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方面努力打造一個政治經濟人人平等的社會,另一方面也鼓勵人人力爭上游,出人頭地,追求高人一等的成就和財富。

這兩個目標是否相互矛盾?  

烏托邦式的經濟平等不但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有人戲謔地說:快樂從哪裡來?快樂就是收入比同學高,房子比鄰居大,車子比同事豪華。這樣的快樂秘方雖然不完全正確,卻也反應了一般的人性。 

以經濟能力來區分的社會階級因此會永遠存在。社會階級本身不完全是問題,因為它提供了階梯,帶動社會的進步。但若社會階級持續朝以下兩個方向發展,必然會造成難以忍受的問題。

一是過多的社會資源大量流向上層階級,其次是社會階級開始固化,以至於上下移動困難。

前者是最近幾年來熱門的貧富懸殊問題,無論是日益增加的基尼指數,或者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中抨擊的從「民有民治民享」到「1%有1%治1%享」,都是全球關注卻還束手無策的問題。但如果把貧富懸殊的社會不平等問題(social inequality)跟階級固化難以產生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相比,後者的後遺症更為嚴重。

社會流動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既能激發社會成員的潛力,更能解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立足式的平等絕非現實,齊頭式的平等弊多於利,從任何一個時間點的靜態剖面來看,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將永遠存在。但如果一個社會上各個階層可以上下自然流動,沒有人為路障,下層的人有平等的機會向上移動,上層的人除了慣性外沒有外在因素保證他永遠享有資源和地位,從時間軸上的動態變化來看,這種沒有先天障礙的社會流動,才是現代社會可以期待、有機會建造的平等。

中國人常說富不過三代。從前封建社會裡,政治力量高於經濟力量,中國的科舉制度是社會流動的驅動力,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政治地位一提高,經濟資源便隨之而來。但天威難測,皇室有更替,朝代有興亡,經濟資源可以快速累積但無法永保。就以清末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為例,從發跡到富甲全國到家破人亡,不過才20幾年時間。

同時期的歐洲,既有歷史悠久的貴族階級,政治特權受到保障,後來又發展出公司等社團制度,個人財富得以法人化,世代間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動較缺乏活力。

因此就社會流動的角度而言,19世紀前中國較歐洲更勝一籌。然而自從20世紀開始,東方不斷向西方取經,尤其在世紀末後四分之一,台灣及中國採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迅速發展,初期雖然造就了不少新富,增加社會階層間的流動,但同時財富也逐漸向高層集中。幾次經濟危機之後,失業率高漲,受害的多是社會中低階級,以至於社會流動逐漸開始放緩。

社會移動有兩個不同的時間軸,一是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一是代內移動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所謂代際移動指的是父代和子代社會地位的變化,上層社會裡,上一代的財富或地位,下一代不保證無條件延續,下層社會裡,上一代的貧窮和愁苦,也不會成為下一代的命定枷鎖。而代內流動是指一個人一生中社會地位的變化,他是否擁有跟其他人一樣的機會,可以在這一代之內,向上移動(自覺高處不勝寒,甘願向下移動的人究竟是少數)。

代內流動還容易改善,代際的流動則不免受制於強大的慣性。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這不只是天生(nature),也是後天環境(nurture)使然。

現代社會雖然沒有世襲,但是政治人物的生命經常能延綿子孫親友。美國的布希家族出了兩位總統,很可能再出現一位總統候選人,台灣的政治世家更是不可勝數。在經濟層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也大幅減低了經濟資源在社會階層間的移動。依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 Gregory Clark的研究,美國社會最高階層、或最低階層大約要歷經10到15代,300至400年的時間,才會逐漸迴歸到社會平均中線,可見社會階層世代傳承的慣性相當頑強,如果沒有外在的力量很難突破。

在所有增加代際流動的方法中,最有效的便是教育。教育的效果本來跟投入資源成正比,社會高層資源多,容易得到較佳的教育機會,相反的,社會底層的子女便處於劣勢。要增加社會流動,便需要以教育政策扭轉這個慣性。

增加教育普及率,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增加對貧困家庭學前幼兒教育的補助,這些都是政府常見的政策,都能改善社會階級的流動。除此之外,大學學費和職業教育是兩個常見的議題。

美國人一向自豪美國夢,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美夢成真。但有一項調查顯示,美國全國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中,42%的下一代停留在這一階層,相較之下,英國只有30%,丹麥更低到25%。 這五分之一的人群中,有多少下一代可以爬升到最高收入的五分之一呢?美國只有8%, 英國12%,丹麥卻高達14%。

為什麼自由經濟的旗手美國反倒社會流動表現最差?除了美國的窮人真得很窮之外,美國的高學費政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1971到2011年的40年之間,五分之一的低收入戶中,州立大學一年的學費佔其年收入的比率,從42%暴漲到114%,這樣高的比例,哪家父母能夠負擔?即使有大學貸款,還款的壓力下誰能喘氣?

相對照之下,社會主義傾向的歐洲國家一向學費低廉,甚至就在9月底,德國總理梅克爾宣布了全國大學免費就讀,連國際學生也一視同仁。一位德國官員甚至說:收取學費,就是一種社會不公。

職業教育也是德國的一個特色。雖然有人批評德國教育過早分科,9歲學童就必須選擇是否進入職業預校,但除了這個批評之外,德國的職業教育學制,對於增加社會流動十分有利。

德國的職業預校一共修習五年,畢業時學生14歲,然後進入職業學校,學習三年,17歲畢業,如果想要繼續進修,還有專科學校,學習兩年,19歲畢業。

這樣的設計,學生可以分站下車,無論15、17或19歲,隨時可以結束學業,開始就業。不僅學生不同的興趣、性向、學習能力可以各自發揮,更重要的是視家庭經濟狀況,可以選擇在不同的年齡進入就業市場,一方面減輕家庭負擔,一方面增加收入,對努力脫離貧窮的家庭而言,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增加就業率和降低創業門檻,是另一個重要的增加社會流動的政策。失業是社會階級向下移動最主要的原因,一個需要養家糊口的人,一旦失去工作,下一代的未來也同時被打了折扣。最近十年全球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成為失落的世代。不難想見,受到衝擊最大的多是來自社會底層的青年,沒有工作,如何能向社會上層移動呢?

因此除了特別為年輕人設計的提高就業政策之外(說實在,就業率比薪資水平更為重要),降低創業門檻是另一重要選項。我在《願微型創業滿地開花》這篇文章中提到,微型創業看似微不足道,但提供了比大中小型企業更多的就業機會,縮短了社會階層間的鴻溝,是增加社會流動不可缺少的選項。

提供完整的基本建設,是增加社會流動另一項國家無可推卸的責任。低收入人口多居住在鄉鎮和偏遠地區,跟城市相較,基本建設先天不足,造成社會代際流動的先天障礙。

除了道路、橋樑、水電、通訊之外,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基本建設可能是寬頻網路。寬頻網路敞開了鄉鎮的資訊門戶,外界的動態、訊息、知識由此進入。最近幾年MOOC教學的發展,更能大幅降低城鄉教育的落差,提高低收入人口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效果,增加他們在社會階級垂直流動的機會。

台灣近年十分強調社會的平等和公義,事實上,兩者都是複雜的觀念,既需要訴諸理性,也無法避免感性;既需要訴諸感性,也不能失去理性。在平等和公義上,台灣改進的空間很多,朝野需要更多的努力。

但是如果只注意不平等的靜態現實,便可能引起分食大餅的爭論。如果注意到社會流動的動態可能,就變成一個公平的競賽,各憑本事,人人都有機會。

改善現狀和創造未來,這兩者間的差異非常微細,但可能十分重要。台灣過去廣泛發放各種年金,多是雨露均沾,買票心態居多,後來的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多以救助為出發點,以改善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將來呢?是否有可能師法英國:敞開大門,打破障礙,用增加社會流動來創造更為平等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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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 Acorn Pacific Ventures 創投基金共同創辦人。職場生涯中一半台灣,一半矽谷,一半企業,一半創投。因創投業務廣泛接觸三江五湖能人志士,近距離觀察產業更迭,深刻感受到名與實,見與識,知與行的差距,無論創業或人生,真正成功的人都能縮短其中的差距。 著有《小國大想像》臉書專頁)及《錫蘭式的邂逅》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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