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晚間,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突如其來的一紙公告,震撼了整個台灣自行車產業:即日起,美方將暫時扣押巨大(Giant)在台工廠製造的自行車與零組件,理由是產品製程疑涉「強迫勞動」。
這不僅僅是一場貿易糾紛的開端,更像是一道刺眼的白光,終於照進了一條漫長又幽暗的隧道,逼使我們不得不正視,那條早已在產業深處盤根錯節、卻長年被忽略的陰影:台灣移工制度的結構性問題。
許多國際品牌早已要求供應鏈遵循 RBA(責任商業聯盟)標準,全面落實「零付費」政策,確保移工無須為了工作而承擔高額費用。對全球企業而言,「不讓移工為工作付錢」不再是道德選項,而是進入供應鏈的最低門檻。
然而,儘管有部分企業開始改由公司吸收部分費用,但整體而言,業界普遍認知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台灣現行法規與國際標準,依然存在著顯著落差。
對許多人來說,這句話或許只是一則制度評論;但對我而言,它卻是刻在生命裡的一段血淚記憶。
20年過去,買工費依舊高達6,000美元
20多年前,為了來台灣工作,我向父親開口要了1,000萬印尼盾(依當時匯率換算約新台幣4萬元)。那時家境並不寬裕,但父親沒有半點猶豫,默默將錢交給我。其中300萬用於交通費和生活費,700萬則交給印尼仲介。這筆錢還不包含護照、體檢等雜項費用。為了湊足所有開支,我甚至賣掉了母親送我的17歲生日禮物,一枚金戒指。
印尼仲介告訴我:「工廠只要男性,而且仲介費是3,000萬印尼盾!」那一刻,我才明白,性別與金錢早已在我出發之前,就替我關上了大門,我根本沒有機會踏進工廠。然而,我的腳步已經踏上了出國打工的路,無論門口是敞開還是緊閉,我都只能往前走。
初到台灣的第一個月,我的薪水扣除各種費用後,只剩下不到新台幣500元。因為要支付體檢、健保、居留證費,還有最沉重的,每月1萬元的仲介費。當時的基本工資是15,840元,我連續繳了14個月,總共14萬元的仲介費,直到第二年才領到第一筆「全薪」。
那時政府雖已修改規定,限制仲介每月收費上限為第一年每月1,800元、第二年每月1,700元、第三年每月1,500元,但仲介卻威脅:「政府訪問時妳要說我們只收1,800元,不然就會被遣返回國!」
更惡劣的是,有些仲介在移工繳清所有仲介費之後,竟無理由地終止聘僱並遣返,再重新引進新移工收取仲介費。政府後來才被迫修法,要求終止聘僱前須由地方主管機關確認移工真意,並依法辦理離境備查,以防止這類剝削。
時光飛逝,20年後的現在,除了RBA供應鏈中的少數企業外,大多數產業類移工依然要繳交3,000至5,000美元的「買工費」給台灣仲介。除此之外,還有母國仲介費(通常相當於一個月在台薪資)、護照費、體檢費、交通費等,總額常常超過6,000美元,才有機會踏上台灣的土地。

制度中的「失聯誘因」
問題的根源並不僅僅在於企業願不願意吸收成本,而在於整個制度背後的結構性矛盾:為什麼「零付費」在台灣如此難以落實?
雇主最常提出的質疑是:「如果我支付了所有費用聘僱移工,結果他來台後失聯或要求轉換雇主,那我不是白花錢了嗎?」這個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2025年8月,台灣失聯移工人數已高達94,301人,這個數字背後,是一連串複雜且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表面上,失聯的理由看似與個人選擇有關:有的人因為無法轉換雇主、雇主不當對待或工作不適應而離開;有的人因為戀愛或家庭因素而逃跑。然而,若僅僅把問題歸咎於移工本身,就忽略了更關鍵的事實是制度的設計,把他們逼進了失聯的死胡同。

資訊斷層、管道封閉:逃跑成為最後出路
制度的限制不止於此。即便移工得以順利終止聘僱並獲准轉換雇主,由於聘僱外籍勞工必須符合一定的資格與流程,他們也無法像本國勞工一樣,直接透過104、1111等求職平台主動尋找職缺。資訊的不對稱與求職管道的匱乏,使得多數移工根本無從得知哪裡有企業真正需要人力。
理論上,仲介應該是協助移工媒合工作的重要角色,但現實卻恰好相反。由於仲介在引進新移工時可收取高額「買工費」,甚至因激烈競爭而與企業談妥回饋金,大部分仲介並不願承接國內尋找新工作的移工案。無奈之下,許多移工只能轉向抖音、臉書等社群平台尋找機會,卻也因此頻頻落入求職詐騙的陷阱。在缺乏資訊、缺乏管道、又缺乏協助的多重困境下,許多移工在60天的轉換期限屆滿後,別無選擇,只能以「失聯」作為最後的出路。
更複雜的現實是,還有另一群早已在台工作超過12年、原本符合「中階技術人力」資格的移工,因為申請門檻過高、審查過於複雜,始終無法完成轉換。對他們而言,「失聯」不只是逃避,更是唯一能繼續留在台灣、延續生活的選項。
痛苦卻必要,移工制度改革的第一道曙光
從美國扣押巨大自行車的事件開始,一道光照進了台灣長年存在卻習以為常的隧道。這不只是供應鏈管理的問題,也不只是某幾家企業的道德責任,而是整個社會長期對「移工」兩個字所抱持的結構性冷漠。
20多年前,我為了來台賣掉了母親送的戒指。20年後,無數移工依然走在我曾經走過的那條路上,仍要借錢、賣地、典當家當,只為了來台灣「工作」。這條路,看似通往機會,卻對許多人而言更像是一條漫長的隧道。
「隧道」的本質,不是沒有出口,而是出口被重重封住。如今,國際規範、供應鏈壓力和社會輿論正讓這道光逐漸滲入。這或許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也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真正重建一個更公平、更有尊嚴的移工制度。 而我,也終於在這條漫長的隧道盡頭,看見了一點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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