副壁畫,酬勞6萬美金。這位韓裔塗鴉畫家曾經數次出入監獄,一貧如洗,6萬美金不是一筆小數字,但他賭性堅強,居然選擇拿這家成立才一年的小公司股票。7年後,小公司上市,David Choe的股票價值2億美金,報酬率超過3,000倍,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酬勞最為豐厚的畫作。

這種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當然不可能複製,但卻是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了矽谷的新創公司,例如臉書,如何擁抱塗鴉這種反主流文化,不但藉以美化辦公空間,並且激發同仁的創新動機。如果看到網路上祖克伯和David Choe共創一幅塗鴉的影片,便很能感受到這種氣氛。

草根的生命力

塗鴉藝術發源於美國,光大於歐洲,對台灣而言算是舶來品。台灣的塗鴉藝術大約還在被社會大眾視為離經叛道的階段,但經過長住台灣的西方塗鴉客,從美國回台定居的台裔年輕人,再加上土生土長的塗鴉畫家彼此間的觀摩和較勁,近年來塗鴉水準逐漸提高。從90年代呂學淵初嚐塗鴉,成為台灣塗鴉文化的始祖,到CHEK、SAME,NOE,REACH,BOUNCE,ANO,Bbrother等塗鴉客鍥而不捨的創作, 也逐漸累積了一些能量。台大建築及城鄉研究所畢恆達教授還寫了一本專書:《塗鴉 鬼飛踢》(Graffiti的音譯),對於塗鴉的起源和現況做了一個拼圖式的介紹。難得的是還有一位熱愛塗鴉藝術的年輕人朱怡瑾成立了一個「悠畫廊」,在台灣這塊塗鴉藝術貧瘠的土地上墾荒。

既然生來就帶著反體制的血統,塗鴉藝術永遠不會成為主流。有的塗鴉客出了名,畫作在畫廊中被愛好者或美術博物館以高價收藏,像是Keith Haring,Jean Basquiate (注意他們都用了全名)。但更多的塗鴉客選擇終身匿名,保持站在主流對面的純粹身份,例如英國的Banksy,義大利的BLU(採用單名是塗鴉客的慣例)。 

2014年,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附近鄉村農舍,不知名塗鴉客。作者提供。

用一顆柔軟的心,給予更寬廣的欣賞 

培養優質的塗鴉文化需要三個元素:夠水準的塗鴉作品,有格調的塗鴉客,和能夠包容塗鴉的社會。這三個因素自然是互為因果,然而最難培養的可能還是第三者。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具備最起碼的美感,才不致於一方面濫用合法程序,將滿佈各街道的壓電箱上畫上粗糙的風景畫,一方面卻對嘔心瀝血的塗鴉作品無法給予適當的尊重。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認識創新不能只靠科技驅動,一顆柔軟敏感的心才是創意的源頭。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更加開放、多元,接受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永遠存在一個灰色地帶。這個灰色空間提供了緩衝的作用,讓社會有時間處理不知如何處理的新現象。

有了一個這樣能夠欣賞包容塗鴉的社會,塗鴉客才有呼吸的空間,有機會追求更多的選項,創作高水準的塗鴉作品。也許有人寧願像Banksy 或BLU一樣繼續隱姓埋名,持續地下塗鴉的創作:也許有人選擇冒出地面,善用在塗鴉世界裡練就的一身功夫,創作可以收藏在室內空間的作品。

塗鴉文化對台灣的社會大眾是一個未知的世界,甚至是禁忌的圖騰。但如果能夠在城市裡給塗鴉藝術留出更多的物理空間,社會大眾也能對塗鴉騰出更寬廣的心理空間,也許我們的城市會更美麗,我們的社會心靈會更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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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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