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汗司法」這口號，出現於近8年前蔡英文總統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期間，之後陸續獲得外界關注。這幾年間或有立委舉辦公聽會，或有民間團體舉辦研討會，難道司法體制下的公務人員是草莓族，不過結個案件就大呼小叫？還是吃不了苦、不願意為民眾的案件奉獻？
答案當然不是，而是案件數量遠遠超過每位司法人員所能承擔的能力，工時越來越長，卻仍遏止不了案件如潮水般湧來。那種滿滿的絕望感，讓「血汗司法」成為現在進行式。
面對法制面變革，司法行政努力給予支援
在司改國是會議後，對於「司法院增取總員額」已有共識，當時就著手修改相關法律，在108年間將司法機關員額上限由13,900人修正為15,000人，補了1,100位人力。看似大手筆的給了人力，怎麼才不到5年光景，人力又再度吃緊？
實際的原因是：這幾年為了落實更多的司法照顧，例如《勞動事件法》、國民法官制度、《憲法訴訟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精神衛生法》、《少年事件保護法》等各類法制面紛紛有所變革，這些人力紅利早就所剩無幾。
司法主政當局也知道，增加人力只是救急不救窮，因此也不斷嘗試做出更多訟源疏解，如更多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DR）、刑事案件從偵查中就嘗試調解等措施。此外，疫情後逐漸放寬法庭的遠距訊問，還有刑事審判程序中將獨任案件種類擴大，陸續補足了法官審判需求的輔助人力，同時導入更多新科技，像是法庭開庭時的即時語音功能，讓製作筆錄事半功倍。這都說明司法行政也想法設法，給予第一線人員各種支援。
案量不斷增加，新增人力也跟不上
然而，增加員額在此時此刻仍然非常迫切。第一個原因就是案件數量無止盡的增加。以筆者服務的單位來說，108年的總收案量為8萬件左右，但去年卻有將近11萬件。辦公人力並沒有顯著增加，案件卻足足多了快3萬件。尤其近年來台灣盛行詐騙及洗錢案，前頭的金融監管始終拿不出有效的遏止辦法，後頭的司法程序只能亡羊補牢的收拾殘局。
另外還有因應社會重大事件的變革，像是震驚社會的新北市國中生殺人事件，當外界誤會、不斷譴責司法在《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的效應，要能接住高風險的少年們，勢必要有一些有別於現在的傳統作法。例如「少年保護管束風險管理試辦計畫」，就需要少年保護官、調查官、心理輔導員等大量人力團隊作戰，努力預防未來不再發生憾事。
最後還有司法解釋變動下帶來的災情。像是最高法院大法庭日前裁定，認為「壽險解約金」屬於要保人的責任財產，可以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與以往認為為保單的價值準備金不是要保人的財產，所以不能強制執行不同。這樣一來一往，每個法院的強制執行業務幾乎倍增。
這些新開展出來的業務，都不是當初爭取1,500人時所能料想得到的。再度打開員額天花板讓人力到位，已經是最迫切的任務。沒有人力，卻要有好的司法品質，真的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
配合國民法官制度，全面簡化判決書
那，除了修法提高總員額之外，還有什麼是現在還可以做的？從體制內來說，放寬司法事務官能辦理的業務範圍，也是一個途徑。尤其相較於檢察官事務官可以獨立訊問、並進行刑事案件，司法院對於司法事務官仍然保守的限制於強制執行業務。如果可以將現行比較無關於審判核心的業務（法院一般稱為雜件）劃給司法事務官，讓法官及其團隊能專心集中火力在審判，也是可以改善司法人力困窘的立即解方。
此外，過去司法院不斷提倡簡化判決書，因為製作判決書確實是法官工作中極為繁重的一部份。判決書固然要嚴謹認定證據、充分說明理由，不過過往司法實務的判決越來越冗長，判決書明明是寫給當事人看，卻慢慢變相成了寫給上級審閱的作文比賽。幸好這樣的趨勢在提倡簡化後，稍有止跌回升跡象，不過仍遠遠不足。
制度上，可能可以參考日本法制中的「略式程序」[1] 。簡單來說就是在日本，如果案件被告已經認罪，檢察官可以聲請「略式程序」，法院則是核發略式命令，判決內容上只需要記載犯罪事實、適用法令、應科的刑度及附隨處分，連證據名稱都不用，整體簡化許多。而最重要的是如果之後被告不服，也只要開啟並回復到一般審判程序就好。外國的月亮雖然沒有比較圓，但先進國家的法制，應該可以作為參考。
最後，筆者從近來國民法官案件的判決觀察到：這些過去由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審理完結的案件，通常都伴隨著繁複的判決書，動輒30、40頁是家常便飯。但國民法官程序審結的案件，判決篇幅相對精簡很多（如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重訴字第2號判決）。
過往判決理由是由職業法官審理後慢慢推敲出來，但國民法官案件則是尊重和國民法官一起討論的結果與過程，尤其要避免判決宣判後，國民法官覺得自己當初根本沒有採取這樣的觀點。所以在這樣的框架下，國民法官判決書的寫作，勢必不能和過去傳統一樣。這或許也會是裁判書簡化的一個契機。
[1] 張永宏，〈減輕刑事司法負擔之一策──日本略式程序對於我國簡易程序之借鑑〉，《政大法學評論》2023年3月第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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