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鄒族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高一生獄中家書》。
思慕的春芳：得知妳也健康，比什麼都好。『不管白銀、黃金、寶玉如何珍貴，不及兒女珍貴』記得這和歌吧。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縫紉機被拿走之前，很想穿著妳縫製的衣物。……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水田不要賣。
──1954年，高一生在獄中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家書
話說人生一瞬，浮光掠影。腦海中有些片段，至今仍記憶猶深。
猶記得1995剛進入大學的那年，某日午後我在彼時店面仍在台北溫州街巷弄內的「台灣e店」偶然發現了一張名曰《春之佐保姬》、標榜「台灣傳記音樂」的高一生紀念專輯唱片。瀏覽封面文案得知：〈春之佐保姬〉乃是一首在獄中創作的歌，作者高一生（1908〜1954）出身阿里山鄒族特富野部落、亦為早年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去世時，留給家人一間房屋、一塊水田、一些唱片與書籍，還有他的歌曲手稿和獄中家書。
此處不禁令人聯想，1920年率先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我等台湾人の台湾である）的社會運動家蔡培火（1889〜1983），同樣也是在獄中寫出〈台灣自治歌〉歌詞。彼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自此開啟了我對戰後台灣原住民的白色恐怖，以及他們被剝奪了語言、土地的這段創傷歷史的關注。
閱讀戰後各世代政治受難者的遺書和家書
回想我這一代的六年級生，國中時（上世紀90年代初）都曾經被要求背誦過一篇課文──「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依稀印象裡，當時只覺文中所述生離死別的兒女情長，實在是太戲劇化，但凡為了「大我」的國家民族，往往就能不顧一切犧牲「小我」，諸如此類「理直氣壯」的大義凜然，總是令我不免感到有些隔閡。
之後，隨著「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台灣社會開始進入一段追求本土化的新時代，除了國高中教材新增《認識台灣》、《台灣史》等課程之外，民間單位陸續出版文學、歷史、政治、美術、音樂等各類本土議題的台灣研究，亦蔚為風潮。
2015年，「衛城出版社」首度將早年（1950〜197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郭慶、黃溫恭、劉耀廷、曾錦堂等9位遭槍決的政治受難者寫給家人的遺書手稿，連同其家族後代的訪談故事彙編成冊，出版了《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隨之，2016年「大塊文化」重新再版台灣前輩作家楊逵（1906～1985）的《綠島家書》（初版於1987年由台中「晨星出版社」發行）。及至2020年，又有「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鄒族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高一生獄中家書》。
有別於以往〈與妻訣別書〉這類早年黨國體制下的國文教材所強調、為了「家國大義」而捨棄兒女私情的民族英雄史觀，觀諸近10年來台灣陸續出版戰後各世代政治受難者的遺書、家書，不僅讓人得以重新正視腳下這塊生養我們的土地創傷和歷史，同時也使得這些受難者不再只是睥睨眾生之上的政治犯、革命家，而是一個血肉清晰、有著各種私情愛慾及世俗哀樂的平凡人子、人夫與人父。
音樂，作為一種精神信仰和療癒身心的重要媒介
思慕的春芳：從貴美的信中得知〈春之佐保姬〉這首歌非常有趣且受大家的歡喜。菊花和貴美大聲歌唱的旁邊，妳笑嘻嘻聆聽的樣子，彷彿浮現我眼前。而在那旁邊也有英洋和小美英的身影。……現在收音機正在播放孟德爾頌的音樂。這裡上下午及晚上好幾次會播放很好的音樂給我們聽，使得思念家的我們不知從這些音樂獲得多麼大的安慰。……當今最重要的是食物和孩子們的錢。妳還記得賈利古柏的電影吧，我一定會像賈利古柏一樣地回來。這個冬天的酸苦，就像〈春之佐保姬〉的歌一樣，辛酸痛苦消失的日子總有一天會來臨。
──《高一生獄中家書》
儘管當年身陷囹圄，且有死刑陰影籠罩，高一生仍然持續不斷地寫著一封又一封的家書[1] ，寄給摯愛的妻子和孩子們。根據他的次子高英傑回憶，當年父親寄回家的信，都由二姐貴美[2] 唸給家人聽，成為全家在孤苦無助中最大的支柱。
高一生在獄中書信不只一次提到〈春之佐保姬〉，也希望妻子能夠經常唱這首歌，予以在困頓的環境下帶來希望與安慰。此處「春」指愛妻湯川春子（漢名高春芳），「佐保姬」則是日語中的保護神、愛神與春神。歌詞由日語寫成：
誰か呼びます深山の森で
静かな夜明けに
銀の鈴のよぅな
麗しい声で誰お呼ぶのだろ
ああ さほ姫よ
春のさほ姫よ（是誰在森林的深處呼喚？
寂靜的黎明時候
像銀色鈴鐺一樣
華麗的聲音呼喚著誰？
啊！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呀。）
據說直到春子女士晚年時，患有失智症的她，一聽到女兒貴美唱起這首歌，馬上神智清楚地哼出每一句歌詞。陶醉的神情，彷彿又回到從前與丈夫的快樂日子。
據悉，高一生出生於阿里山的鄒族部落，族名Uyongu Yatauyungana（吾雍．雅達烏猶卡那），10歲那年（1918）父親過世被日本郡守收養後，改日本名「矢多一生」，意為鄒族第一位接受高等學校教育的學生。16歲時（1924）保送進入台南師範學校，在校時展現過人的音樂與文學天份，熱愛彈奏鋼琴，亦曾於暑假期間（1927年）協助俄國語言學者聶甫斯基（N.A.Nevskij，1892〜1937）進行鄒族語言和民間傳說的田野調査工作，合作編寫《台灣鄒族語典》。
畢業後（1930），他回到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3] ，同時兼任「達邦分駐所」巡查，對家鄉的發展充滿抱負。他也曾多次帶領族人（1943年）前往「台中放送局」協助日本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來台採集錄製鄒族傳統音樂。
張泰山2011年加入「統一獅」球隊的「應援曲」（改編自高一生〈打獵歌〉）。
及至戰後（1945年），他改為漢名「高一生」，並被國民黨政府指派為吳鳳鄉（今嘉義縣阿里山鄉）第一屆鄉長，首度提出「高山自治」構想，這也成了他日後遭受政治迫害的導火線。當時高一生為了鼓勵族人開闢田地、勤於耕作，還特地創作了3首〈移民之歌〉：〈到攸伊阿那〉、〈親愛的族人〉以及〈大家來吧〉，用歌曲傳述自己的理念。
（支持《禁錮的餘生》紀錄片，一起守護高一生長女高菊花的生命故事。下篇請見：〈隱藏在音樂中的歷史創傷──為愛受難的鄒族音樂哲人高一生（下）〉）
[1] 高一生被捕後，在獄中持續寫信回家，現存高一生家書共有56封，其中 9 封用中文寫、47 封用日文寫；但實際上，他寫的信應該不只這些。
[2] 高一生與妻子高春芳一共生了10個兒女，其中長男夭折，最上面3個女兒分別為菊花、貴美與澄美，中間3個兒子為英傑、英輝與英明，最小的3個取名為春英、英洋與美英。
[3] 當時為了「達邦教育所」學生演出話劇，高一生特地譜寫一首曲調輕快活潑的日文歌〈鹿狩り山狩り〉（中譯〈打獵歌〉），亦曾帶領族人到台灣總督府前演出，後來這首歌曲旋律成為中華職棒球員張泰山2011年加入「統一獅」球隊的「應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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